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环境也很理想：国民党手中的省会南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无大路可通。红区内有繁华的都市汀州，与外界通航。

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里。祠堂大得足以容纳几百人，正好适合共产党开会。供祖宗牌位的位置如今按苏联式样搭了个台子，上面挂着木刻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这两位共产党老祖宗之间是一面红旗，旗上照例是金星加镰刀斧头。再往上悬挂着用金线绣在红布上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旁边有一副银线绣的标语：阶级斗争。大厅两侧用木板隔成十五间屋子，作政府办公的地方。部门的名字都是从俄语直译过来的，十分拗口，像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

祠堂后面开出广场，造了些建筑物，像带乡土气息的红场。广场一端是砖木结构的检阅台，作军事检阅之用。另一端是红军烈上纪念塔，形状像一颗矗立的巨大子弹，上面嵌着数不清的石头小子弹。远处树林里有座色彩鲜艳的大礼堂，状似红军八角形军帽。大门上铸着一颗巨大的红五星，正中是由镰刀斧头锁住的凸出的地球。正面有点像欧洲教堂，窗户是百叶窗。礼堂可容两千人，紧贴着它有一个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两侧。

领导人的住宅曾属于当地最富有的人家，位于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宽敞的房间，面对祠堂的那面墙上没有窗户，从前的屋主出于对祠堂的尊重，不让在那里造窗。但毛为了采光，新开了一扇窗户。他叫工人在地板上砌上砖，以防耗子的骚扰。

整个地方封了起来，常人不能进去，只住着警卫部队、通讯服务人员。金库、电话总机、电台也设在这里。党的领导跟本地人没什么来往，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说当地话，也不打算学，需要时用本地干部作翻译就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举行隆重仪式，庆祝国中之国的成立。黄昏后成千上万的人被组织起来参加提灯游行，手执竹竿和篾索做的火把，提着五角星、镰刀斧头形状的灯笼。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踩着高跷，有扮作“英帝国主义”的，赶着一群戴锁链的“囚犯”，背上写着“印度”、“爱尔兰”。一串串用于手电筒的小电珠，悬挂在大木柱之间的铁丝上，晃来晃去。到处是彩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一队队按指定路线游行的人群拍手、呼口号，这是他将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大众的预演。

毛此时还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莫斯科虽然让他作了“主席”，但并不想要他做独裁者，在他周围摆了一大批听话的中共领导。最高军事指挥现在是朱德，职务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苏联受过训，苏联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诚。莫斯科曾考虑过让毛当军委主席，后来改变了主意，只让毛当十五个委员之一。

毛这个“主席”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周十二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毛当时是代理书记）。在共产党制度里，党的书记是头号人物。周走后，上海组成“临时中央”，由年轻的博古（本名秦邦宪）坐镇，主要职责是在莫斯科与各根据地之间上传下达。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那年六月由于有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后枪毙。逮捕向的国民党情报机关首脑徐恩曾认为，告密者“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1徐说：“一天，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地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抓住了向忠发。“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时叫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喝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着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

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里。“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

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1龚楚的回忆录于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尽管回忆录不能在大陆出版，龚楚本人在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龄时回大陆定居。）

毛的“查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一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1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待续)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8/5/28/n213345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