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审干、洗脑运动(4)

武德山

编者按:通过延安整风,中共发明和试验了一套整人模式,为中共建政后如何掌控国家、箝制民众的思想,如何改造人性使之绝对臣服,积累了大量经验。例如,霸占话语权宣传洗脑、“引蛇出洞”、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欺骗诈供、恐吓利诱、酷刑折磨、反省“坦白”、“现身说法”、检举揭发、通过发动群众斗群众拉更多的人卷入运动充当共犯和替罪羊、不断制造恐怖升级、先杀灵魂再杀肉体、采取激烈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后平反道歉、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篡改历史……等等。这些经验成为中共历次运动的样本,在其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反复使用,日趋精细完备。

逃亡苏联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曾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延安整风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延安整风是由毛泽东发起、操纵的,最终实现了他的预期目的:用毛泽东思想代替马列主义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共产国际手中夺取绝对领导权。

延安整风开创了中共以后历次运动的模式,运动中所采用的学习、反省、考试、坦白、检讨、揭露、批斗、挑动群众斗群众、隔离、审查、甄别等方式成为中共历次运动的样板沿用至今,上演了一幕幕人间闹剧、悲剧和惨剧,形成中共党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延安整风将毛泽东定于一尊、捧上神坛,以毛泽东思想为所有人的思想、言行的指南,将人驯化为中共的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的余孽至今尚存。

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抢救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最恐怖的一幕,莫过于扩大到全党的整肃──“抢救运动”,它最后演变成一场群体灭绝的杀戮。

“引蛇出洞”
1943年4月3日,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称整风运动升级到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

4月28日,中共政治局开会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

“四三决定”刚传达时,中共号召参加整风的所有人大胆说话,以大民主的方式批评领导,揭露错误。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大会,那些知识分子干部受到鼓舞,在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特权思想”,有的人甚至在会场上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结果他们一个个都跌入早已为其设计好的陷阱,成了“反革命”、“特务分子”。

精神和肉体的酷刑交替进行

开始时,这些“反革命”、“特务分子”在批斗中只承认自己有“缺点”、“错误”,拒不承认是“反革命”、“特务”。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中共采用了诸多酷刑手段: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有的长达两个星期。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使受审者神志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

手段之二:刑讯逼供。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曾采用坐老虎凳、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五花捆绑、吊梁鞭打、拳打脚踢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载:县、区委书记都亲自上阵殴打被审人员,县书记打人有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

手段之三:饿饭。不给吃饭,或在饭里加盐,不给水喝。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设“特字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手段之四:心理恐吓。如,假枪毙。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贞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逼迫承认河南省委是“红旗党”,遭他拒绝,就被拉到刑场假枪毙。

整人者还发明了被称作“雷公劈豆腐”的整人模式,就是先集中迫害比较软弱的人,然后再打击那些坚强的人。许多受刑者在极大的心理和肉体伤害下,精神失常。

薄一波在196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亲眼看到的“抢救”惨状:“有一件使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6、7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抢救”高潮:成千上万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

4月12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被屈打成招的张克勤在会上作坦白报告,编造了自己当特务的过程。康生作大会动员报告,号召被抢救者向张克勤学习。会后,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造成声势,强迫延安各机关、学校党员干部进行坦白。截至7月9日,有450人坦白。

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宣布延安已逮捕200多人。之后,有12个人上台作了“坦白”。彭真在会上发言说,延安各机关敌情严重,内奸、特务不要错过时机,应主动出来交代特务身份,争取宽大处理。许多与会者吓得面色苍白,会场气氛恐怖。

8月15日,中共颁布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肯定审干肃奸工作取得的“成绩”。宣称此次审干乃“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是首长负责任,自己动手。[2]会后,抢救运动愈演愈烈,迅速遍及陕甘宁边区。

中央直属机关成为“抢救”重点。中央办公厅当时有60余名工作人员,这些人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占70%。中共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人中有170人被打成特务,以致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中断。

延安抗大总校共有6000人,1052名排以上干部中,挖出“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时任校长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

中央党校第三部几乎集中了当时在延安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是“抢救”的重中之重,由彭真领导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最后整体被打入另册。

绥德师范是“抢救”运动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9天控诉坦白大会,在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16岁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展有6岁的小特务”!

而行政学院除了一人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过半数人也都是“特务”。

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抢救”过。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到1943年12月底,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有4万多人,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披露,“1943至1944一年内,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务一万五千人。”加之整风中整死的人数,被迫害人数难以统计。(未完待续)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33。

[2]同[1],页465。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8/14/n95270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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