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见网提供多款免费翻墙软件,也提供免翻墙网址,为持续能看到真实信息,请記下明见网即时ip索取信箱:mingjianweb@gmail.com,並下载「无界浏览」与「自由门」「神州明见」等翻墙软件。 
 
观雨堂主:周作人的悲剧抉择
一个人今日之结局,也许正是昨日自己抉择的后果。这句话若用于评价周作人先生,大概是贴切的。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住在北平八道湾的周作人受传讯,当年12月被拘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作人受审,与他接受伪职一样,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法院原判徒刑14年,因胡适及北大校长蒋梦龄等人的斡旋,得以改判为10年。周作人在狱中虽失去行动自由,但未失去言论自由,依然从容笔耕,当然也未吃苦头。之后又因时局变动,实际服刑2年半即释放。

1949年1月,保释出狱后的周作人,因无法返回北平而流落上海,暂栖身在他的学生尤炳圻寓所的亭子间。尤宅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从这里向北,曾经是日租界。老一辈知道,1949年以前这一带颇有“东洋味”。周作人心念著新街口的八道湾,对上海的兴趣似乎不大。话虽如此,在上海短暂的日子里,他还是留下《横浜桥边》一文,只是孤陋寡闻如我辈,未能涉猎而已。同在这段时间内,胡适也在上海。这是因北平沦陷在即,介公“抢运学人”的计划在实施中。胡适与周作人惺惺相惜,深知周作人在中国文化方面功底深厚,兼又熟悉古希腊与日本传统文化,数次电话邀见周,意在挽周同赴台湾。何去何从?周作人面临一次重大抉择。周作人若到台湾谋一教授席,以他在文坛的声望,当然不成问题。可惜胡适的热心,每次都为周婉拒。

尤其是古道心肠的俞平伯。1946年周作人陷刑事审判时,俞平伯即力促胡适设法帮助周作人。在上海约两个月的时间内,俞平伯依旧想成全周作人,催促胡适联系周作人。当发现周作人完全没有赴台的意愿时,俞平伯无奈地对胡适说:“作人对新政权抱有希望,那些与旧政权关系很深的朋友,比如你适之,他可能不想有更多牵扯”。胡适眼看无望,只能带着遗憾离开大陆。从此,这两位在新文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永久断裂了关系。



俞平伯说“作人对新政权抱有希望”,此一说恐非空穴来风,但很少有人注意。周作人与俞平伯既有师生之谊,又有朋友之情。俞的散文集《燕知草》有周作人题写的跋,其中有周对明代公安派文风的精彩评价。1936年林语堂赴美前夕,朋友相聚饯行,画家汪子美以此为题画成漫画《新八仙过海图》。画中俞平伯成了蓝采和,靠得最近的周作人成了张果老,林语堂则是吕洞宾,当然还有其他朋友也成了画中仙。周、俞之关系由此可见,俞评周对新政权“抱有希望”,当然不是信口开河。

事实上,周作人与中共“新政权”的交往,可推溯至上世记20年代初。早年在日本留学开始,周作人与著名小说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有深度交往,遂接受新村主义思潮。回国后又在《新青年》上撰文专谈新村主义。新村主义作为乌托邦的一种,源于法国,系无政府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杂合物。巧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当初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读过《新青年》上周作人的文章,也曾将新村主义奉为圭臬。1920年4月7日,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员的毛泽东,专程拜访周作人。当天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下“毛泽东君来访”几个字。周作人与中共早期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也是私交甚厚。李大钊被捕后受绞刑而殁,周作人曾寄予深切同情。此后李之遗稿是他保存,李之子葆华亦获他掩护约一个月。李大钊生前极力传播共产主义,向知识界解绍苏俄“十月革命”,宣扬苏俄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客观而言,斯大林是上世记与希特勒、毛泽东并列的极权主义三大魔头,共产主义完全是人类最恶毒、最阴暗的邪教。李大钊的行为无疑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是对苏共灭绝人性的滔天罪恶作掩饰。对此,历史早有公论,毋须赘言。

