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史的事实充分说明，“反右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冤狱，是前所未有的“以言治罪”的一场大灾难。仅仅因为言论而把人治罪，而且这些言论是应毛泽东的反复动员而发的，全是帮共产党整风的好心之言。好心之言却不得好报，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何在？公理何在？

据史料记载，“反右运动”中全国有55万多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精英被划为“右派”，受株连的无辜者则可达数百万之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大浩劫、大灾难，并因此而造成了其后中华民族的一系列巨大灾难。此乃毛泽东的罪过也。

现在，“反右运动”已经过去60年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它已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今天的人们仍然不应遗忘它，我们在祭念那些无数冤死者的同时，更要牢记这一段悲惨的历史，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使我们这个民族不再重蹈这样的灾难之中。

当今60岁以下的中国人，特别是现时的青年人，他们对当年的“鸣放”和“反右”是陌生的。“反右运动”是如何发生、如何进行，被划为“右派”的人们及他们的家属、亲友受到了何种迫害，他们是不清楚或者知之甚少的。历史不应遗忘，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温“反右运动”的历史，重读当年的报纸，许多问题是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以下就让我们来重温和反思这一历史事件吧！

一、“反右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次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由当时诸多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促成的。“反右运动”作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发生也绝非偶然的，而是由当时国内外的诸多因素促成的。

1. 国内诸多矛盾的产生：

从1946年6月爆发的国共两党内战，经过3年多的时间，最终国民党败走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得了政权，1949年10成立了新的政权，毛泽东成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内战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国人多么地盼望过上平静的幸福生活啊！开始时人们对新政权是满怀希望的，然而好景不长，夺权之前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及大谈民主之言尤在耳，共同纲领的墨汁未干，夺权后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开始行使“镇压之权”，疯狂的镇压和屠杀，从1950年起，所谓的清匪、反霸、土改斗地主及其后的统购统销、肃反、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无数的人惨遭迫害，家破人亡，形成了一条罪孽深重的极“左”路线，对此人们怨声载道，恕火深埋心中。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干部进城后，地位和环境变了，一些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一些人由此产生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使国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多；城乡矛盾、工农矛盾、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人民的矛盾不断产生和发展，严重的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面对这诸多的矛盾，为着巩固新政权，毛泽东急切需要寻找一种解决矛盾的办法。

2. 国际共运多事之秋：

1953年苏共独裁者斯大林死后，共产阵营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1956，这是国际共运多事的一年。

首先是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22大的召开。会议结束后，2月24日午夜，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突然召集所有代表和中央委员开会，会上赫鲁晓夫一口气作了长达七个小时的秘密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内容是遣责“反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这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个报告。

报告中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斯大林“心胸狭窄，残忍和滥用职权”。赫鲁晓夫公布了触目惊心的数字：“苏共十七大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即70%在1927年至1936年被逮捕和处决了！”“军队内的5个元帅有3个被处决；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直接受他迫害的苏共党员多达70万人。苏维埃政府15个人民委员中竟有9人死于斯大林之手。

赫鲁晓夫还尖锐地批判斯大林在苏联大搞个人崇拜，遣责斯大林的“独断专行”、“沽名钓誉”、“滥用权力”等等罪行。

这个秘密报告虽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绝大多数与会者对这个报告给予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苏共中央也最终赞成这个报告，于1956年6月30日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

然而在中国，中共的最高当权者毛泽东则反对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并由此最终引发中苏两党的长期论战。

其次是波兰的动荡。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波首先影响到波兰，1956年6月28日，有着悠久历史的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发生了骚乱，工人举行总罢工，五万多工人上街游行，要求“面包和自由”，要求苏军撤出波兰。市人民议会、市党委会、军事检查署、公安局、广播电台都受到了袭击，监狱的大门被打开……

波兹南的骚动，震惊了波兰全国，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骚乱虽然最终被镇压和平息了，却使波苏关系处于万分紧张之中，使国际共运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第三件事是举世震惊的匈牙利事件。波兰的动乱激发了相隔不远的匈牙利随之动荡。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风云变幻，数千大学生涌上首都布达佩斯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声援正处于苏联重压之下的波兰哥穆尔卡政权，从而引发了“匈牙利事件”的暴发。

在大学生们的影响下，布达佩斯的市民、工人近十万之众涌上街头游行，他们捣毁了位于多热、捷尔吉街上的斯大林铜像，不久又占领电台。10月27日，布达佩斯各报急出号外，刊载纳吉主持成立“民族政府”的消息。

面对如此局势，赫鲁晓夫下令苏军前往镇压。11月4日清晨，匈牙利索尔诺克电台响起了亲苏领导人卡达尔的声音，向纳吉“反革命集团”展开军事进攻。在二十万苏军的压力下，纳吉政府当即垮台。

从10月23日至11月4日；整整13天时间，上万的匈牙利人死于这一镇压事件之中，成为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以上的三件事，对于国际共运来说影响是十分严重的。面对这一系的动荡，毛泽东坐立不安了。他密切地关注着苏联，关注着东欧，他越来越觉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造成这一切的恶果。在斯大林死后，特别在匈牙利事件暴发后，毛泽东按奈不住了，他企图成为国际共运新的领袖，为此，他要发言了。为了在中国杜绝匈牙利事件的产生，他必须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开展“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然后聚而忏之，才能使中国永远立于他的极权统治之下。

3. “整风运动”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强烈的批评苏共二十大，批评赫鲁晓夫和东欧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毛认为他与赫鲁晓夫的分歧是原则的分歧。毛曾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毛从匈牙利事件看中国，他意识到对于中国来说，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是存在的。他认为“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

毛认为，要解除中国发生波匈事件的危险，“大民主”是不可取的，只有用“小民主”的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这种中国式的“小民主”就是整风运动。

中共在1942年的延安时代曾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等所谓“三风”，使共产党后来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现在毛泽东又要利用过去的法宝来解决面临的新问题。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召开了“八大”，9月28日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事隔一个半月又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正式拉开了与苏共、南共、意共和东欧共产集团论战的序幕。此时的毛泽东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他认为此时国际共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了。他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在思索着怎样在中国防止出现波匈事件。

1956年12月5日，毛在一次讲话中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层出不穷的。……对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机关枪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批评、自我批评解决，动口不动手。”

到了12月8日，毛又说：“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报告中说，主要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国内有了和平。阶级矛盾虽不打仗，但是有斗争。在农业合作化和公私合营后，阶级之间的紧张局势基本上没有了。资本家和过去不同了。……”在这一系列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终于明确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命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对一千八百多党内外人士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的讲述了他的“新思想”。特别是他在讲话中说到的“国内形势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毛还很风趣地谈到，整风时“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似的和风细雨。”在讲话中，毛还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双百方针使党外民主人士激动不已。他们认为毛的讲话成了“早春二月”的一股暖流。

紧接着，毛又于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这次讲话的中心点是鼓励人们“放”，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毛的一系列讲话，表明了他面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面对波匈事件的忧虑，他在试图着手解决中国的问题，防止这些事件在中国重演。而解决的方法就是中共必须开展“整风”，理论基础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措施则是鼓励民主人士大胆地“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由此，一场由毛泽东导演的中共的整风运动开始了，紧跟其后则是“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一场历整风运动史的大灾难。“反右运动”就是在上述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 “大鸣大放”的出现和发展演变

