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维基百科，8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才1千280万人（ 其中军人作战伤亡 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 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 12,784,974人）。
在二战中死亡的军人人数合计约有1,800多万；死于交战各方刻意杀戮的平民和战俘大概也有1,800多万（其中80%以上死于纳粹德国之手）；而死于战争相关原因如因战争导致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则在1,500万~3,000多万平民。全部死亡人不到7,000万人。
而1959年开始的4年特大饥荒饿死人数，远超过历时8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的军、民总人数。
饿死7500万～1亿2500万的数据的计算方法是：大饥荒前全国总人口是6亿多一点，其中农业人口约5亿多，为方便计算，按照5亿农业人口计算。4年特大饥荒饿死人的比例在15%~25%之间。按照15%计算，就是饿死7500万。按照25%计算就是1亿2500万。关键是这个15%~25%是怎样得出的结论。
我的结论的基础依据是，四川省的饿死人的比例。四川大饥荒前农业人口约6000万。饿死比例在20%～25%，这是保守的计算。全国中，安徽、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的饥荒程度与四川相当，饿死人比例至少也和四川相当。其它省饿死比例要少一些，但是像云南、贵州、广西也很严重。北方的河北、山西、宁夏只是比河南要轻一些。南方饿死人少一些的是湖北省。综合起来，我的计算只按照15%计算，全国饿死也是7500万。
如涪陵县农业人口原本是74万，饿死了37～38万。约占50%。涪陵专区饿死人数约为33%，四川按照20%～25%比例计算，实际是保守的数据。
我做过调查研究，在四川省涪陵专区，有的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在1959～1961年夏天的两年半中，饿死人数就占总人数的80%。涪陵县农业人口饿死比例超过50%。四川全省，饿死人数至少在1200万至1500万，甚至达到1800万，约占全省农业人口的20%至30%。四川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中共建国前从来未发生过因自然灾害引起的全省性的大饥荒。甚至在一个县境内也未见过因水、旱灾害粮食减产而发生如1959年开始的这种严重程度的大饥荒（全省约180个县）。
四川饿死人数全国最多，但饥荒严重的程度与之相当甚至更严重的还有山东、河南、安徽、甘肃、青海等省。河北、山西、宁夏等省饥荒也非常严重。
江苏北部、云南省、广西省等，在1959年前农村闹饥荒饿死人的事就惊动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中国粮仓湖南、湖北省，大饥荒4年饿死人情况也很严重。苏、浙、闽、赣和广东等省也饿死人不少。东三省也严重缺粮。
杨继绳先生在20年前写就的《墓碑》一书中，记载三年大饥荒全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的数据，主要是从各省里的《地方志》中的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
这个数据是大为“缩水”了的。当年，地方的人口统计数据都是层层上报，上报的数据的第一道管卡在县委，上报前都要经过县委第一书记“把关”。书记们在上报粮食产量时，都是以少报多大搞浮夸，为得到上级表彰升官发财。而饿死了人则三缄其口，死亡人数以多报少大量隐瞒，为了掩盖罪恶保自己的乌纱帽。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委都是这样隐瞒饿死人数的。就涪陵地委，1959年至1960年底的两年，人口减少80万（根据地方志的统计数据），而在1961年2月上旬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县委书记以上的三级干部会议），地委书记孙俊卿就涪陵专区饿死人的问题做检讨认错，说“人口减少40万……”打了对折，少报40万。这还是在当时省委派出的钦差大臣梁歧山（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涪陵分团负责人），对涪陵地委饿死人的责任进行严格监督下，地委才给省委报告40万的数字。在其它专区（全省有约17个专区级行政区划），省委派出的钦差大臣对地委上报饿死人数的监督，多没有梁歧山这样认真。
在其它省，也有不少地方党委隐瞒饿死人数的情况发生。据《炎黄春秋》主编之一的洪振先生披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无为县志》提供了一份《无为县人口变动情况表》，其中1958年底的总人口是950,056人，1959年底为820,25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这就是说，无为县在从1958年底到1960年底二年内人口减少了287,499人。人口减少的原因，不外死亡和外流。县志提供的死亡数字，1959年为86,278人，1960年为41,703人，合计127,981人。在人口外流方面，这两年净迁出16,184人。两者合计，只有144,165人，与减少的人数相差甚大。同时，这两年还出生了22,887人。因此，县志的人口数字是矛盾的。根据《安徽省志·人口志》提供的安徽省公安厅汇总的各县人口死亡数字，1960年无为县死亡人数是126,524人，但县志记载是84,821人，相差这么大，合理的推测只能是编修县志时做了手脚，隐瞒了死亡人口。”