周作人在出任伪职期间,与中共地下党依然有联系。周帮助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赴延安,临别时嘱咐:“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对他带好”。李之另一女炎华,也曾获周作人经济上的帮助。炎华的丈夫侯辅庭,靠了周作人才在沦陷后的北大临时当职员。侯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党员,这一点周在事先同样是清楚的。“五·四”以来,周作人在文坛光彩夺目,其后人们为他在日寇侵华时期出任伪职而扼腕叹息,而他与中共的关系,在大陆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中缘故不难琢磨。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使周作人“对新政权抱有希望”。

1949年7月4日,出狱后的周作人,给“新政权”写了一封约6000字的信,信是写给周恩来的。信末写着:

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毛泽东当然看过此信。次年,周恩来将信交文化界的郑振铎、沈雁冰等人,作家唐弢也看过信的原件。据唐弢在《关于周作人》一文中谈到,信的内容分两部分,一是表明自己对“人民政府”(新政权)的看法,二是为自己辨解,希望能回八道湾寓所(其时北平大概已改称北京)。“用旧时新闻记者的笔法,前者叫‘拍马屁’,后者叫‘丑表功’”(见唐弢《关于周作人》,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5月号)。不久,周作人获许他回八道湾的指示。他欣喜地告诉朋友:“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给我的,允许我回家”。那口气里流露出的,竟是诚惶诚恐的低声下气。



周作人写给“新政权”的那封信,是研究周作人的重要资料。这封信今在何处,似乎没人提过。看过原信的人早已作古,当然也不可能作认真分析。唯有体制内作家唐弢,文字婉言传达了周作人催眉折腰的“拍马屁”。这使我想起几年前看过画家陈丹青的书上,有一帧照片,与此恰成鲜明对比。照片上正是日寇投降后,周作人行走在被警局传讯的路上。那画面上,个子不高的周作人,一袭淡色长衫,意态翛然、神情自若的名士风貌,哪里像是被警局传讯?近靠他身旁的,是拘押他的民国警察。看那警察头戴大盖帽穿着短裤,倒像是周作人的随从或听差。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化名人的所谓气场吧!

回到八道湾的周作人,似乎想对“新政权”表示自己臣服的忠心。1952年,他一反当初带有反抗色彩的文字风格,写出《伟大的祖国》一文,文中说:

在这样伟大的祖国里面,能够当一个人民,这也是够光荣的事了,现在我们的义务是要怎么的来报酬这光荣,至少也要自己保重不辱没了这光荣才好。(原载《亦报随笔》1952年1月7日)

“新政权”的累累罪恶,早已罄竹难书,此处毋须赘言。周作人对“伟大的祖国”或“新政权”的讴歌,与在北平因汉奸罪被传讯时相对照,反差实在太大,简直判若两人。可惜1949年后,急于歌功颂德的文化人批量涌现,哪里轮得上你周作人。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周作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对于这一致命的判决,周作人难道也茫然无知?周作人也许不清楚的是,1949年他给“新政权”写的那封信,已是稳坐江山的毛泽东,看后撂下一句话:“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其中“养起来”三字颇值得玩味。一猫一狗一宠物皆可“养起来”,对老人也可“养起来”,周作人究竟归哪一种“养起来”?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回忆起50年代前期,弟兄二人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相遇。简单的寒喧之后,周建人已意识到:“……知道他(周作人)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1期)。

周作人对“伟大的祖国”的歌颂,声音显得太微弱,几乎没人在意。终于他也就死了心,退而当一名“隐士”。周作人在暮年的贡献,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翻译了不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一部古希腊《卢奇安对话集》与一部《伊索寓言》,其译笔自然无可挑剔。1955至1959年,出版社按月向他预支稿酬200元,1960至1965年每月增至400元。这段时间内,先是张东荪大祸突降,接着是“胡风集团”遭全国性围剿,然后是俞平伯、胡适被公开批判,之后又是翻天覆地的整风反右斗争。这一切,周作人虽无法公开发声,但私下不该没有自已的价值评判。然而他选择了装聋作哑,一概充耳不闻、视若无睹。鲁迅曾在《隐士》一文中称:“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周作人正是这样的“隐士”。