关于“大鸣大放”的形成，现在再来重温当年的报载，许多问题人们可以一目了然。

早在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为总理的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使知识分子感到了快慰和温暖，犹如春风拂面。此时的知名大学者费孝通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使他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他同时还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长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主同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负责人。这真是“春到人间，老树也会放出新枝”，费孝通感到春天到来了。

其后，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鸣放”问题，毛泽东作了三次讲话。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己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时间全国知识界普遍出现了谈论“天气”的景象。人们吹呼这早春的天气，但同时也感到乍暖还寒，还是最难将息的时节……从费孝通的文章中，披露了知识分子亦喜亦忧的复杂心绪。

此时的《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批评之后，便于1957年4月10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指出“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论紧接著作了自我批评，并指出“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

三天后，《人民日报》于4月13日又发表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正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本思想。

在整个4月份，《人民日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连续发表多篇社论，宣传毛泽东的“新思想”。如：

4月17日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4月23日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4月26日社论《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由于舆论的导向，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紧跟其后，纷纷发表社论。诸如：

4月13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我们赞成“放”》；

4月21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只能“放”，不能“收”》；

4月23日江苏《新华日报》社论《大胆“放”，好得很》。

毛泽东很会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他利用中央发通知，抓住了舆论喉舌《人民日报》，大发社论来传播他的声音，一下子便在4月份使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一言以蔽之，曰：“放！”，全国的鸣放高潮由此出现了。

从4月下旬开始，《人民日报》天天曰“放”，“放”成了神州大地的中心话题。

《人民日报》和各地方报纸都在大喊“放”，中共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宣传和统战部门的领导人）也四处在鼓励“放”，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现在不是小放，要大放！”

4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上海知识界的新气象》一文，说“人们认为这次大讨论是三个字：好！好！好！毫无顾虑地提意见，这是一好；各种意见充分交流，这是二好；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这是三好。”

也就是从这天起，《人民日报》以《听了毛主席讲话受到极大鼓舞，各地知识分子谈“百家争鸣”》为题，连续发表报导，并加了《编者按》指出：“本报编辑部日前通知各地记者分别访问驻地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的知名人士。这些人士，大部分是曾经去北京听过毛主席讲话的。他们的体会和意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编辑部决定将各地知识分子谈话刊登。”

果然，各地知识分子的声音“放”出来了：

如：在山东省会济南，山东省文联主席于黑丁说：“目前知识分子有两种顾虑：一是怕犯了错误遭到粗暴打击；二是怕正确意见不能发挥作用。”

在南京，著名国画家傅抱石说：“过去不敢‘放’，是怕帽子。”

在杭州，杭州市副市长、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筹委会主委陈礼节说得更明白：“浙江知识分子在‘放’和‘鸣’上，还有顾虑，因为怕钩鱼和怕被整！”

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罗承烈也说：“粗暴批评，就会使人怀疑‘鸣’、‘放’的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

这些知识分子的心声表明，他们正在准备“大鸣大放”，但又担心“放长线、钓大鱼”，因而正处于欲言又止，“犹抱琵琶半面遮”的矛盾心态。

此时的毛泽东则时时在观察着中国的局势，天天在看着《人民日报》，他深深地感到整风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终于，毛泽东正式下令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下达了。

4月30日，毛泽东把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知名人士请上天安门城楼，对他们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要登载中央关于整风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全党就要行动起来，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

在会上，毛泽东谈笑风生，使在座的人士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又配发社论《为什么要整风》，5月7日又发社论《为什么要和风细雨的方法整风》。

各级党委闻风而动，也纷纷发出指示；各地的报纸也紧步《人民日报》的后尘，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鼓动“大鸣大放”，帮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终于开展起来了。

真心诚意的好心之言

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在中央和各地报刊的宣传鼓动下，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央统战部和各省市的统战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邀请民主人士发表意见帮共产党整风，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人士出于好心，果然开始“鸣放”了。

根据当时报刊报导的全国许许多多的“鸣放”言论，现摘其主要的列于其后。重温这些言论，对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定会有诸多的感慨和怀念之情；从未所闻的人定会有一份新鲜和惊奇之感，会从中受到启迪。

（1）. 钟惦裴首先敲响“电影的锣鼓”

早在1956年11月14日，上海《文汇报》就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在《文汇报》上首先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境况不好》的新闻报导，并配发了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还同时发表了两篇读者来稿。

《文汇报》的短评指出，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认为国产影片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局”。

短评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

《文汇报》的这一举动，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电影界人士和广大观众纷纷参加到这一讨论中来。

电影导演孙瑜说：“今天的观众……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尊重他们。他们要求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

导演吴永刚也发表文章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能使广大观众接受呢！”

导演陈鲤庭提出：“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也在报上发表文章说：

现在“绝大多数演员，尤其是女演员们，在七年中就偏偏有这样的遭遇，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演出过一两次戏的。老演员们感到力无处使，在业务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员们还是原地没有动，学了七年的理论都没有实践的机会，……每个演员被搁置得快要生锈了！”

电影界的问题讨论了近两个月，《文汇报》发表了近50篇文章，许多人发表了很有益的意见。这时需要发表一篇有分量、总结性的文章，这一任务自然落到了钟惦裴的身上。

钟惦裴是中宣部主管电影的负责人，他一直关注着《文汇报》上的讨论，读了每一篇讨论文章。他当时兼任《文艺报》编委和艺术部主任。当《文汇报》的编辑和记者找到钟惦裴要他就电影界的讨论写一篇总结文章时，他当即答应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写一篇《电影的锣鼓》的评论文章，此文于1956年12月15日在《文艺报》和《文汇报》上同时发表。文章尖锐的指出了“当前电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电影艺术创作必须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

钟惦裴的《电影的锣鼓》声，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对于《文汇报》上的这场讨论，最初是肯定和鼓励的。毛曾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对批评的意见，“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正”。

毛泽东的这些话，使《文汇报》的编辑记者和电影界的人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2）. 民主人士发自内心的呐喊：

钟惦裴的《电影的锣鼓》可以说是“大鸣大放”的前奏曲，大规模的“鸣放”则是从1957年的5月中旬开始的。

自5月初起，全国政协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总共开了十三次，有70多人发言。

自5月中旬起，在国务院礼堂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25次，有108人发言。

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党委、各省市的党委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党委、科研机关也都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

所有这些座谈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助共产党整风。

期间，毛泽东又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

“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该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

“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

由此，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鸣大放”出现了。

1957年5月8日的座谈会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发言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凡是出于善意的批评，都应该欢迎，批评者都应被视为师与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黄绍闳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盖它、忽视它。”

黄绍闳还就党政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不能以党代政。”

在5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无党派人士张奚若发言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三句话，即‘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

次日，他再度发言，批评中共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5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会上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发言说：“近二十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设计院”的来历。

5月22日，中国民主同盟的另一个副主席罗隆基发言，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他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个主张”。

这就是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的来历。

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他事先准备了发言稿，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照着稿子念到：“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

他接着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大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可以研究？”

在接着的发言中，储安平批评了“党天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士’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储安平的发言，震惊了所有在座的人，把大鸣大放推上了最高潮。

章乃噐身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委员，早在1957年4月15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宣传工作座谈会上，他就谈及不要神化毛泽东。他说：“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在5月31日的座谈会上，他又发言说：“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

接着他又说：“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

这些意见是多么的诚恳和可贵啊！

（3）. 大学教师们的鸣放：

黄药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兼宣传部长。在1957年5月10日发表的文章中，他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是春天。……当然，春天也还不免有一两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东风不知吹散了花红多少，或者甚至个人也还不免有一个时期的‘伤春’的情绪。但春天究竟还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传出春天的消息。”

