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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山西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山西历代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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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这是大陆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的《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中的记载,土地改革运动,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土改“,仅仅是山西省的一个县就上千人被杀,那么整个中国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地主富农?

画外音:土改是中共在建政前后,发起的第一个全国性运动。如上面的记载是在1948年的6月,已经可以感受到当地土改造成的惨烈状况,而儅翻过年来中共全国性土改才真正开始了。

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

从这些数字来看,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即地主的手中转到多数农民的手中。用中共的话説叫做〝耕者有其田〞。

主持人:其实当时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手里有上百万的军队,如果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即使地主们不情愿,仍然可以和平的达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当时毛泽东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

有这样一个资料,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本来可以和平完成的土改,为什么中共一定要用这种极端的斗争方式来完成呢?

横河:这主要是因为中共的整个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土地的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所以我们可以从土改以后仅仅两三年,就开始合作化,从新把土地又回收,从农民手里又夺回去了。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土地改革是中共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重点是要裹挟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口,加入到中共的这个革命当中去。
那么中国的革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但是一般中国人,他们不愿意无缘无故地加入到这个阶级斗争当中去,那么,中共要把想把这么大的人口裹挟到它的革命当中去成为他的炮灰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要让每个人都沾血,这是中共革命的特点。这样农民一旦在土地革命当中,在所谓土改当中,如果说手上都沾着血以后,他就变成了中共革命的一个部分了,他就没有办法跟中共分开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土改要大规模的杀地主,要让农民去参加斗争会,也就是说,让他们没有退路。

蔡咏梅:通过暴力这种革命就把整个所谓的地主阶级,然后全部打成贱民。这样的时候,跟共产党以前阶级斗争吗,形成了非常大的那种阶级对立、跟那种仇恨。这个它也需要一个暴力的手段。另外就是说,它通过这个暴力的手段,它可以把共产党的政权完全彻底地建立到最基层去。所以建立什么党支部啊,建立它的村镇政权。所以它也选择了这种方式。

它发动了暴力这种土改,叫所谓的积极分子去做。那些积极分子往往是农村的二流子,就是无业的。其实,真正的那种、就说你是老老实实的农民的话,他还接受不了这种暴力土改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些地痞流氓。就说好逸恶劳的、没有恒产、然后也不愿意老老实实劳动的,赌博啦、流荡啦,就是这种人。中共的这个农民运动,以这些人为积极分子,用这些人做革命的主力军,这个事,早在中共二十年代的毛泽东搞湖南农民运动时已经开始实施了。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边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就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

画外音: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更可怕的是,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

主持人:在中共的土改运动中,屠杀地主时都是说这个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是只要找个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对地主怎么看,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观点:绝大多数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

其实这里牵扯到一个中国的地主是怎么获得土地和财富的问题。大体有三种来源:第一,祖传家业。往往这种家庭都是书香门第,知书达理。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还有一类就是属于本人勤俭能干,有积蓄后就去买田成为“地主”。这三类地主都属于合理合法的拥有土地。那么这上百万的地主在当地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横河:中国社会在历史上,虽然说人们把它称为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但实际上中央集权的这个行政管理衹到县一级。县以下就没有政府官员了。那么县以下是靠什么管理呢?靠的就是乡绅自治。在中国,乡绅主要是地主阶级,当然也不仅限于地主。在中国的具传统文化的农村里面,他们就起着几种作用:一个就是教诲作用。因为他们学了四书五经,读了圣贤书,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做人的道理,还有就是社会应该有的结构、应该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教导民众,这是一种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农村里面当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或者重大天灾的时候,他们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而且,他们还组织这种赈灾活动,这是他们起的作用;那么在平时,还有一些公益事业。你像这个修桥啊、修路啊。即使到了王朝末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战争破坏以后,如果说这个地方人口剧减,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实际上,当局并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就是新王朝建立以后,它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它只要减轻赋税、徭役呀,就这些事情。那么,中国的农村就有非常强的自治、自我恢复的能力。它依赖的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这个乡绅自治。这就是几千年来,在中国农村的这么一个基本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被中共来了以后,就彻底地摧毁了。

画外音:虽然鼓动农村的地痞无赖做土改运动的打手,但还不足以形成大规模的运动事态,那么,中共就用上了最拿手的宣传攻势,必须塑造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形象,才能达到让民众义愤填膺的效果,于是样板戯“白毛女”中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小学语文课本中“半夜鷄叫“一文里的周扒皮等一系列的恶霸地主形象铺天盖地而来,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其中,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更是被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出“泥塑收租院”的立体场景,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

主持人:记得我小的时候,还真在北京看到过这个展览,説实话,那些个人物塑像真的活灵活现的,再加上里面有对付农民的所谓“水牢”、“地牢”和“行刑室”,看了之后就剩下对刘文彩的恨了。那么这个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揭开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

画外音:笑蜀表示,一般来说,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

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刘文彩在当地有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但让人们认为刘文彩罪大恶极的那些罪证却属于子虚乌有。

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等,比如:《刘文彩真相》一书中披露,从1981年开始,庄园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可见所谓刘文彩的那些罪证,是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