殊不知,苟且在“新政权”之下的“隐士”周作人,无论怎样装聋作哑,也是躲得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1966年文革暴发,周作人的稿酬中止。其子周丰一于1957年被划右派,降薪几级。全家八口,仅靠在中学教书的儿媳张菼芳,每月70元的收入维持。政权更换时留下来的文人学者,早已各自西东、自身难保。出版社与他直接联系的,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出版社女编审文洁若。周作人在文革中的凄惨遭遇,我们只能从文洁若的文章里窥知一二。

红卫兵冲击周作人寓所,是1966年8月的某日。年迈的周作人,中午被红卫兵拖到院子里,遭棍子和皮带没头没脸的抽打。在红卫兵的眼里,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与当年的文坛盟主,根本不算人,而是十足的“牛鬼蛇神”。周作人没有被活活打死,一是因红卫兵女头目上午光顾时,勒令周丰一交出手腕上名表。作为“摘帽右派”的周丰一,当即默默奉上。所以这头目发话:“不要打头,要留下活口交待罪行”;二是周丰一中午回家,见老父已被打倒在地,苦求代老父挨打。结果是丰一右腿被打断,当即痛得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孙男孙女全跪在院子里,哭着目睹这场永久铭刻在心中的灾难(参见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原载《读书》1990年第6期、《随笔》1991年第5期)。

从这一天起,周家寓所被红卫兵占据,周作人只许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两腿实在支撑不住,只能卧倒在地。再后来,周作人只能躺在铺板上残喘。饿了时,喝点玉米面糊糊就著臭豆腐充饥。走到这一步,受尽凌辱的周作人,不知是否回想起曾经与共产主义头面人物的交往,是否回想起低声下气给“新政权”写的那封信,是否回想起胡适在离开上海前,曾力邀自己同赴台湾的诚意。捱至次年4月底,这位曾经“对新政权抱有希望”的苦雨斋主人,屡屡对丰一哀告:“我已是生不如死,不想再连累你们大家了……”几天后,丰一从单位回到家,发现老父早已断了气。



一直以来,大陆知识界将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伪职,视为他个人历史的污点。当然,为之惋惜者,也不泛其人。惋惜的理由认为,周之出任伪职,乃是事出有因。譬如“因家室所累”,譬如“因1939年元旦遇剌所受惊吓”,譬如“因蒋梦龄校长曾委托周作人等4人留守北大”等等。这似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曾引用过南宫博为周作人辨护的一段文字——没有在搜寻原因上努力,而是直抒胸臆的将心比心:

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见南宫博《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原载1971年5月9日《中国时报》)

字里行间有一种类似宗教宽容的情怀,联想起他平实淡泊、不枝不蔓、流水行云的文字风格,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为之扼腕叹息,正是人之常情。然而在我看,周作人对共产主义传播者李大钊的同情,又充当李之遗稿保存者,甚至对“新政权”既抱希望,对“新政权”的作恶却装聋作哑,还有他对“伟大的祖国”的阿谀之词等等,恰恰是周作人一生中最不值得原谅的污渍,又怎么能成为对周作人应当网开一面的理由呢?

梁实秋在文中还有一句话,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他(周作人)也曾写信给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是他对于抗日战争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夙对于时局,和他哥哥鲁迅一样,一向抱有不满的态度。(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见《梁实秋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当然,“和日”也罢,“和共”也罢,对周作人而言,一切早已成过眼云烟。但后来者应当明白,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周作人晚年的巨大灾难,恰恰是此前他对“新政权”主动抉择的结果。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19/04/08/a102551853.html)

为甚么要救度众生

save

为什么会有人类

human

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

3tui
427,696,685

破网与禁书下载

freegate

免费下载自由门
专业版7.99  zip  exe
安卓版5.0  apk

wugate

免费下载无界浏览
电脑版2132  zip  exe
安卓版无界一点通  apk

爱博电视

免费下载爱博电视
PC版(180318)  exe
手机版(2.1.13)  apk

神州明见

免费下载神州明见
手机版 V6.9  apk
电视机顶盒版 V6.9  apk
神州明见網頁版 V2.0  下载  开启
二维码小助手 V3.0  下载

网必通

免费下载网必通
手机版   apk
 

神韵全球巡回演出预告

shenyun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