在5月11日的座谈会上，他说：

“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

在6月5日的座谈会上，他更谈起了自己的处境：

“我自到了北京后，很满意，不满的就是叫我当了系主任，有职无权而拿人当玩具玩一玩。”

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在5月1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是比你走得快”。“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仁炳，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在当年的鸣放中他曾说：

现在许多单位是“外行领导内行”，即使有民主人士当领导也是“有职无权”，“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内同志们大喝一声：同志，你必须改走另一条道路了”。“在整风运动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煞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需要算旧账。……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你如果不赞成算旧账，那就无法逃避掩盖自己的错误的嫌疑，而且就无法逃避不‘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的罪名”。“治大病要用重药”。

在教师们的鸣放中，最“惊人”的发言要算葛佩奇了。

葛佩奇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讲师，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摘载了葛佩奇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和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这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党的政策犯了错误。猪肉哪里去了呢？被干部吃光了。”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时，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人们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老百姓也欢迎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在6月5日的座谈会上，葛佩奇又发言说：

“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葛佩奇的这些言论，空前激烈，空前尖锐。通过《人民日报》转载，顿时传遍了全国。从此葛佩奇“名震全国”了。

（4）. 大学生们也大胆地鸣放：

当年大学生们的鸣放，要首推北京大学。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张元勋和沈泽宜率先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用诗的形式写出：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首激情的政治诗，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北大学生，在短短的三天内，鸣放的大字报骤然增加。5月20日，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题为《一株大毒草》的大字报出来了，作者的真实名字叫谭天荣，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他的大字报写到：

你凝了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紧锁双眉，
你咬牙切齿，
你点一点头。

在几句诗之后，作者写到：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那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

“我曾经痛苦的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著作，现在到底整理出一个眉目来。”

作者宣称整理出的“眉目”，就是他写的长篇文章《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文章说：

“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在文章的结尾，谭天荣高呼五个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

此后，谭天荣又与人在广场上多次发表演讲，并与人展开辩论，一时间谭天荣成了北大敢于讲真话的英雄人物，鼓舞着许多学生投身到鸣放中来。林昭就是深受激励的一员，此后林希翎也投入到谭天荣的演讲队伍之中。

林希翎本名程海果，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在大鸣大放出现之后，1957年5月23日晚上，他到北京大学广场进行演讲。据后来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长篇通讯记载了她演讲的一些内容：

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林希翎还谈到“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可以罢免，这我看是好的。”“肃反扩大化了。”
……

类似以上的鸣放在全国都是很普遍的，在此无须一一赘述了。以下仅就笔者当年所在省、市的鸣放情况概述其后。
（5）. 广西地区的鸣放：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下达后，1957年5月17日，中共广西省委也发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指导广西各地整风运动的进行。

从5月23日开始，中共广西省委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林克武在讲话中诚恳希望党外人士帮共产党整风。“盛情难却”，党外人士们讲话了。

在众多的发言中，要首推民革成员李文钊，他说：“肃反搞错了。……把在旧社会做过事的，有年龄的，都在肃反中加以打击”，“专家、学者等都被斗争，无一幸免”。“现在党内盛行党八股，就是我是党员，反对我即反对党，反对党即是反革命”。

许多的民主人士都争相发言，如：

吕集义说：“共产党以党代政，宗派主义严重。”

李任仁说：“共产党员虚心不够，骄傲自大。”

赖信说：“运动出偏差，工作受损失严重。”

陈雄说：“大家有三怕，焉能无隔阂！”“共产党员有三怕：一怕有损党的权威，于是听了不顺耳之言就给人扣上‘损害党’、‘反党’的帽子；二怕有损自己的威信，党员认为比人高出一头，于是不懂装懂，不尊重民主人士；三怕民主党派人士办坏国家大事。党员认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天下事应该由我来办。于是非党人士就有职无权。”

“民主党派人士也有三怕：一认为自己是旧社会过来的，怕看问题不全面，不对头，自卑，对问题不敢处理；二怕丢了饭碗弃了前程，有意见不敢揭，等人指挥；三怕坐牢，怕挨报复。”

张景甯说：党与非党的关系是“深沟厚墙，使人消极”。

工商界人士雷成说：“企业界里有两堵墙，党与非党之间是一堵墙，公方与私方之间又是一堵墙。歧视资本家现象还是存在的。”

直到1957年7月5日，此时北京已开始“反右”了，而《广西日报》还以“广西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鸣放空前活跃”为题，报导民主人士和教授们的鸣放。

黄现番教授说：“非党人士做负责人的都是傀儡，全国都是如此。我们应该有职有权有责。”

总务长万仲文说：“党的宗派主义情绪严重”。“我总有一个感觉，领导上对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从他实在的知识水平上去对待他，好像有了下列六种情况之一就对他不尊重：一是历史复杂的；二是政治思想所谓后进的；三是教学观点稍有问题的；四是教学效果不太好的；五是生活上和工作作风上稍有点人情味的；六是跟领导上意见不一致的。只要有这六条之一，就得不到尊重。”

冯振教授说：“我是拥护党、爱护党的。但是拥护党和爱护党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的。假如党变了质，它与群众利益相违背的时候，它就必定会失去人们的热爱和拥护。因此，希望共产党能以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这样人民对党的拥护和热爱才不会减少。”

以上摘选的这些鸣放言论，都是那个时代有代表性的言论；虽然只是众多鸣放者中的少数人之言，然而从这些言论中足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党存在的问题，也使人看到了鸣放者的真情所在，他们确是在诚恳地、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希望，帮助共产党整风。许多民主人士在过去共产党未执政的时候，都是与共产党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的；现在共产党执政了，他们一如既往的爱护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用“肝胆相照”来比喻这些民主人士是恰如其分的。然而这些好心，却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忍，他是在搞“阳谋”、在“引蛇出洞”，以便把鸣放者一网打尽，实现他长久的独裁统治，其用心真是何其毒也。

三、荒唐而疯狂的“反右运动”的产生

1、“诱敌深入”、“引蛇出洞”与“阳谋”：

当全国大鸣大放高潮出现的时候；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变化，每天都在认真读着各种报纸和内部简报。

其实，所谓的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起来鸣放，帮共产党整风，这是假的，是毛泽东为“诱敌深入”、“引蛇出洞”而搞的“阳谋”，只是当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和理解罢了！

在过去与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是惯于用“诱敌深入”这一策略的，现在“反右运动”他又轻车熟路的在运用这一策略，毛把它称之为“阳谋”。

这从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可以看出毛关行“阳谋”的论述。这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

社论说：“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文章，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对于这种猖狂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以作肥料。”

毛的这一策略早在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说到了：

“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后发制人”，就是“诱敌深入”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林彪所解释成的“引蛇出洞”。林彪把“右派分子”称之为化成美女的蛇，让他们喝雄磺酒就会现出原形。显而易见，毛泽东在1957年初的讲话，就已经定下了他在整风运动中对待民主人士的策略。

毛泽东在鼓动民主人士起来鸣放的同时，便于1957年5月4日起草《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明确指示各级党组织，对民主人士的鸣放意见“要研究回答的时机”，也就是要精心选择反击的时机。这些都是党外人士当时不可能知道的。

就是鸣放高潮到来之初，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特别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

