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以来，中共当权者利用多种渠道向少年儿童灌输其思想。把领导人、英雄模范放到教科书里，比如“朱德的扁担”、“任弼时二三事”、关向应、黄继光、“谁是最可爱的人”、刘文学、雷锋以及王老九歌颂领袖的打油诗等；在歌曲中宣扬领袖，把毛泽东称为“亲爱的父亲”，形容为“像太阳在当空照”。在历史教学里树立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光荣形象，把共产党说成是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而国民政府则是卖国汉奸。这些说教直接植入少儿空白的大脑，以至这代人头发白了之后，依然认为毛主席是民族英雄，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抗美援朝可歌可泣。尽管死去了几十万青年，尽管耗费了60％的国家收入。
为了有组织地开展所谓的思想工作，在小学成立少先队，在中学成立共青团，在大学开始吸收所谓优秀的学生入党。除了班主任的日常关心，还要设立辅导员制度，执行专职的思想教育。这些政治思想工作者鼓励学生汇报思想，暴露私心杂念，然后再进行说教，把学生的思想扭转到党指明的康庄大道。学生思想工作和辅导员制度以清华最为出色。以至于几十年后，这些辅导员们成为政治局委员、总书记。他们的确不辱使命，努力捍卫了红色江山。尽管贪官四起，把国家搞得越来越乱。
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和信仰。（网络图片）
学校借发展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红领巾是烈士鲜血染成，要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老师们鼓励学生要求进步，靠近组织，把学生分成进步和落后两部分。一部分听党的话，经常向组织汇报，不光学习好，还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思想也得好。这样的人被树立为又红又专的典型，并吸收为队员或团员。至于那些埋头学习不问政治的则被归类为只专不红，思想落后。如今的许多国家干部都是从少先队共青团时培养出来的典型，他们绝对效忠党。不过在国家崛起之后，开始见钱眼开，一个个堕落为国家的硕鼠蠹虫。
在学校设立发展党团的基层组织有两个副作用。第一影响了学生的智育发展，分散了注意力。第二，学生为了光荣上进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旧常态，伪装积极，骗取组织的信任和培养。这部分学生具备阴阳脸或两面派，口是心非，从小就愿意当干部，热衷做人上人，滋生政治野心。一旦窃居庙堂之高，则会假公济私，作威作福。
除了日常教育，学校还经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邀请英雄模范作报告，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的热情。访问贫下中农，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吃忆苦饭，唱忆苦歌，增加对地主资本家的仇恨，树立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观念。共产党和毛主席把贫苦的工人、农民解放出来，当家作主。不光要胸怀祖国还要放眼世界，还要想到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上大学后先要接受入学教育。以清华为例，系分团委、辅导员和政治课老师三管齐下，狠抓学生活思想，丢掉私心，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观。图书馆举办的展览是思想教育的必修课，把57年反右斗争的激烈场面图文并茂地展现出来，批判右派的反党言论，然后把又红又专的党员干部树立为学生的榜样。这次教育使得新生坚决跟党走、听校党委的话。
至于学校之外的广大群体则被舆论宣传包围。执政党为了做到全国只有一种声音，严格掌控着广播和报纸，甚至各类杂志期刊。每有新的政策出台，多管齐下，到处敲锣打鼓，大肆宣传，绝对压倒各种反对的意见。反右时，批判右派的文章如雪片在报上刊登，反复强调右派的险恶和斗争的伟大意义。谣言重复多次会成为真理，久而久之，人们便接受了右派份子居心叵测向党夺权的定论。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文革的序曲，自此舆论界如暴风骤雨阵阵扑来，516通知、批判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吹响文革进军的号角。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没有革命的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文革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深刻的革命，自然离不开舆论。
由于各级领导班子瘫痪，文革主要靠领导人的讲话和最新指示来掌控方向的。毛主席经常会冷不伶仃地吐出一句“金口玉言”。比如“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比如“在订计划的时候要留有余地”，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三要三不要”，“要认真总结经验”。不管这些最新指示多么空乏，军代表都会滔滔不绝地宣讲一个多小时。然后分组讨论，宣传不过夜。当然有的指示也十分具体，比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此外，每次传达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基层单位都要组织学习讨论。比如批判刘少奇的三党黑六论，批判林彪的571工程，批判孔子和宋江，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基层单位闻风而动，一方面学习两报一刊的文章，一方面组织革命群众的大批判。直到群众对中央的精神“心领神会”，畅通无阻。把中央的精神转换成百姓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思想禁锢。
禁锢人的思想如同启动一台新的计算机或重新启动一台旧的计算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大脑开始时是空的。当权者可以按照他们的思路直接把操作系统、必要的信息文件输入到孩子大脑中。
对于成年人，他们的头脑已经塞满了各种文件并且有了自己独特的操作系统。这时，首要的工作是格式化大脑中的硬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格式化后，再建立当权者所独尊的操作系统及各类单色的文件信息。
格式化的过程就是落实毛泽东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指示，而且要先破后立。他是怎么破四旧的呢？这就是文化灭绝，把许多不符合他的思想的书籍封存，把不利于他的名声的历史遮掩，把历史遗留的民俗取缔，把帝王将相从舞台上赶下去，把宗教信仰淡化，拆除众多的庵观寺院和各类庙宇，甚至拆除北京的城墙和各类牌楼，停办诸如天桥一类贫苦大众的娱乐场所，利用反右斗争把敢于讲话的人打成右派，充军发配到青海，把老知识份子赶进牛棚，甚至砸烂闹市区商铺的霓虹灯。
然后，报纸广播把毛泽东选集鼓吹成灵丹妙药，可以用来解决各类矛盾，甚至指导科学研究。学校和社会群体只能唱红色歌曲，歌颂领袖毛主席，歌颂执政党的英明伟大，歌颂新中国的各项成就，歌颂解放军，歌颂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舞台上则创作新戏，如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杜鹃山》等。除此之外的文化艺术则一律被斥之为毒草。
50和60年代对一部部电影戏剧的批判实际上乃是文革前的未雨稠缪。点名痛批的《清宫秘史》《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海瑞罢官》都是屠杀百花之前的预警。这种肆意的封杀不过是给文艺工作者一个下马威，让他们放规矩点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到了文革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从百花齐放到百花凋零，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过毛泽东与黄巢先生不同的是，他的脾气更急，他对“旧社会”更加仇恨，因此他要的是“我花开前杀百花”。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先创造一种真空的环境，然后再把他的思想理念一股脑儿地输入到七亿人民的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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