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位大师指点迷津，笔者便想将自己已如骨鲠在喉的一些过往未曾诉诸文字的见解倒将出来。
笔者在“三一八”研讨会上（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一、西方文明如今在华对抗的是西方而非东方野蛮
据说，马列主义大举入华乃是借力“五四”运动，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不妨先谈这个问题。首先，包括二位教授在内的当下学界精英乃至普罗大众，似乎都将为汤恩比所总结的近代以来中国发展主要脉络“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中的“西方冲击”，视为西方新兴文明（此处“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西方文明强调个人实现）对于东方古老野蛮的冲击。
其实，笔者认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一早就已逐步把中国野蛮打倒，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乃是本土之上，西方文明对于西方野蛮的冲击，有如日俄战争乃在中国东北发生。广义而言，西方文明包含文明（此处“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开化的状态，与刚刚所述西方文明不尽相同）、野蛮两个部分，马学现被一再证明属于西方野蛮。笔者业于十多年前证明：马学元论“交换价值就是劳动价值而非效用价值”如同是说牛顿时空之下平面“三角形内角和乃为270度而非180度”那样，开始就错，而非时代变迁令其驱错。其错一再带来人类浩劫，创巨痛深，难以言表。交换价值乃是劳动价值而非效用价值，并非为马克思所首先“发现”，此说代表人物乃有丘濬、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坎蒂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七人。其中丘濬（明朝宰辅）仅仅说了一句话；其他六人，三人为英国人士，二人（布、坎）为法国人士或者法国学派，一人为德国人士，可见劳动价值学说乃属纯粹西方学说，原是地地道道西方文明产物，如假包换。苏俄并不算做西方国家，所以列宁学说并不属于西方文明原生产物。但是如果能够证实列宁受到德国学者祁克学说影响至深，那么也可视列宁主义属于西方野蛮。祁克发明了那个列宁常常挂在嘴上的公式：社会》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寡头；寡头可以逐级代表阶级利益，从而可以一人统治全民。劳动价值说指向剥夺资本家，消灭私有制；效用价值说指向推崇资本家，维护私有制，笔者认为：剥削，亦即蓄意的、持久的不平等的劳资之间交换，实由威权勾结甚至压迫资本，方会产生。剥削的主体乃是寻租威权，剥削的客体则既包含资本家也包含劳动力，乃至其他生产要素。马学劳动价值学说导致建立的是以肉体消灭有产阶级，肉体独存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国体，以肉体独存无产阶级及其利益代表党团的民主为政体的政治体系。这种国体已被事实证实无从出现，胎死腹中，所以这种政体也就永远无法出现。因此，马学元论乃是反人类、反天道的。元论非真，余皆妄议。马家店远比孔家店野蛮！此为有目共睹。国人须得认清这点，十分重要。某党声称“五四”运动赶走孔家店，迎来马家店乃是飞跃式社会进步，如今看来乃是急落式社会退步。如今看来，若用改良后的孔教统治中国，也比用马教统治顺应民心，体恤民生啊！当然面对现实，承认“打江山坐江山”（然后走向立宪民主）有理，笔者愿说：若中共内部对于马学元论疑假问真一派——应尊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田家英为首——得以早早统治全国，那就更好，因为除了政策开明之外，他们能够得到苏联援助以及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份子。孔教则对西方科学技术及其人格化形抱有排斥心态。笔者相信没有毛氏，中共疑假问真一派也能在苏联军援之下，在朝鲜局部战胜、全局打和美英法西方国军队，一雪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役国耻。
改开之后几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没能够改变中国知识精英对于马学的迷信。至今仍说“中国专制传统就像柏杨说的大酱缸，马克思主义一落进来，就变了味”的大有人在。马克思主义染性大大强于“大酱缸”，本是前者令到后者变味而非倒过来啊！
可见，“五四”运动可被视为一个大分水岭：自1840年以来，“五四”以前，西方文明在中国，对阵的是东方野蛮；以后，对阵的是西方野蛮。执迷不悟下去继续推崇“五四”，岂非“被人卖了还帮那人数钱”？
二、“五四”运动若是自发而非他撬本来应在1915年爆发