从此文可再次明显的看出，毛泽东早就定下了反击“右派”的方针。由于此文当时未公开发表，只是给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参阅的（1977年毛选“五卷”出版时才正式公布此文），所以一般的人是无法知道的，故他们仍在好心的鸣放。好心的人们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泽东是在让他们钻“口袋”，最终被一网打尽。

“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毛泽东布好“口袋”，等着大批的“右派”往“口袋”里钻，他一声令下，“右派”们就插翅难飞了。

2. “反右运动”的突破口：

尽管毛泽东已张开了“口袋”等民主人士往里钻，他随时都可以发起反击置他们于死地；但，狼要吃人，他总是会要寻找借口的。“反右运动”作为一场运动，它必定也会要寻找突破口才便于“名正言顺”的行事。这一突破口终于在卢郁文这里找到了。

卢郁文当年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他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共产党整风的时候，曾发表与众多鸣放者不同的意见。他说：

“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国务院开会时应该事先准备好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自己同共产党相处得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之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

由于卢郁文的这些意见与众不同，在当时众口一词对共产党提意见出现高潮之际，卢郁文的这些意见显然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谭惕吾就是反对者之一。

谭惕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在过去的国共斗争年代站在共产党一边做过一些好事。对卢郁文的发言她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说：

“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我们要讲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

在5月29日上午举行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卢郁文和谭惕吾又继续发生争论。

到了6月6日，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的发言捅出了“匿名信事件”。

卢郁文说：他在5月25日会议上发言之后，有人给他写匿名信，辱骂他是“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徒”，恫吓他要“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怒你的”。匿名信最后还说：“共产党如果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平心而论，卢郁文与谭惕吾发表的不同意见，应该属正常现象。有意见能在会上发表，这本没有什么；但如果真有以匿名的形式给人写信，这就不足以称道了。

卢郁文收到匿名信，当时就有不少人对他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真实情况如何，只有卢郁文自己清楚了；而匿名信究竟是何人所为就难说清楚了。

匿名信本来就是一件偶发的个案，对整风运动也本无大碍的；但，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给他抓住反击的机会了。

毛泽东认为：“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盟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果然，毛泽东不放过这一机会，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起反击右派的斗争。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是毛泽东亲自改定并决定发表时间的。这是一篇石破天惊的社论，“反右运动”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拉开序幕的。

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亲笔所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电发各地。

文件指示各地：“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右分子发言，反击右派。”

“这是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脓疮），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能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

这一文件的下达，毛泽东发起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了。

6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另一个文件《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下达，毛泽东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开始“反击右派”。可怜这些民主人士及知识分子们，他们好心的鸣放，唤来的却是灭顶之灾陷入深渊。

3. “反右”高潮的到来：

抓住“匿名信事件”，毛泽东找到突破口，拉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在毛泽东的号令下，工人们率先动起来了。就在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同时，报纸以大字标题《石景山钢铁工人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发出报导，说：“报纸上登载了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钢铁工人的愤怒。……”

紧接着，6月9日《人民日报》又报导了《北京国棉二厂职工座谈不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6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

社论说：“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阶级的舆论，正在吸引着全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注意……”

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各地工人的座谈会上，工人们普遍谴责了给卢郁文写匿名信的行为。这似乎表明毛泽东选择“匿名信事件”作为反击右派的突破口是很有眼力的。因为这样的事件很容易激起公愤。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又抓住时机发起对《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反击。因为这两家报纸是中国两家党外的大报，又恰恰是民主人士和知识界人士的言论阵地。

6月14日，毛泽东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反右”战斗打响以来毛泽东首次公开发表的批驳“右派”的文章。

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人民日报》和首都其它报纸公开发表。此文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正式公开发表，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论述，顿时成为全国人民的重要学习文件，成为反击“右派”的理论武器。

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公开指名批判《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社论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并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同时，社论还无中生有的捏造了所谓“章罗同盟”这一大冤案：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毛说：“这次反右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嚣，发源地都是在北京”。“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在毛泽东的一系列指令下，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高潮到来了。从6月到9月，是全国大规模集中“反右”的时期。不但工人阶级率先站起来反击“右派”，高等学校和知识界、文学艺术界以及党政机关中，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站出来反击“右派”了。就是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识界中的一些社会名流，如许广平、何香凝、吴晗、老舍、郭沫若、邓初民、赵一明……等诸多名人也都站出来揭发和批判“右派”了。

全国“反右运动”的重点是揭露和批判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

章伯钧和罗隆基从来就没有“同盟”过，从国民党时代以来他们俩就是对立的，“章罗同盟”完全是毛泽东强加于人的。而“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等所谓的“右派言论”、“反党言论”，也完全是毛泽东把别人的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歪曲和诬陷，即使在当时来看，纵观发言者的全文，完全是对共产党善意的忠言，绝找不出丝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言。至于葛佩琦“杀共产党人”之言，表面上来看是有些出格了，但纵观他的全部发言，仍然是好心之言，只不过“杀共产党人”一句属气话罢了。因为葛佩琦早在1935年“12.9”运动期间就是学生会领导人之一，1938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地下工作。之后由于他的单线联系人被捕了，使他失去了组织关系。解放后，他多次向组织上反映这一问题，但始终得不到解决，使他很有意见。

1957年大鸣大放之时，党组织来找他，要他在“党外”教师座谈会上向党委提意见。他本来是共产党员，一听“党外”两字，心中就有气。由于心中有气，所以发言时有些话就出格了。

在黑云压城般压力之下，此时许多的鸣放者为了保护自己，也纷纷互相揭发，并纷纷检讨、认错，几乎成了一支检查和认错的“合唱大军”。看到这些，毛泽东高兴极了。他的心境很不错，因为“右派”们被他打垮了。

“反右斗争”的高潮主要集中在1957年的6月至9月，著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他的许多成员、知识界名流及大学生，如章伯钧、章乃嚣、罗隆基、费孝通、曾昭抡、黄绍闳、陈铭枢、龙云、黄药眠、陈仁炳、彭文应、钱伟长、陈新桂、浦熙修、谭惕吾、谭天荣、林希翎等等，一大批人都遭到无情的揭发和批判斗争，就是党内一些人，因为对自己的党有意见，也成了毛泽东“反右”的目标。

1957年8月1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反右派运动”已进入“深入挖掘时期”，要注意党内团内的“右派”。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肃清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党内的“反右斗争”也开始了。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说：“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反共吗？”

由此，党内也揭出了一批“右派”，如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沙文汉，浙江省委委员、省财贸部部长孙章录，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政协主席潘复生，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安徽省副省长李世农、监察部副部长王汉、贵州省副省长欧百川等一批中共党员被打成“右派”。

1957年10月“反右运动”进入尾声，要开始着手对“右派”的处理。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说：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A）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B）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

（C）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D）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

（E）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F）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通知》同时还指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A）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阴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B）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C）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D）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其实早在这一《通知》下达之前，全国已有几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在“反右运动”之初，1957年6月29日，毛泽东当时估计北京的“右派分子”只有四百来人，全国也只有四千人左右。十天之后，毛泽东把所估计的“右派分子”的数字翻了一番，全国的“右派分子”达到了八千人上下。

到了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的“右派分子”则达到六万二千多人。这时，毛泽东估计到“反右运动”结束时，全国的“右派分子”可达十五万人。

到了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数字称“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四十五万人”。而到了1980年统计时为五十五万多人，这仅仅指的是“正宗”的“右派”分子，还不包括那些仅受到批判的“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分子”。如果把这些“分子”和受牵连的家属们计算在内数量就可达数百万之众，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了。