虽然当初被中共宣扬出来的四大恶霸地主地主,如今都被揭露是造假宣传,但在当年却掀起了民众仇恨的狂潮,让百万地主人头落地。

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从2002年开始,调查川东地区土改历史,走访了十二个县市,访问了四百多个土改亲历者,最后完成了一部三十六万字的土改专访录。

2013年7月,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揭示了当年土改时川东的腥风血雨。

蔡咏梅:川东那个地方,它是非常的贫穷的,所以土地是很少的。所以当初的评为“地主”的平均的土地,差不多有十四亩多一点就是一个“地主”。但实际执行起来,就比这个更随意,甚至你稍微生活过得好一点,你不是地主,你家里有人在城市里边当老师,会赚钱的拿一点钱回来,家里过得比较好,他也认为你是地主。因为那个地方穷,找不到地主,但是那个土改的政策,要打一个百分比,比如説:一百个人里边、一百家农户里边要有多少是个地主,它没有地主,它要找人做“地主”。所以,我访问的“川东土改调查”的谭松,他去调查的时候。说甚至有些家里其实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只是家里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因为穷得不得了,所以衹要你有那个罐,它都算你是“地主”。

最残酷的那个调查,重庆的那个学者谭松讲:就是“分浮财”。要把地主所隐藏的财产,金银财宝全部拿出来。不管你有没有,他们就要逼你要拿出来。那么,那些土改改积极分子,他们本身人品是非常坏的那种农村的地痞流氓类的人士。他们又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嘛,就采用不惜一切手段,用很酷刑的手段去逼那个“浮财”。另外,他们也通过这个方式凌辱那些女性,比如:凌辱那些女性,就把黄鳝,其实是鳗鱼,还有猫啊,这些鸡鸭就放在女人的那个裤裆里边,然后把那个裤子扎好了,然后就拿棍子去拷打那个动物,在女性的下体里面抓。甚至拿那个玉米棒去捅女性的下体。谭松亲自访问到这样一个女孩的后人,她家里人就曾经这样子用玉米棒捅下体就捅死了。甚至是“炭烤活人”啊。把碳烧烫了就拿人去活活的这样烤。烤到什么程度呢?女的那个乳房都冒油了,油一滴滴地滴下去,人的脂肪都烤化了。

主持人:因为谭松演讲的事实太过残酷, 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当场就听不下去了,突然插话要求谭松“请不要再讲了!”

当时谭松对她说: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很残酷,但学校老师依然会带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

横河:中共土改,实际上就是消灭了中国的乡绅阶级。那么乡村阶级被彻底消灭以后,中国的农村就失去了自组织能力,也就是说中共把它的政权,从县下到乡,一直下到村,就是一头扎到了最基层。把原有的结构破坏以后,中国的农村就没有了自救能力,也没有了自助的能力。就是说,一切都变成了依赖中共的政权。

那么,当这个政权一旦犯错的时候,那灾难就是无法避免的。那就像1958年的时候,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候。那这样一来,中国农民在发生这么大的人祸以后,在历朝历代它都有乡绅的赈灾的网络,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还能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这种结构被完全摧毁以后,我们看到就是59年、60年的时候,就发生大规模的饿死,而且农民甚至都不能够离乡背井的讨饭以求生存,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被中共彻底破坏了,而当中共一旦不能够承担这个社会义务的时候,那么灾难就不可避免,而且也没办法挽救。

蔡咏梅:中国的文化之所以现在的农村会荒芜,成为文化的沙漠,跟中国的土改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消灭了(乡绅)以后,整个那个农村,整个知识阶层就完全被消灭掉了。因为乡绅是属于社会的精英,而且是知识精英。他的耕和读,就是种田和读书是合二而一体的存在,那么就完全就消灭掉了。

土改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中国的乡村建设,现在为什么这么困难呢?现在的中国乡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黑社会化。上次我遇到一个朋友,我就说全中国有些小乡镇,城市里面交通又堵塞又雾霾,为什么不搬到乡村去住呢?买一个农家院子,对不对?现在有互联网时代,也不会觉得很闭塞吧?他说:那不行。他说黑社会问题非常严重,法制荡然无存,说我们没有安全保证--在那些地方生活。所以为什么会造成,直到今天就是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为什么这个还存在呢?中国的乡村建设还这么严重呢?其实这个祸根应该是从中共的土改开始的。

画外音:土改运动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带着血腥的土地分给所谓的贫下中农。更可悲的是,没过多久,就被中共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义要了回去,时至今日,农民仍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有人在互联网上写道:“我出生就是雇农。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胜利后可以分田地。后来土改了,愿望实现了。但没过多久,又给收回去了,一直没想通,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更想不通了。我总觉得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主持人:中共土改的一个直接后果,除了是让几百万中国的乡绅被残杀殆尽外,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彻底失去了土地。

地主失去了土地,土地失去了乡绅,农村失去了灵魂,而中共发起的令灵魂逝去的各种运动才刚刚开始。。。

来源:http://www.ntdtv.com/xtr/gb/2017/08/10/a13372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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