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千年的传染病难题；他也是中国第一代病毒学专家，创造了一个个医学奇迹。然而在中共的“拔白旗”运动中，他的不朽贡献，换来的却是一条条莫须有罪名。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上面写着：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

短函中提到的“汤博士”，就是汤飞凡。可惜，他没有机会前往领取这份荣誉。因为二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匆匆离开人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一台显微镜 让他弃工学医

1897年，汤飞凡出生在湖南醴陵。15岁时，他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工科，经常去萍乡等地的煤矿，观察一些机械构造。一天，他在矿上看到两个人拎着个奇怪的木箱子，就上前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两人告诉他，那是显微镜，他们是来给工人检查钩虫的。两人还给他演示怎样用显微镜，看虫卵等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从那以后，汤飞凡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决心弃工学医。1914年，他从工业学校退学，成功考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苦读7年后，他又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3年细菌学，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

当时的中国，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汤飞凡接受了国内最顶尖的两所医学院的培训，打下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1925年，汤飞凡与国军将领何键的二女儿何琏喜结连理。之后，他经学校推荐，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奖学金，于是携夫人赴美继续进修细菌学，师从著名细菌学家秦瑟（Hans Zinsser）。

那时，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据上海档案局的资料记录，秦瑟见汤飞凡初来乍到，但实验操作规范，训练有素，就让他直接参加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也让他加入了拓荒的行列。

抗战中 主持中央防疫处

转眼又是3年。毕业后，秦瑟请汤飞凡留校，但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颜福庆寄来一封信，希望汤能回国，到刚成立的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信中没有任何许诺，只列出了医学院初起步的困难，和他对发展中国医学的殷切期望。这封真挚的信打动了汤飞凡。1929年春天，他携妻子飞往上海，出任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

此后近十年里，汤飞凡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他发表的多篇论文被世界权威专著和教科书援引，成为经典文献。紧接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已经担任卫生署长的颜福庆又一次写信给汤飞凡。由于天灾战乱，瘟疫肆虐，恢复防疫处成了当务之急。

颜福庆希望他能主持重建中央防疫处的工作。这次，汤飞凡（1939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实验楼）依然没有犹豫，他奔赴“大后方”昆明，担起了处长要职。

在简陋的条件下，汤飞凡领着有限的人员生产狂犬疫苗、牛痘疫苗等简单的药剂，收入用来维持日常开支；随后，他着手改进防疫处的设施，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这些药品不但送往全国各地，还供给英美盟军使用。

不仅如此，汤飞凡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提到，1942年秋天，他和同事从医学论文中关注到青霉素，意识到这种药对战争肯定有莫大的贡献，于是开始研制。1944年，防疫处研制出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青霉素。

抗战胜利后回北京后，汤飞凡在美国的资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1948年，他们生产出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堪比进口产品。

以身试病毒 成为“衣原体之父”

汤飞凡一心扑在医学上，而在他的小天地外，中国时局依然动荡不安。抗战结束后，元气大伤的国民政府又面临中共挑起的内战，最终被迫在1949年底迁往台湾。

当时，汤飞凡原本打算全家移居美国。但是出国前夕，他突然又改变主意，决定留在北京。这个决定，对他往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呢？

中共在篡权之初，亟需汤飞凡这样的医学精英“建设国家”，所以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他也竭尽所能，为恢复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忘我工作。

1954年，汤飞凡开始致力于寻找沙眼病原体。沙眼是已经流行了几千年的传染病。当时，世界上约有六分之一的人患有沙眼，中国更是重灾区，一半以上人患有沙眼，致盲率5%，边远地区更有“十眼九沙”的说法。

医学界一直在争论，沙眼病原到底是“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所以，汤飞凡带领团队开始探索，北京同仁医院的张晓楼为他们提供典型病例。据《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一书描述，经过几百次试验后，汤飞凡终于成功分离出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

为了确认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初，他把病毒种进自己的眼睛，造成典型的沙眼，又重新把眼中的病毒分离出来。为了观察整个病理过程，他坚持了四十多天才接受治疗，最终得到肯定的答案，彻底结束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沙眼病原争论。

汤飞凡的论文发表后，世界各国先后用他的方法分离出沙眼病毒，并称之为“汤氏病毒”。由于找到病原，可以对症下药，沙眼病在全球范围迅速减少，几乎绝迹。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委员会正式将沙眼病毒定名为衣原体，沙眼病毒改称沙眼衣原体，汤飞凡被誉为“衣原体之父”。

在劫难逃的“大白旗” 医学巨星殒落2018年，中共党媒新华网撰文称，“汤飞凡是一个前程远大的科学家，他热爱祖国、严谨治学、不懈追求着科学的真理。”然而，这样一位科学家，他的“远大前程”，甚至性命，正是殒落在中共暴政之下。

1958年，中共继“反右运动”后又大搞“大跃进”，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所谓“拔白旗”，是指斗争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士，拔掉资产阶级白旗。在医学界，所谓“白旗”都是反右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汤飞凡首当其冲，成了一面“大白旗”。

据《中国当代史略‧科学家列传（第一册）》记述，1958年9月26日，汤飞凡被迫自我检讨。28、29日，他在大会上继续检讨。两天之内，大会从“和风细雨”转向“狂风暴雨”。起初，他还能坐着回答问题，第二天就只剩下挨批斗的份，一会被命令“站起来低头！”一会又是“坐下好好记！”

他的罪名也迅速升级，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演变成“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民族败类”、“美国特务”、“国际间谍”等等。

更不可思议的是，汤飞凡的沙眼病毒研究成果，被诬蔑成“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29日散会时，主持人训斥他说，“坦白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

汤飞凡万念俱灰，也不想继续遭受凌辱。1958年9月30日清晨，他在家中自杀身亡，年仅61岁。汤飞凡死后，中共仍然没放过他。文革时，他又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就连发现沙眼病毒的功劳都被移花接木，安到提供病例的张晓楼身上。

但值得欣慰的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忘记这位卓越的科学家。1980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向中国眼科学会寄来一封短函，邀请汤飞凡参加国际眼科学大会，为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

中共原本安排汤飞凡的学生、当年参与沙眼研究的王克乾代为领奖，并通知张晓楼一同前往。谁知颁奖前一天，王克乾被临时撤换，改由张晓楼领奖。而张领来的奖章上，刻着两个名字，排在前头的居然是他，第二个才是汤飞凡。张晓楼复制了两枚镀金奖pop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

对于这种做法，汤飞凡的遗孀何琏拍案而起，要求卫生部澄清事实，但她求告无门。忍无可忍，1986年8月，何琏致信国际眼科防治组织，要求还汤飞凡一个公道。4个月后，她收到回信，信中说“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他们会补发奖章，上面只刻一个名字——汤飞凡。至此，一出医学丑闻落下帷幕。

1949年，汤飞凡或许割舍不下中国刚刚起步的微生物学，所以选择了留在大陆。要是时光倒流，有重新选择的机会，相信他会头也不回地远离中共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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