4. 对“右派”们的组织处理：

经过“反右斗争”的高潮，到了1957年的10月，“反右运动”进入尾声，需要对“右派”们进行组织处理，也就是“反右运动”进入整改阶段了。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目前反右派斗争和转入第三阶段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谈到了对“右派”的处理：

“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2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内中绝大多数人被撤职或降职。

在中央统战部意见的基础上，12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共揭发出一届人大代表的右派分子共62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内中53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到了1958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又会同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共同研究，选择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作为“标兵”，写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以供各地在处理“右派分子”时作为“样榜”来参照。

这96名“右派”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闳、龙云、陈铭枢、曾昭抡、费孝通、王造时、黄药眠、黄琪翔、钱伟长、徐铸成、沈哲民、彭一湖、彭文应、曾景超、张云川、陈仁炳……

这96人全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这些人大部分被撤职降职，有的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被监督劳动，只有两人免于处分。

有了中央的样品，各地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就有椐可循了。在各地对“右派分子”的处分中，往往更为严厉，使“右派分子”甚至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受到更大的伤害。长达20年的时间，这些“右派”们都被打入另册，受到非人的特遇，身心都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中的少数人被投入监狱，或者被送劳动教养，有的被迫害至死；有的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被开除党藉、公职；有的虽保留公职，但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部分“右派”被摘帽了，但仍被以“脱帽右派”称之，一有什么政治运动首先是警告这些人不准“乱说乱动”，“禁止右派翻天”。

数百万之众20多年受尽欺凌，历尽人世间的奇耻大辱，这是极为罕见的历史性灾难。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不是毛泽东的一大罪过吗？

四、广西地区的“反右运动”：

当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反右运动”在全国拉开了序幕，此时的广西虽然也跟着中央的部署开始了“反右运动”，但也仅仅是转载中央级报纸的“反右”消息，尚未真正开始“反右”。这从当时《广西日报》所报导的消息即可看出。如《广西日报》1957年6月13日报导：民革广西省委成员集会，决定一面继续鸣放，一面分辨香花毒草；6月16日报导：本省各民主党派成员及社会人士发表意见，驳斥右派反动言论决不是“收”，邓达之说“《人民日报》不应过早下结论，不应扣过大的帽子”。

就是到了7月5日，《广西日报》还报导：

广西师范学院鸣放空前活跃，黄现番说非党人士做负责人都是傀儡；万仲文列举六条党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的“标准”。

也就在同一天还报导：省委统战部在省政治学校连续召开座谈会，宋育云、赵伯衡等人继续鸣放的消息。

从这些报导中不难看出，这一期间的广西仍然是处在“鸣放”之中。而“反右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7月中旬。

7月11日，《广西日报》报导：广西师范学院揭开反右派斗争序幕。

7月14日，《广西日报》报导：右派分子万仲文向党猖狂进攻，桂林市民革、民盟组织要他彻底检讨交代；黄现番以人民代表身份煽动学生闹事。

这前后不到十天，风向突然变了，从“鸣放”转入了“反右”，“反右运动”在广西是真正开展起来了。

“反右运动”首先也是在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界中展开。如7月16日，《广西日报》报导：

千夫所指，铁证如山，必须老实交代，桂林各界人士揭露万仲文反党罪行。

7月17日《广西日报》：

省教师进修学院全院师生举行大会，揭露和声讨卢显能等右派分子。

7月19日《广西日报》：

高举起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帜，南甯八千多职工愤怒反击右派分子。

8月2日《广西日报》：

胡明树、林唤平、李文钊结成反社会主义联盟，在省宣传会议期间疯狂进行反党活动，他们开了向党进攻的“誓师大会”，有计划有步骤地攻击中共广西省委、广西日报和省文化局，并在共产党内和《广西日报》内设立反党据点搜集情报，放火煽风。

8月3日上午，广西党政领导干部韦国清在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作“反右斗争动员报告”，把广西的“反右运动”推上了高潮。

广西“反右运动”的重点是桂林、南宁两市的民主党派领导机关、高等院校及文化、科技界的知识分子。

重点揭露和批斗的对象是民主人士及知识界知名人士。如李文钊、黄现番、卢显能、黄半文、万仲文、林唤平、胡明树、蒙伟民、何自坚、胡慰祖、陈良佐、陈雄、赖慧鹏……等等一大批人。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不但在党外反击“右派”，党内的不同意见者也难逃毁灭的命运。如：

8月6日《广西日报》报导：

中共广西省文化局总支开会，揭发王成（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叛党行为，诬称他“已成为右派分子在党内的内应，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党进攻”。

8月13日《广西日报》报导：

省粮食厅连续举行辩论会，驳斥党内“右派”黄孟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8月14日《广西日报》报导：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省分公司党员干部徐道颐的反党谬论受到严重批判，他到处贩卖资本主义民主，公开叫嚣党不能领导革命。

8月17日《广西日报》报导：

省工会联合会及各产业工会干部，严厉声讨党内右派分子罗复（省工会副主席）疯狂向党进攻，煽动别人要以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党。

由党外民主人士及高等院校、文化界的“反右”到省、市党政机关“反右”，自1957年8月开始至1958年上半年，“反右运动”在各县及农村中、小学教师中也普遍展开。

据一些市、县官方的统计资料，如：

平乐县在1958年3月4日由整风转入反右，历时月余，有273人被划为右派，338人有右派言论（未戴帽）。

邕宁县1957年8月开始反右，1958年8月结束，269人被划为右派。

平果县1957年6月至8月反右，教师中有113人划为右派，干部有108人划为右派。

贵港市（原贵县）1957年9月开始反右，1958年夏季结束，有429人被划为右派，244人为中右。

苍梧县1957年10月开始反右，有310人被划为右派。对这些右派进行处理时，有13人被法办，43人送劳动教养，89人被开除。

合浦县1957年11月开始反右，有433人被划为右派。

梧州市1957年8月开始反右，有1034人被划为右派。

仅据45个市、县的统计，被划为右派的人数达到11,000人；全广西估计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在两万人以上。作为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一个省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

这些被划为“右派”的人中，除部分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知名人士和少数党政干部而外，大部分为中小学校的教师。可怜这些教师们，他们长年累月在乡村或者偏僻的山村从事教学工作，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他们很少知道，都是一些忠厚老实的人，仅是对某些领导人或者某一件事有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受到长期的迫害。也许他们对“左”、“右”为何物尚不清楚，也身陷深渊长达20多年之久。我小学时代的一个老师陈友值，还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解放后一直从事小学教学工作，后来提拔到平乐县桥亭小学当了校长；1958年大跃进开展后，他仅说了一句玩笑的戏言：“鼓足干劲，拿灯上油”，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后开除公职回家当农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落实政策时才恢复教师职位。20多年饱受人间之苦，实在也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人间灾难。

五、中专学生中也抓“右派”：

那时的桂林地质学校是重工业部在1956年建立的一所四年制中等专业学校，1956年秋季招收了第一届500名学生，笔者就是其中的一员。当1957年春、夏之间全国开始“鸣放”和其后的“反右”斗争时，学校中除了日常的政治时事学习而外，也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全国“反右”斗争的情况而已，学校中一切教学秩序还是正常的。

