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发生在文艺界的第一大冤案。

王文正曾任该案办公室审讯员，直接参加了对“胡风分子”的预审。由他口述，作家沈国凡采写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不仅为解读此案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反映了一个办案人员对这起冤案的反思。

进入“胡风专案组”之前，王文正是上海市公安局一个副处长，负责经济保卫。1955年5月下旬，他突然接到领导的通知，让他立刻移交手中的工作，参加“胡风专案”组。

王文正记得，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曾经召集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胡风问题的指示。对于这一问题，同事们私下里有许多议论。有人说：“几个读书人，翻不了大浪，由他们闹去。开几次会，让群众去批判就行了，用不着浪费人力物力，在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这些材料。”也有人说：“写了几封信，就被定成了‘反党分子’，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还有人说：“每一封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中摘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我所亲历的胡风案》第9-10页）上述议论，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看法和态度。

王文正说，胡风是在《人民日报》公布了第一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三天后被捕的。这些材料主要是胡风在上世纪40年代写给舒芜的书信，而“这些公布的信件，（就）成了胡风‘反革命’的‘铁证’。”（第20页）。

他注意到，当时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按说应该先由全国人大做出决定，然后才能逮捕。但事实是“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做出拘捕决定的。”王文正还说：因为“在我所接触的材料中，都没有见过文字记载”，所以至今不知道逮捕胡风“到底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公安部的决定”。（第20-21页）

胡风被捕以后，为了进一步收集其“反革命”证据，公安机关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到“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欧阳庄，凡是与胡风有点瓜葛的人，都未能幸免。

在那些被关押、审查的2100余人中，《旅行家》杂志的杜谷的遭遇颇有戏剧性。他本来与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看了《人民日报》后觉得不能把文艺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便想找好友卢甸聊聊。因为卢甸在天津，他就给卢甸的爱人打了个电话。卢甸爱人在中宣部工作，那天正好不在单位，接电话的人便让他把姓名地址留下。后来卢甸被打成胡风分子，因此杜谷也很快被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斗。又由于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辜负”了大家的“希望”，最终还是被捕入狱。为此王文正深有感慨地说：“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开了建国以来通过政治运动解决不同意见的先河，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55页）

胡风冤案历时30余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胡风去世后才算彻底平反。它给人们留下怎样的思索和启示？这也是王文正想要回答的问题。

——“依靠信件（文字）定罪，这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一个十分显着的特点”（第203页）；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份文件明文向具体执行者说明政策，因此造成全国上下被无辜牵连的人员冤案不断……”（第268页）

——办案人员的主要“政策”依据，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当时只知道这些按语很有来头，但根本没有想到竟是由毛主席亲笔所写。”（第162页）“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给公安机关和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要想用事实来否定报纸上所出现的一些错误，那几乎是相当的困难。”（第208页）

——在专案组看到一份绝密材料，上面有毛泽东一个很短的批示：“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毛泽东所说的“文章”，就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反运动”。（第115页）

——“胡风事件，使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失。”（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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