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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开阳

乌托邦运动中,中国家喻户晓的民谣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毛泽东追随马恩列的共产主义,为了建立他空想的人间天堂,他把中国人拖入了地狱,最后饿死了几千万人。

正如荷尔德林所说,“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像的天堂的人。”

大办公共食堂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在全国城乡大办公共食堂的倡议,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提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河南范县在全县吃食堂的基础上,又提出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10月28日,范县委书记谢惠玉在全县万人大会作报告:“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毛泽东在登载这个报告的《宣传动态》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毛的批示和范县县委书记的报告,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于是,大办公共食堂,在全国一哄而起。到1958年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391万多个。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河南最彻底,到食堂吃饭的人达到了社员总人数的99%。

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是他想像的粮食多得很。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规则,哪里缺粮,我们就给他。”

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称:1958年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产4000多亿斤,翻了一番还多。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

一开始,食堂很“红火”了一阵子,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放开肚皮吃饭”,一个是“吃饭不要钱”。看到过路的人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这种景象,真如《镜花缘》中描写的“君子国”的世界已在眼前。不要钱的饭,谁不吃哩!过路的人有做生意的,有探亲访友的,有看热闹的,吃饱了饭,摸摸嘴巴就走,连感谢的话都不说。

公共食堂的大锅饭养懒人,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赖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反正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劳动的农民想,下大力气起早贪黑,深耕细作,增产多少粮食,也是全部归公;懒惰的农民原来还随大伙出工,只是多歇几次,多吸几袋烟,队长见不着他的时候就早收工。成了什么都不干的二流子,甚至过路的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饱饭,这种懒汉索性不出工了。于是,没有人关心生产,没有人下功夫把庄稼种好。社队干部本来都是生产能手,现在他们说了不算,得听报上介绍那些“丰产经验”。

亩产万斤的卫星田,有两条根本经验:一是深挖,一是密植。1958年夏种秋播时,各地普遍对耕地进行深翻,有的地区深挖三尺,甘肃武威县深翻一丈二尺,下种700斤小麦,预计亩产60万斤,实收600斤,连种子数都不够。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11月2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他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了解人民公社化的情况。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被称“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化的诸问题,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郑州。15日凌晨4时到达武昌。11月21日到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在21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8个问题,中心是工业发展了,粮食丰收了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何时过渡?在谈到消灭阶级问题时,他说:“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按1957年7月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10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1]

1958年11月23日到12月10日,毛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23日,毛讲话,说:“命令六千万人搞钢铁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允许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怎么能行呢!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那就灭亡了。”

12月9日,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毛作长篇讲话,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大炼钢铁和公社化运动造成1200亿元的经济损失

195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一零七零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钢产量一千一百零八万吨,生铁产量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但是,其中有308万吨钢,416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而冶炼这些土钢铁,国家贴补了50个亿人民币。当时一吨生铁的市价是150元,土法炼一吨铁的成本是345元。这就是所谓“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

三年大跃进(包括大炼钢铁和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官方认可的估算是1200亿元人民币。周恩来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共550亿元。这就是说,大跃进浪费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1958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收获季节,全民炼钢铁正在节骨眼上,把青壮劳力都赶到了钢铁第一线。大量的运输工具和牲畜也被用于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最保守估计,“1958年农产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1958年10月25日凌晨3时,彭真用电话通知湖北省委:“毛泽东专列明天26日下午到湖北孝感站外停车3小时,要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和一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座谈,了解湖北提的今年年产600亿斤粮食,有没有把握,究竟能搞多少?”

列车按预定时间开进湖北孝感车站。孝感地委、县委、区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都来了。王任重因发低烧,由秘书梅白代汇报。梅白说: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60个生产队。在国庆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4两2钱粮食(注:每两折合五十克)。李家塆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日4两4钱。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1958年能搞到200亿斤左右,至多220亿斤。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转向劳动模范官木生:“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告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带头干,就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我同意梅白同志的汇报,事实上有的人已经开始要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怕要饿死了。”

毛泽东听完汇报,两眉紧促,看了大家一眼,很不愉快地说了一声:“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然后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恶果应由我负。”

到1958年年底,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败象就逐渐暴露。食堂的干饭变稀饭,而且越来越稀,最后瓜菜代粮食,终于难以为继。浮肿病、肝炎病、饿死人、农民外出逃荒的现象到处发生。

甘肃省通渭县,是大跃进中人民公社化的“先进县”,县委书记席道隆,1958年5月以“先进”县代表身份,列席了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席道隆带头响应大办人民公社的号召,1958年将全县原有169个高级社合并14个人民公社,一个月之内办起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吃饭。他将大量劳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大搞工业、水利,使得耕地荒芜,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县死亡6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20万的三分之一,外流1万1940人,死绝2168户,土地荒芜36万多亩,拆毁房屋五万多间,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

通渭大量死人的严重事件,除高层领导外是严守秘密的,直到五年以后,即1965年7月,通渭县委才写报告。类似通渭这样饿死人的事件,绝不只有通渭一县。据《中国人口年鉴》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千分之10点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负千分之43点7,如此相加估算,所谓非正常死亡——饿死人在在2000万以上。

毛泽东认定: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1958年11月底至1959年6月,毛泽东连续召开6次中央会议,讨论纠正大跃进的重大错误,每次会议都发表讲话,主要是推卸“大跃进”灾难的责任,低调“反左”,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基调不变。

后来,毛泽东讲话语气变了,他由反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方针到支持这一方针。他说:不平衡是绝对的。他多次批评1956年反冒进、坚持综合平衡的错误。现在转为支持。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按综合平衡办事。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照顾到。”

但毛泽东认定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1959年2月2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大跃进中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作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变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重申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是中央主席,主管大计方针,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负责具体工作。”这样,大跃进以来发生许多具体错误的责任,就顺理成章到了副帅邓小平的头上。

6月21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下午达到郑州,在郑州稍事休息,打电话给中央,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常委意见。

评述

正是举国上下编造谎言的大爆发,才发生了“大跃进”这种难以置信的疯狂的举动。

如果连吃饭这样的事情,个人都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通过剥夺个人自由被拖进的这个共产主义,会有人间天堂吗?

注释:

[1]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话记录稿,1959年11月21日。 #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7/7/n93643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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