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曾经当过毛泽东秘书。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他三次挨中共的整，一次比一次惨，最后一次蒙冤坐牢八年多。他吃苦很多，命却很大，活了102岁。

今天，我就根据《李锐口述往事》等记录，跟大家聊一聊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和晚年对中共的反思。

李锐1917年4月13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平江，毕业于武汉大学。他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

第一次挨整——抢救运动

1943年4月到1944年6月，在中共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关押一年零两个月。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经常遭日军飞机狂轰烂炸。但是，中共的大本营延安一次都没有遭轰炸，这使得毛泽东有机会整肃党内反对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于是，他发动了延安整风。

毛泽东逮捕了批评中共官员搞特殊化的北京大学才子王实味，之后，立即把整风矛头指向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到处抓特务。

李锐此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青年和宣传工作。他被捕的原因是，有两三个人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然后编造说，李锐是他们的上级。协助毛搞整风、抓特务的主要打手康生曾经说，李锐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李锐与中共有杀父之仇。但客观事实是，李锐的父亲死于1922年，那时还没有红军。

李锐回忆说：“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关了几百上千人……当时逼供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至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戴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的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真的）特务也没有。”

第二次挨整——赞成彭德怀意见1958年1月，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被毛泽东点名，当他的兼职秘书。

1959年4月，中共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李锐回忆说，毛泽东在讲“第十五个问题即要解放思想时，又点我的名说：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以为总不知道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

“接着讲第十六个问题即党内批评时，毛又借海瑞敢于冒死上谏的历史故事作了发挥。毛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在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

当晚，李锐请教毛的另一个秘书田家英，问他：毛这样讲海瑞，是不是鼓励大家学海瑞，敢讲真话？田家英谈了毛的老秘书胡乔木的看法。胡乔木认为，毛引出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是要求不要出现海瑞这样的人物。

1959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想纠正1958年“大跃进”中“左”的错误。7月14日，彭德怀给毛写了一封信，就“大跃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斗胆讲了几句真话。

7月16日，毛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全体代表，让大家讨论。分组讨论中，时任中共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还有李锐，都同意彭的看法。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更是明确赞成彭的意见。

其实，毛泽东看完彭德怀的那封信是雷霆大怒的，这些人还站在彭的一边，他怎么能忍？所以，3个月前还大力鼓励中共党员学海瑞敢讲真话的毛，马上翻脸不认人。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遭到批判，前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李锐当时不是中央委员，被打成“追随者”。五个人全都被罢了官，随后，全国打了380多万名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李锐回北京后，在水电部继续挨批判达半年之久。水电部打出了一个“李锐反党集团”，涉及200多人。当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负责人找李锐谈话，说，已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回答说：“赞成开除，没有意见。”

李锐后来说：“当时完全绝望了，我觉得这个党已经没有希望；自己又报国无门，悲哀极了。”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1960年5月，李锐被发配到北大荒，同“右派分子”一样过劳改生活，过分的饥饿和劳累差点要了他的命。后来，多亏好友田家英帮忙，才捡了一条命，并回到北京。这一段人间地狱般的生活，整整持续了570天。

第三次挨整——揭发陈伯达

1963年，李锐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说是下放锻炼，当文化教员，实际是继续劳改。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后，北京专案组派人到磨子潭，要李锐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以及田家英的关系。

李锐说：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不是这几个人，而是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红得发紫。李锐揭发了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并请来人转告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田家英专案组组长。

过了不久，北京又来人，退回了他给周恩来的信，说不能转交。1967年11月，合肥来了军队的两辆吉普车，说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找他谈话，李锐意识到，他被捕了。

不出所料，一架专机把他运到北京，直接关进秦城监狱。他被关在单身牢房达8年之久。

牢房中，除一张矮木板床外，没有任何物件，被褥很薄，没有枕头。

李锐好不容易攒下一些手纸当枕头，却被没收了。他只好把鞋脱下来当枕头。狱中规定，夜间睡觉必须面朝门上的哨兵观察孔，因此整夜不准翻身、不准仰睡。碰到看守故意刁难，还会有新花招，像冬天胳膊要放在被子外面之类。

最可恶的是，狱方纵容看守对犯人进行各种人身侮辱和折磨。李锐经历过的就有：经常无缘无故被罚站半天；动辄训斥辱骂，甚至被叫到小窗口往脸上吐唾沫；或者被命令把手臂伸出窗口挨打。一天早晨，李锐把手伸出窗口取稀饭，看守故意把滚烫的稀饭倒在他的手上，以至烫伤。

关了不到一年，通过墙上的长条窄窗户，李锐看见外面有起重机在施工，他就知道还在盖房子，于是开始作长期打算。为了活下来，他每天在监室练气功，跑步，用手指在空中练书法。1975年5月，58岁的他总算活着走出监狱。

“六四”后，李锐接手编纂“中共组织史资料”时查清：文革期间，秦城监狱共关了502人，司局级以上官员有一半左右，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伤致残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

结语

李锐一生饱受磨难。文革后，1979年、1989年、1992年，他3次访问美国，还去过法国、日本、瑞士、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他善于观察与思考，到晚年，对中共、对毛泽东、对国际共运，有很多反思和批判。

李锐认为，“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人类社会进步，要“靠科学和民主”，“还要靠法治，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晚年的时候，李锐一直倡导民主与宪政。

李锐有记日记的习惯，其中有许多关于中共的非常珍贵的史料。但他没有留给中共，而是将《李锐日记》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他生前的意愿是，死后“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和不盖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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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9/16/n1382683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