到了7月下旬学校放暑假，我回到了在农村中的家。由于当时的农村缺少报纸，整个暑假期间没有看报纸，全然不知当时全国“反右”斗争进展的情况。

8月底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我回到了学校。进入校园内，一走进教学大楼，顿时令我震惊了，但见大楼走廊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全是揭发和批判所谓“右派分子”的。有批全国知名“右派”的“反动言论”，更多的则是我熟知的一些老师们的大字报，他们也被当成“右派分子”来揭发和批判了。

仅一个多月时间，学校的形势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真是意想不到的。课余时间我迅速到学生阅览室查看8月份的报纸，原来广西的“反右运动”在7月下旬和整个8月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广西省委和桂林市委的部署下，学校才开展“反右运动”的。暑假期间教师们没有放假，集中“反右”，难怪我们一回到学校就看到这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原来是学校教师中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1957年学校没有招收新生，只有56级的500名学生，当时有教师约40人左右，加上干部和职工，全校教职工也只有80人左右。但，在“反右运动”中却有副校长孙德文和工会主席刘一帆夫妇，俄语教师傅绍先，数学教师韩学潮、白子芬、黄培信、李志新，语文教师林国庆，测量教师李群，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学铭等人被打成“右派”。另有数学教师柏树园等几名教师虽未戴上“右派”的帽子，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教职工和干部中的“反右”斗争，所有的揭发、批斗会主要是在他们之中进行，学生并没有参加这些会议。但所贴的大字报则是公开的，学生们可以看到。看了这些大字报，我总觉得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往往是大帽子吓人、压人，一些批判也显得事实不充分，显得牵强附会，缺乏诚信和说服力。诸如什么有人“鼓吹教师治校，反对党的领导”；俄文教研组傅绍先老师是东北人，曾对苏军在东北期间的行为和肃反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就被诬指为“反苏”、“反对肃反政策”；一些人对某领导或者某一个党员有意见，就被指责为“反对党的领导”；对统购统销、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合作化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就被指责为“反对党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等等。再有就是翻老底，揭露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如××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三青团员”，××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联系”，更有××的父亲或者舅舅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也都搬出来了。看得出来，这些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不实之词。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却是可以将人打入另册的重要“罪证”。

1957年的9月中旬以后，学生中也开始“反右”了。

如果说在教师和干部中进行“反右”斗争是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话，那么在中专学生中也抓“右派”则是令人不解了。

据说当时中央就有通知，在工人、农民和中学生（包括中专学生）中不开展“反右运动”，只进行正面教育。而我们学校是一所中专学校，当时学生的年龄大多是16～20岁之间，也开始“反右”，则不能令人理解了。

我记得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是蔡智（学校团委书记），此人是一个表面满面笑容，背地里却是阴险狡诈的人。他在各个学生班级都成立了“反右”领导小组，由各班级学生中的党员或者团支部负责人组成，如学生中党员温兆斌、陈瑞义、林炳营、林荣光、王仁刚，以及共青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如尹维和、吴乃光、汤镇静、杨兆便等多人，可以说这些人都成了“反右”的积极策划者和蔡智的得力帮凶，成了学生中的整人狂。

十个学生班级不到500名学生（原有500名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后，有十多人因病休学或因成绩差退学了），竟有近20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如地质专业的学生蒋有顺、卢国昆、陆明珠、刘正基、庞业基、郭卓平、陆宏津、陈建德、苏其炳、陈家贤、赵晴生、石友南、易鹏飞，物探专业的邹东林、刘志斌、江通创、郑成业、黄星、肖道全等人。还有十多名学生虽未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但因有严重的“右派”言论，也多次受到了批判，如梁大玲、程康国、罗清宇、黄炳瑜、邓文雄等人，其中梁大玲并被逼跳楼自杀（幸未死）。中专学生中也抓“右派”，真是令人不解的千古奇谈。

这些学生“右派”的所谓“右派言论”，概括起来不外乎是：

对班级党员或者团支部负责人有意见被视为是“反对党的领导”；

对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有意见，被指为“反对党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

有人说“把好的农产品都出口给苏联了”，还有陆明珠一次在说尼赫鲁时，说成“赫鲁晓夫”，都被诬称为“反苏”言论；

更有陆明珠、刘正基等同学，因为个子高大，平时又爱运动，为此经常向学校反映意见，说是“粮食不够，吃不饱”，也被认为是“对现实不满，反对社会主义”。

…………

这许许多多的所谓“右派言论”，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为了深入开展“反右运动”，“反右”领导小组曾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有关“反右”斗争的新闻纪录片，也曾组织我们到广西师范学院（现今的广西师大）参观该院的“反右”大字报。

早在6、7月份时，在报纸上我都看过许多“鸣放”的言论和“反右”斗争的报导了，对知名的大“右派”章伯钧、章乃嚣、罗隆基、储安平……等代表性的人物，对大学生中的“右派”谭天荣、林希翎等人都是熟知了的。现在通过纪录电影，看到了这些真实的人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希翎，在纪录片中只见她着一身褪色的灰黄军装，短发，显得一表人材，平静地坐着面对别人对她的“批判”，不时用笔在记着什么……说实在的，不论是从报纸上看到对她的报导，还是影片中看到她的形象，在我的内心里都有一股难以言状的同情和敬仰之心，我赞同她的观点，认为她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一个有时代气息和有棱角的青年。对这些人的批判越深入，越发产生对他们崇敬之心。参观广西师院的“反右运动”，看到了揭发、批判林唤平、黄现番……等教授们的大字报，也看到了学生中的“右派”谢登堡、廖志孝、王光汉、李家福等人的大字报，我都充满了同情和敬意，只是这种思想当时没有勇气表露出来而只能隐藏在内心深处罢了。

看了“反右”的纪录片，参观了师院的“反右”大字报，回到学校后，“反右”领导小组就组织大家讨论，谈感想。“反右”积极分子们当然会利用这样的场合来表现自己，大谈收获体会，表示决心，要把“反右”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我们一批不热心“反右”的学生，在这样的会上虽然也违心的说几句“受到了教育和启发”之类的空话、套话，但在后来的批斗“右派”们的会上，我们只是跟着喊喊口号，积极性始终是提不起来的。

“反右”运动的后期，1958年的春天，开始了对“右派”们的组织处理。我记得学生中有几名被划为“极右分子”的学生易鹏飞、苏其炳、石友南等人，被谴送到农村劳动，一年多之后才重新回到学校学习（仍然受到监督）。其他被划为“右派”的学生虽然仍留在学校学习，但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应有的权利，受到了各种歧视。1960年7月毕业分配工作，这些“右派”毕业生被分配到地质勘探队后，长期从事劳动，当普通工人使用。有的人虽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因劳动表现好而脱掉“右派”帽子了，但仍长期被以“脱帽右派”称之，受到歧视。政治运动一来就要被警告，不准乱说乱动，甚至受到批判斗争。一些人是到了70年代初期才脱掉“右派”帽子的。十多年的苦难历程，他们的青春被消磨尽了，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悲剧。

至于教师中的“右派”，他们受迫害的时间就更长了。林国庆和孙德文、刘一帆夫妇虽然在“文革”前脱掉了“右派”帽子，但长期得不到重用，只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工作，工资被降级，政治上长期受歧视。王学铭是“文革”结束后才脱帽的，一直在学校被监督劳动，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作的权利。被划为“极右分子”的俄文教师傅绍先和数学教师韩学潮、李志新均被开除公职，谴送到农村劳动。直到“文革”结束后，80年代初，傅、韩、李三人才得到改正“右派”的结论，重新回到学校，恢复教师的待遇。20多年的磨难，使他们本人和他们的亲属身心都受到极大的伤害与摧残，这悲剧的人生是多么地令人惋惜和同情啊！