一战开打，中国、日本均加入协约国与同盟国为敌。中国仅仅派出了华工团赴欧参战，并非如今网上极端荒谬所说，派出过“中国军团”参战。日本非常积极，1914年7月大战爆发，8至11月，日本便行攻击攻占原为德国所占青岛。反观之，北洋政府按兵不动，没像1919年派出徐树铮率部平定外蒙那样，自夺或者协夺青岛。如果当时派了兵，参了战，邻国服，民心顺，四五年后就不会有狭义“五四”运动所针对的那些中日争端。奇怪的是，热血沸腾的北京学生竟然没有事不宜迟地，于1914年末或者1915年初举行这场反日爱国运动——狭义“五四”运动成了马后炮式，滞后发式。四五年后，迟来“自发”就已近时过境迁了啊，国际法讲时效。这事如今重新问个究竟。有谁查阅过日军攻占青岛此期纸媒：北京学生、山东学生有何剧烈抗议？对照：仅仅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曾经写过《猛回头》和《警世钟》的反日爱国志士陈天华，就于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殉国，时年30岁。
狭义“五四”运动斥责北洋政府割地卖国。实则不然，如袁教授云：1922年2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原在山东的租借地归还中国；原先驻扎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及其支线沿路日军撤军；青岛海关归还中国。日本主要得利乃为中国允许日本参与胶济铁路两条新的支线济顺线、高徐线的建设和经营。其实“五四”运动掀起之前，就已出现上述谈判结果曙光，北洋政府缓进，国联不愿插手，原因乃在于此。日本没得多少。
另外，笔者十分同意下述研讨会上听到的说法：据说诞生于1915年9月15日的“新文化运动”与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反卖国运动”乃是两个轨道上的火车，并不可以混为一谈；“民主与科学”显而易见亦非“五四”运动方才喊出口号。“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民主与科学”的推广均远早于“五四”运动的爆发。笔者再加一句，“五四”运动促使革命知识份子“结合工农”一说，更是天方夜谭。四者变成匠作“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属人为。如此拔高“五四”运动历史地位，纯属别有机心。“超英赶美大跃进”和“全民除四害运动”、“汉语拼音化运动”几乎同步发生，我们能把后二者和前一者混为一谈吗？很简单的逻辑分辨，百年来竟无人发起过。另外，时至今日，我们有民主政体了吗？我们有原创科学了吗？不还是“专政”，还是“模仿”吗？
三、“五四”运动许有哈尔滨苏维埃中国成员携款来推
首先，狭义“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5月4日，其时中共早期组织尚未成立，共产主义信徒总数只以打（dozen）计。共产国际则在1919年3月2日成立。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则为首先登陆东北，甚至始于1872年。由于俄苏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活动和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早于通过多种渠道、多种途径传到了哈尔滨，并对当地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尔滨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早参加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的。1917年，苏属中国东省铁路俄国员工成立哈尔滨苏维埃。
此后两三年内，笔者认为，向关内中国民众传播马列主义的任务，曾经一度落在哈尔滨苏维埃宣传部门身上，由它印发中文小册子、开办华人学习班、聘请关内联络员、物色领袖候选人。苏属中国东省铁路管理局完全有此财力。反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根本没有此种财力。狭义“五四”运动以后、建党以前大量派发的介绍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宣传品，选用、翻译、印刷、发行源头应为哈尔滨苏维埃。苏联红军曾经三度从谢苗诺夫等白卫军手中光复哈尔滨。
谁是“关内联络员”？首先，柏烈伟这个人值得深挖。这位北大俄文系俄籍教员乃是俄苏布尔什维克。柏烈伟难道只是孤身一人将马列书籍给散发给中共早期领袖，只是单枪匹马将维经斯基介绍给李大钊陈独秀吗？他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在中国成立了进步社团“社会主义者同盟”，该社团在北京、上海、广州有着可观的发展。经费由哪来？据金毓黼说：李大钊于1918年初出任北大图书馆长之后，就开始和在北京的苏俄人士来往；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府常派人员来驻北京，和“进步人士”建立联系。有没金钱联系？遗憾的是，人们至今没有找到柏烈伟的照片。