在河南省，那个信阳专区（下辖17个县）饿死百万人的数据也只是统计至1960年10月份前，此时4年特大饥荒时间尚未过去一半。就是这100万死亡数据，也是由中央监察委调查组去查证的。4年特大饥荒信阳专区饿死人数至少在150万以上。当年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1961年一次会上说河南省三分之一的地方情况类似信阳专区。实际河南全省大饥荒饿死人的问题严重程度和信阳专区差不多。在全国红极一时的碴岈山人民公社就在信阳专区，也饿死很多人。河南省饿死人的罪魁省委第一书记吴之圃被追究责任，免去省委第一书记改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官职比接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还高半级，因为吴之圃是毛泽东的红人，毛泽东就是在1958年8月初，视察了全国率先办起的河南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后心欢意得，月底在海滨疗养地北戴河召集中共中央会议，决议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
这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的1958年下半年，像苏北、鲁南、云南地区农村的饥荒就很严重还饿死人了，情况都上了新华社《内参》。1959年春，山东菏泽专区的农村人民公社食堂无米下锅，停伙断炊。饥民吃树皮、麦苗，还拦路抢劫运粮的汽车。逃荒人数上100万。情况报告都送到了毛泽东案头。5月，毛泽东在国务院办公厅的专题文件上批示“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实际全国五亿农业人口都无饭吃。毛泽东和他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都知道从1949年中共解放军所到之处，农村里就开始普遍发生严重饥荒饿死人——强行向农民高额征粮(农业实物税），征粮工作队都带枪，类似武装抢粮。
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在1950年初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上海和苏南共产党政权高额征粮使农村饿死人，言下之意是批评共产党不顾农民死活。邓小平、贺龙分别从南、北两路带领人马约40万进入四川后，也是强行征粮，民众怨声载道。国民党旧政权遗留人员借民怨发动武装暴动，战火燃遍整个云、贵、川3省，共产党新政权调动正规军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才镇压下去。而消灭国民党聚集在四川的正规军队40万人马才费时两个多月。
从1950年到1958年的9年中，中共政权征购粮食数量年年加码，到1958年，像涪陵这样的山区，征购粮食数量是1950年的3.5倍；1950～1958年（9年）征购粮食总数量是民国1940-1948年（同样是9年）民国政府征粮（实物税）的2.6倍。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前的9年中，天府之国四川，农民家庭都是糠菜半年粮，农村里常有人饿死，这个现象在中共各个地委、县委的历史档案中有大量记载。1959年毛泽东的秘书室主任田家英去江西九江出席庐山会议，告诉同船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四川农村有饿死人的……。田家英当时在四川成都郊区农村驻点调查研究，和人民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李井泉回答说：“那朝那代没有饿死人的……？”
1956年广西一个县农村饿死人的事情被人告发到中央监察委，1957年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官员被撤职。陈被处分的真实原因应该是其它事情得罪了高层领导，借故拿他开刀。前面谈到的四川、河南、安徽等省都分别饿死上千万、数百万人，省委第一书记都升官。全国受处分的，就只有河南一个路宪文（信阳地委书记），还有几个县委书记。四川饿死1千几百万人，省委只追究了丰都和荥经两个县的县委书记的刑事责任。包括路宪文在内，在当年被省委或者中共中央抛出作为替罪狼的、因饿死人受处分的地委、县委书记，在1979年都撤销了原来的处分（包括刑事处分），恢复原来的行政级别待遇。而饿死（包括在反瞒产运动中斗死打死）的至少7千5百万农业人口，至今未得到抚恤。
近年来，以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张经先为代表的文人，还公然不顾历史事实，要翻转1959～1962四年中饿死数千万人的公案。这个公案，当年担任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几万名中共官员，在1961年开始的以“整风整社运动”作为载体的“纠左”工作中，都是公开承认了的事实。文革（三年）初期，地、县级以下的地方造反派造反，其仇恨主要方面就是共产党官僚人为制造了这场大饥荒，饿死了他（她）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亲戚邻里。这帮官员也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认罪道歉，公开检讨。