与此相反，那些“反右”的英雄们，像蔡智及学生中的温兆斌、陈端义、吴乃光等一批人都受到表彰。吴乃光、尹维和、汤静镇等一批团员入党了，1958年未到毕业时间即提前留校担任行政干部了，成了其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文革”运动的中期，1971年学校开展清查“5.16”运动时，吴乃光成了审查我的所谓“‘5·16’专案组”负责人，成了学校红极一时的所谓“红人”。

六、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几个问题：

今年是“反右运动”的60周年。60年前发生的这段历史，今天再回首当年之事，仍然是令人惊心动魄和非常痛恨的。

在纪念“反右运动”6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这段历史、反思历史，才能指导我们民族的未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重温和反思历史，是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下列几个问题是特别值得当今的人们深思的。

1. 是“胜利”还是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

这是世人首先要深思的问题。

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在1958年初基本结束（个别地方是在1958年底甚至到1959年初才结束的），195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八届四中全会，会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人们自然会问，“反右”是“胜利”吗？又是谁的“胜利”？

对毛泽东而言，“反右斗争”他是胜利了，因为“反右斗争”完全是按他的策划进行的，按照他的“阳谋”——“诱敌深入”，“引蛇出洞”，使大批的“右派”往他准备好的口袋里钻，给他聚而歼之，由此，使他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得以实现，他从此走上了中国的神坛。毛泽东胜利了，他发出了胜利者的奸笑。

然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特别是对知识界而言，“反右斗争”决不是什么“阶段性胜利”，而是一场大浩劫，一场有史以来少有的空前民族大灾难。

且不说被打成“右派”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以至亲友数百万之众饱受20多年的磨难，有的被迫害至死，家破人亡，有的被投入监狱或者劳动教养，有的被开除党藉、公职谴送农村过着非人的生活，有的虽留职，也是长期被监视、被歧视，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政治权利。

更主要的是“反右斗争”后，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极“左”的道路，一个紧接一个的大灾难更是使中华民族陷入了连续不断的苦难深渊之中……

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等等假话、空话、大话害得国人苦不堪言，公社化成了现代的农奴制；

1959年的“反右倾”，极“左”思潮进一步发展，“反瞒产运动”更使假话和浮夸祸害无穷；

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千多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

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整干部、整群众，大搞阶级斗争，大割资本义尾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使刚刚开始复苏的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

直至1966年开始“文革运动”，为期十年，数百万人惨死，数千万人惨遭迫害，经济全面崩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上述的一切，都是“反右斗争”带来的灾难后果。

可以说，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中国向“左”转的一个大转折点，是“文革运动”的一场预演。没有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不可能有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1957年“反右”后，1966年果然来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运动。“文革运动”是一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发起的第二次“反右运动”。

毛泽东曾说，他实行的是“剥笋政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剥去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中的党外“右派”，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中，他则剥去了党内的“右派”。这毫无疑问的都是民族的大灾难。

2. 仅仅是“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还是根本上的错误：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寿终正寝。

随着毛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否定毛的路线，平反毛时代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彻底否定“反右运动”，为“右派”们平反就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反右运动”是根本错误的，“右派”们必须彻底平反，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认识。

然而在1978年4月中央的“55号文件”中只是提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对错划的“右派”也只是采用“改正”一词，这样做虽然较毛时代有进步了，但仍然是令人疑虑，令人不能满意的。

到了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反右运动是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1957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

邓小平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是谎谬透顶的无耻之言。

邓小平当年是总书记，是“反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是“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反右运动”，不可能为“右派”们彻底平反，这是早在人们意料中之事。

如果当今还有执政者在步邓的后尘，还在维护毛、邓当年的错误，就实属无必要了。因为当今的执政者在“反右运动”时大多还是中小学生，对世事是知之不多的，“反右运动”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责任问题，何必还要背上“反右”的包袱来维护毛、邓当年的错误呢？

“反右运动”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任何一个尊重历史事实、有良知的人都会得出的共同结论。

就以1978年给“右派”摘帽时的核查结果来说，当年改正的“右派分子”为54万多人，占“右派分子”总数99%以上，这就表明99%以上的“右派”是错划的，1957年开展的这场“反右运动”所打击的“右派分子”之中，99%以上是打错了的。

当年经过审查，全国“维持原案”、“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就中央一级而言，只有5人，加上地方90多人，即全国只有不足百名“右派”未予改正，而开展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就是为了打击这不足百人的“右派”吗？这样的一场荒唐运动还有必要吗？

核查表明，作为1957年“反右”核心的“章罗同盟”是子虚乌有的，而99%以上的“右派”又是打错了，发动这样一场空前的“反右运动”它的必要性在那里？

其实所谓中央一级的五名“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未予改正，也是根本错误的。纵观这五人的全部言论和他们的一贯表现，国共内斗时他们就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解放后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为共产党效力。就是在“大鸣大放”时，他们也绝非“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出于对共产党的爱护才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意见，而且这种意见是在毛泽东和中央统战部反复邀请、动员之后才提出来的。既然是意见，并无任何的纲领和行动，即使有“错误的意见”，那也是宪法和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又何谈得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毛泽东不是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什么人家一“言”，却要给人以言治罪呢？

中央级的这五名“右派”未予改正是错误的，地方上的90多“右派”坚持不改正就更是错了。

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认为：“反右是中共的自阉”，“反右斗争对民族、国家、文化、知识分子是严重的伤害，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共产党自身”。这话是诚恳而又实际的，但愿有更多的领导人能有这种认识，能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反右运动”，为“右派”们彻底平反，向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认错、道歉、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这样做对执政党不会有任何损害，相反只会增强执政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人们会更拥护执政党。

3. 值得反思的民族

“反右运动”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这固然是因为毛泽东大搞“阳谋”，是因为他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及大兴文字狱的原因而外，与我们这个民族自身存在的缺陷也是有关系的。“反右”中假如没有许许多多人的积极参予，没有这许多人的揭发和批判，也绝不会抓出如此多的“右派”，“反右运动”所带来的灾难也许要小多了。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无疑也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之一。然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我们这个民族也会有懦弱、丑陋以至劣根性的诸多缺陷。虽然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中表现有所不同，但所存在的问题却是不容否定的。

如，在“大鸣大放”开始之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界人士能团结一致的发表意见，发泄内心的不满；而一旦毛泽东开始施加压力、开始反击的时候，许多人不但纷纷检讨、认错，有的甚至反戈一击揭发自己的同类，有的甚至落井下石，把两个人私下交往的谈话也当作“罪证”予以揭发，使被揭发者无故频添了许多“罪状”，自己也未必能逃过劫难。

这样的例子在“反右运动”中是不少的。我亲眼所见，在我们学校，原来相处较好无话不谈的两名同学，“反右运动”开始后，其中的一人受到揭发和批判，另一人为了“过关”，或者为了“立功”，也把私下交谈的话揭发出来，以至发展到互相揭发，结果双双成了“右派”，实属可怜而又幼稚之举。

像这样的例子全国各地都会有的。

当时全国的知名人士，有的在运动一开始就充当了积极分子，揭发批判“右派”，如吴晗、老舍、郭沫若……等等都成了“反右”的积极分子；而到“文革”开始后，吴晗、老舍等人却被迫害致死，实在是令人可怜而又值得同情的。