其次，杨明斋这个人值得深挖。青岛市情网2011年10月11日发了一篇网文介绍杨明斋，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一起为党的早期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周总理赞誉他为我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然后接着说：
杨明斋七岁开始读私垫，16岁辍学务农。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矿、修路等繁重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排到帝俄的外交机关做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曾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04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估计杨明斋在外交部中国课里的主要公开工作，乃是密切注意日本在中国的动向。“秘密工作”会是啥呢？肯定还是与中国有关。十月革命后，杨明斋有没旋即离开外交部赴华工作呢？上述网文语焉不详，网文作者应该并不知道他的去留。笔者假设他仍在那儿工作，直到陪同维连斯基来华，这其实和“动员华工参军参战，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并不矛盾。不过，杨明斋1919年之前也有可能秘密来华一回，参与策动、资助“五四”运动，他可能就是哈尔滨苏维埃里的中国成员，或是上述“常派人员”其中一员？
杨明斋（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再次，张西曼这个人值得深挖。360百科谓其为：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1917年，在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工作期间与友人共同创办了东华学校，后改名为哈二中，该校成为中共东北建党的据点和国内革命者赴苏俄学习和考察的中转站。1918年，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为接触相关的宣传材料，再赴海参崴，开始翻译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是一本46页的述要而非列条，两周可以译完——笔者注）。同时致函孙中山、蔡元培等建议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中俄互助，以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避免以往仅利用新军和会党的不足。
张西曼曾于1921年与北大俄文教员柏烈伟合编出版《俄文文法》一书。1917年，他在哈尔滨办学（资金何来？）；1918年，他在海参崴翻译（资金何来？）。1911年，他入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就读，明为普通大学生，暗为同盟会卧底。1947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48年底，进入共产党解放区。1949年7月逝世。张西曼既与柏烈伟、海参崴发生交集，又与哈尔滨、解放区发生交集，这岂不是格外引人联想吗？
张西曼（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于是极有可能：苏联自1918年中就开始酝酿策动狭义“五四”运动了。力争中日反目乃属俄苏国策。以下读者可以看到，类似这种瞒天过海煽动中国仇日行动，捡大的说，苏联于1928年、1937年、1953年至少又实施了三次；差不多隔个十年多就会来一次，恪守“不误农时”原则。
苏俄最不想看到日本称霸中国，威胁自己，所以它一直试图煽动中日仇恨，挑起中日战争，避免日本侵略自身——1918～1925年七万日军曾经干涉苏联远东内战，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春乃发生”。联共（布）有没可能派遣哈尔滨苏维埃中的中国成员携款南来北京策划、组织、赞助进而挑起反日“五四”运动？共产国际负责远东部门有没可能乐于见到中国反日运动风起云涌，好为他们向莫斯科申领经费，扩大编制提供更多更大机会？有没鉴于负责东欧部门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顺理成章，就得争取“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因素？连马仲英部队都被不明不白地渗透了几位黄埔——留苏出身的共党军事干部；连斯大林都亲自接见过藏族早期中共党员之一平措旺杰，支持后者搞青藏独立，苏共有什么理由会对“五四”运动形而下支持畸低，形而上评价畸高？中共为什么一直宣称“五四”运动为中共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干部基础？为什么宣称“俄国的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如此种种，相信读者耳熟能详，岂非暗示联共（布）与“五四”运动实质关系密切？笔者想来想去，觉着原因就是：“五四”提供了一个契机：苏联共产党人伸出来的手，给中国激进份子握住了——后来事实证明，这“第一次握手”对于后者来说，可谓“金风玉露咋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却是“辛苦遭遇起一经”。