1980年中共中央召集全国4千高级干部，聚集北京讨论共产党建国30年历史的成败得失《关于中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完全否定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为止的20年历史。邓小平独断专横否决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邓小平深知丢掉毛泽东这面旗帜和这把刀子，包括他在内的共产党高层官僚集团在中共建国前后的所有反人类罪行都将会被清算。他的“四个坚持”的根基将不复存在，共产党专政会一夜间倾覆。因为毛泽东犯下的所有反人类罪行，都有他邓小平的份。邓小平是共产党高层中血债帮几大巨头之一。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包括涪陵在内的四川省的中共老干部，绝大多数人对中共1958年后20年的历史都是持全盘否定批判态度的，不少人还写了文章发表在地方期刊上。
在民间，据我调查所及的原四川省涪陵和江津两个专区，农民们都有一本受共产党压迫的苦难史，血泪帐。包括年轻人都知道他们的父辈（包括爷爷奶奶）在4年大饥荒中死里逃生的故事；1979年前的30年间饿肚子的难受滋味。
4年特大饥荒，饿死7千5百万以上的人口，完全是共产党之祸、整个共产党官僚集团之祸、毛泽东之祸。
就事论事而言，1958年下半年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它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剥夺了农民家庭的生产资料（耕地和大型农具）的基础上，再剥夺农民的生活资料（私有房屋住宅、家具、生活用品（锅碗瓢盆）、家中的粮食、喂养的猪甚至鸡鸭鹅等）；还有农业社里尚未分配给社员（农民）家庭的当年的口粮、现金（都是社员劳动一年的报酬）；还有农业社里的公共积累（公积金和备用粮食，都是社员共有的财物）。还没收了农民家庭的自留地和自留地里的庄稼。
所谓”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完全是一个假命题。公共食堂刚建立，强迫各家农户把家里的粮食交到食堂去，之后地里收获的粮食中本应该分给社员家庭的口粮再也不分给社员，而是集中在食堂里，强制社员全家到食堂吃饭——但是是吃不饱的，后来无米下锅停伙断炊饿死人……
社员在家里煮野菜吃都是提心吊胆的——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轻则没收铁锅重则批斗殴打。
四川丰都县包鸾公社大林2队陈正和先生，清楚记得本队90多人口饿死后只剩下20人。
（颜智华提供）
（颜智华提供）
名义上是公社社员的农民，没有人身自由；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和财物；强迫劳动；强制集体生活方式（公共食堂制度）；普遍的虐待、打骂及各种方式的迫害；长期的饥饿、死亡…… 人民公社化制度具有中国古代皇权暴政下监狱制度的野蛮原始、纳粹监狱残暴血腥、苏联斯大林古拉格（劳改集中营）里重在迫害”政治敌对分子“等的特征。即它具有上述监狱制度的6大要素。人民公社就是看不见围墙的监狱——劳改农场。
毛泽东在党内高层中力排众议，心急火燎要实行人民公社化，从经济角度而言，就是要在一夜之间，完全无偿地、全面彻底地、毫无剩余地掠取5亿农村人口的全部人力、物力、物质，投入到他的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中去。尽早实现他的也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体制内的老一辈有人感叹：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啊！宁愿饿死都不抢粮。
也有晚辈提出疑问：为何不去抢粮？
老一辈的“感叹”只是政治谎话；晚辈们应该知道的是——囚徒在监狱里面抢粮可能吗？
在百年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中，特别是在中共建国后制造的各次灾难中，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大饥荒饿死7500万以上的老百姓（主要是农业人口）是其中最大的灾难，劫难。
为罹难的父老乡亲默哀！
注：作者颜智华，著有80万字专题史书《饿死在人们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该书是他先后花费了30年时间，访问了原四川省两个专区近20个县，以及访问了上自中共地委书记，下至人民公社生产队长及普通社员在内的100多位当事人与见证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与资料，着力写就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性专题史书。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9/24/n1154303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