许多人纷纷检讨、认错，这种检讨成了“罪证”的自供，最终也难逃“右派”这顶帽子。如全国“右派”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黄绍闳、陈铭枢、龙云、谭惕吾、马哲民、宋云彬、叶笃义等一大批人，都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检讨。就我们学校而言，不论教师还是学生中的“右派”，个个都检讨低头“认罪”。但也有少数人能坚持真理，拒不承认错误的，章乃嚣、马演初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更有像林昭一类的人，她（他）们不但从不认错检讨，相反却遣责“反右运动”是根本错误的。虽然她（他）们最终被独裁者杀害了，但她（他）们的精神的光芒却是永存的，人们会永远怀念和敬仰她（他）们。

这充分反映出我国知识分子的不同状况。有优秀分子，如林昭、马演初一类有骨气的先进人物；也有一大批懦弱的人，他们在灾难来临之际，丧失了人的尊严和应有的良知，在毛泽东突然变脸后自相残杀，或者背后告密，打小报告，借诬陷他人来洗刷自己，借批判他人来表明自己的革命和忠心，结果有的虽侥幸过关，有的也难逃灾难的厄运。这些懦弱者们之所为，虽然是由于压力和威逼所致，检讨大多也是违心的，但它所反映出的却是我们民族的缺陷所在，也是懦弱的典型表现。

至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大喊大叫的积极分子，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赤膊上阵，揭发和批判“右派”，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吃狼奶长大的狼群，是我们民族中最具有劣根性的典型人物。正是有了这样的一批人，毛泽东发动的所谓政治运动才能得心应手，也才能有如此大的灾难产生。“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乃至“文革”，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人们对那些吃狼奶长大的愚昧而又凶残之徒是早已司空见惯了的。

我们必须要深入反思这些，要彻底清除我们民族中的劣根性和大大小小的缺陷，才不至于给一些政治骗子所利用，才能减少以至彻底清除那些凶恶的狼群，使我们的民族不再有大的灾难产生。

4. 宪政民主制度才入是社会和谐进步和根本保障：

毛泽东当权的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连年不断，不但经济上屡遭破坏，人民长期贫穷困苦；在政治上更是由于独裁专制和“驯服工具”、“舆论一律”、“保持一致”等的说教，使人民不但失去了民主和自由，而且冤假错案丛生，横遭生灵涂炭，整个社会是毫无和谐进步可言的。

反思这个社会，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会尚未建成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会有这许多灾难的产生，才会有社会的不和谐，这是多么值得深思的一个大问题啊！

想当年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争斗的时候，他是多么地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他不断的向蒋介石提出“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他大言不惭的向人民许诺要建立“民主政治”，许诺“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是斗争需要的一种宣传手段，他是从不打算真正实行的。他夺得政权后的一系列所为，对他的这些许诺就是最彻底的否定。他的独裁专制比起蒋介石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假如真正建立了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毛时代的一切灾难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今的社会比毛时代是有许多进步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有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与毛时代相比要好多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有了一些改进，对此人民当然是欢迎的。然而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仅仅是一种改良而已，还不能说有根本上的改变。当今社会现实中的许多不和谐就是最好的说明。如：弱势群体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愈日严重；社会的道德危机、诚信危机、世风日下；腐败横行，黑社会性质犯罪甚嚣尘上；治案恶化，恶性事故频发；假货充斥市场，严重的危害着国民的一切；环境屡遭破坏，污染日甚一日的严重……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表现。

要使这个社会和谐，单有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政治上的某些改良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从80年代初开始的反腐败，至今已经30多年了，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腐败不但不能有效遏制，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贪污受贿的人数增多，涉案的金额增大，腐败官员们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必须要在社会制度上实行彻底的改革，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有效的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才能有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这就要开放党禁、报禁，给全体国民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市场化，只有这样，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据媒体报导，有某领导者曾声言说：“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这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如果所有的执政官员都有这种共识，那我国的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早就会建成了。遗憾的是当今的许多官员尚无这种认识，连“普世价值”和人权之类的他们都要反对，不许谈论，他们只知道独裁专制，只知道自己是“主”，老百姓是“民”；他们的权力大得很，失去了制约，一切为非作歹之事就应运而生了。

君不见，至今主管宣传和出版的官员们还在念念不忘“舆论导向”，还在禁书，还在强调“统一宣传口径”，还在强调“反右题材要淡化”，“文革题材要淡化”，禁止人民研究和反思“反右”和“文革”一类的历史问题。这种种做法显然是徒劳而又愚蠢的，必将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和抵制。

连“反右”、“文革”这样的历史大灾难及他所造成的社会不和谐的事实都不敢承认，不敢让人们总结、不让人们反思历史的教训，怎么可能造就和构建今天的和谐社会呢？

时代在前进，螳臂岂能挡车。只要国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结束语

我经历了反右运动的全过程。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时，我还是一名青年学生。由于当时的功课多，学习紧张，我只顾埋头学习，对政治上的事不太关心，也未能深入地思考问题，故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和其后的“反右运动”我是不热心的，只是看看报纸，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在观察事物罢了。

然而对于当时报纸上发表的“大鸣大放”的许多言论我却是赞同的，对于跟随而来的“反右运动”我是心存疑虑的。因为此前我亲眼目睹了解放以来的剿匪、反霸、土改斗地主、统购统销、肃反、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看到了迫害人、整人的种种现实，虽然当时年少许多事情不明事理，但面对这些心里总是有一种莫明的不满情绪，只是这种情绪从不敢表露出来，只能埋在心里罢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平时只注意功课的学习，不过问政治上的事就很自然了。难怪“反右运动”结束时，对每个学生要作政治结论，班级领导对我的评价是“反右运动表现一般”，这实在是有点“过奖了”，应该是表现“较差”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在运动中我从未揭发过任何人的问题，也从未发言批判什么人，只是在积极分子们带头呼喊口号“打倒×××”，“彻底批判×××的反动言论”时，也跟着举手喊喊口号罢了。

“反右运动”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冤狱，是前所未有的“以言治罪”的经典案例。仅仅因为言论而把人治罪，而且这些言论是应毛泽东的反复动员而发的，全是帮共产党整风的好心之言。好心之言却不得好报，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才做得出来吧。

以上就是笔者在“反右运动”60周年到来之际，所作的简要回顾与反思，特草成此文，权当作为对这场运动的纪念吧！

我们应该祭奠那些在“反右运动”中及其后被迫害至死或已逝世的人们！对现存于世的“右派”们也应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慰问！对所有“右派”及他们的子女们的合理要求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支持！

所有的中国人，在纪念“反右运动”60周年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毛泽东这个独裁者和迫害狂的一切罪孽。

作于2017年5月

本文主要的参考文献及资料来源：

1. 《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4月10日、13日、25日，5月1日、2日、7日、12日、31日，6月8日、30日，7月1日、2日、6日、15日、16日刊载的有关社论和文章。

2. 《广西日报》1957年5月23日、24日、28日、29日、30日，6月12日，7月5日、11日、14日，8月7日刊载的有关社论和文章。

3. 《文汇报》1956年11月14日，12月15日的相关报导和文章。

4.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7.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

9.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 《平乐县志》，方志出版社出版，1995年12月版。

11. 《梧州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12. 《苍梧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

13. 《贵港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14. 《平果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5. 丁惠永主编《中国百年大写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

－－原载公民议报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7/5/22/n916856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