我们来像刑警破案那样审视有关文献：
1920年9月1日，一名被共产国际派往远东工作的干部在给共产国际支委会的报告中说：
给我的指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
——1920年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我去海参崴执行中央关于必须防止苏联同日本发生冲突的决定。
以及：
——在掌握中国学生运动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学生运动是特别见效的工作对象。整个中国被学生组织覆盖，共有学生组织193个。
——基本口号是“大家都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以上引文出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38～42页。值得指出：调查得出“整个中国共有学生组织193个”数据，说明“掌握中国学生运动”工作早在进行，“五四”之前就已进行。统计出来有着近两百个学生组织，不得花上很长时间？
在副主席布隆斯泰因和中国科科长阿布拉姆松于1920年12月21日呈交的《关于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甚至还有谴责“外交人民委员会……还绕过民族处为西藏拨出经费和贵重物品”字句——见诸上书57页。“五四”运动爆发一年多之后就已剑及履及般地支援西藏“革命独立”运动了，“五四”运动咋会没有出现共产国际无影之足？
还有，上引书的“第一部分”的俄方编者所写绪言（已俄译中。21～22页）这样说道：
——按照苏联领导人的概念，革命应该是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范围内，用各国革命人民团结一致的关系取代“旧式外交”。
——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出现了一些知识份子团体和青年学生团体，其中有一部分在寻找振兴国家的思想和经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包括对苏俄的经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当时国内主要政治军事集团的许多领导人（出于各种动机）都对争取外部的，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军事和物质支援感兴趣。
要之，中共仅仅宣称“五四”运动为中共成立奠定了上述三种基础，仅仅宣称“俄国的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属形而上，类哲学表述。笔者透过现象来找本质，立意找出苏联和“五四”运动外力上、金钱上的关系，属形而下，合科学要求。
顺便说说五个读者需加留意事项：其一，中共早期领袖都是甚高阶爱国者，他们前无古人般地爱的是“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其中也，中共可被分工掌管大东亚、大洋洲、南美洲。预兆仅举三例：共产国际拨给东北亚、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经费乃由中共分发；王明在共产国际里面管南美洲；中共早期积极主张、实行汉文字拼音化，出版过拼音报（建国后曾任东北师大党委书记的车敏瞧曾负责办此报。可以独立盈利），“走世界人民的共同道路”（毛氏语录）。笔者并无出于民族主义萌生深究中共早期领袖责任之意，只想点出：首先，浩劫责任在于马学元论“交换价值就是劳动价值”。你若还要怪罪苏共、中共早期领袖，那么，西方政界、学界饱学之士也要受到怪罪。他们的言论自由、治学条件无与伦比，为啥从没证倒马学元论？咄咄怪事。其次，既然中共早期领袖曾经狂热拥抱国际主义或称世界主义从而扞格民族主义，那么笔者认为，如今谩骂拥戴普世价值之人为“带路党”、“卖国贼”的“毛左”们，何不先照照镜子，查查自身家世呢？
其二，李大钊只是写了几篇文章泛泛介绍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其后杨匏安写得多一些。1910年代广泛深入介绍马学原理的“旗手”，乃是陈溥贤，网上可以查到对于他的介绍。不过陈氏并没加入中共，而是依附国府，后来去了台湾。
其三，张作霖捕杀李大钊等，笔者认为动机乃是憎恨李大钊联合冯玉祥策动东北军郭松龄反奉，令到奉系元气大伤，反共只是借口：占地二亩的中共满洲省委大院当时就在沈阳近郊，各届书记任期平均不超一年，有的调走，有的被捕，其中刘少奇被捕数月很快放出，但是这院从来没被发现，遑论破获。怎么解释？
其四，苏共支援国共经费，可被视为出自苏俄中东题铁路还贷以后盈利。羊毛出自羊身上。那时我们真是可怜，拾人厨余。
其五，有人认为苏共夺取政权后，国家百废待兴，人民嗷嗷待哺，哪有财力精力西东开弓输出革命以及在华挑起仇日运动。笔者回答如下：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马恩学说教条出发，把苏俄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对立起来，认为一国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完全胜利，为着保障苏俄的安全必须推进世界革命，打破资本主义的包围。于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政权致全力于发动世界革命。列宁说道：“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可见当时在苏共看来，不是有没有钱干的问题，而是不干没命的问题。
在苏俄政府支持之下，中东欧一些国家曾经发生革命，但都持续时间不长：匈牙利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在133天；斯洛伐克的苏维埃政权存在三个星期；德国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存在两个星期；在芬兰、爱沙尼亚和波兰，以苏俄为榜样的革命很快被扼杀。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遭到镇压，标志着中东欧的革命浪潮彻底回落。1920年，苏军进攻波兰，企图利用此役成功再次点燃世界革命烈火，却以惨败告终。列宁的世界革命思想在俄国西面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于是他把推动世界革命的目光由欧洲转向亚洲。而在亚洲，中国国情最为符合列宁心目中的革命条件，于是中共得到表面为共产国际，实则为苏联共党最大限度的饷械支援、战略指导。后来，苏共又对它对中共的出于意识形态需要的奥援，大大糅合进了出于国家利益需要的奥援：1945年以前，防止宿敌日本称霸中国；1949年以后，防范新冤美国拉拢中国。
四、继“五四”后苏联三次瞒天过海煽动中国仇日
这三次苏联“瞒天过海煽动中国仇日”的行动是：炸死张东北王（1928）；变造田中奏折（1937）；诱慑河本大作（1953）。关于是苏联还是日本炸死张氏、出台奏折、指使河本，读者可以从出版物中、网际网络上查阅正反两方论战文字，笔者此不多赘。笔者相信确属苏联所为。简单指出几点：其一，笔者曾经查阅1928年6月的民办《盛京时报》，得知它当月对于张氏被炸、死亡、出殡做过三次报导，每次报导只有数行文字，毫无煽情意味。更无沈阳民众抗议游行连锁反应。头次报导说，抓到几个凶手，供出乃由“南军”即北伐军派遣。其二，笔者看过《田中奏折》之后，相信原文应是一篇在野之人假借田中意一首相名义所写的“平满蒙策”，苏联得到原文副本以后，指使一位苏雇华人特工（哈尔滨党支部二成员）加上“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二句。日本本意乃是先期占领中国东边富庶地区，榨取财富，扩展军力，然后与美决战，争夺满洲、亚洲霸权。田中奏折通篇旨意就是“如欲称霸亚洲，则必先征服满蒙后打服美国”。其三，河本大作事后自称主凶，连关东军大本营、远东军事法庭都不予采信。前者甚至将他开除军籍。“自称”乃是苏联钱诱、囚慑结果。根本没有出现他的“同案”的证词。
五、借俄灭倭却成借毒灭患贻害无穷期望后学穷究
盛世才归顺重庆之时，蒋介石曾说，近代以来，中国“东受倭患，西遭俄毒”。此言甚是！三国干涉还辽、俄日满洲角逐、张诺二役苏胜、苏援饷械来华、苏日中立密约、苏军扫满灭倭，无不说明中国得以摆脱亡于日本命运，乃是借俄灭日之果。然而，这也成就了“借毒灭患”、“饮鸩止渴”之果。但本文重点倒不是清算广义“五四”运动祸害中华种种，而是学术质疑：狭义“五四”运动咋会未受苏俄煽动、金援？还望后学循此思路找出更多证据。
六、两位教授都说他们对于中国前途秉持乐观态度
吉鸿昌将军慷慨就义，曾吟诗句“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如今国运急剧转衰，两位教授却说，他们对于中国前途仍然秉持乐观态度。笔者倒是愿意提醒读者：华夏文明延续5000余年颠扑不破，必定有其强大内在逻辑，只不过是“道可道，非常道”；读者应该看到以下现象：自从1840年代走下坡路屡战屡败以来，1951年，中国军队在北朝，国门以外，局部打赢全局打平美英法西方国军队，扭转了百年对夷军事颓势；近40年，北京政府已将中国经济总量提升到了世界第二位次，扭转了百年对夷经济颓势，即使曾经大量模仿西方技术。这是其他非西方大文明未有一个做得到的。现在摆在中华文明前的任务，除了政制改革，就是扭转创新颓势（极重）以及文化颓势（较轻）。笔者找来找去，认为全国迄今只曾出现过一项重大完全自主创新：上海师大魏乐汉教授的“永磁悬浮列车”。但是十几年了，仍得不到国家、私企采用、推广，天可怜见！不能扭转创新颓势，势必导致以夷单方变华，深陷“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法自拔，甚至导致上述两个成功扭转前功尽弃。这便是笔者对于二位教授秉持乐观态度有所保留之理。
但是比起时下多数知识份子，笔者作为老营之后牛津博士，对前途的看法还是较为乐观的，即使会对“五四”运动“横挑鼻子竖挑眼”。自身根据：笔者2015年在香港《开放》上发表的《公班衙兵工业战败之始》很可能导致了2016年“今上”始而采用，提出“军工混改”、“军民融合”政策。如今各省均成立了“发展军民融合委员会”，有了办公大楼。当然，它少不了会遇上变质问题。
七、原无“越民族越世界”仍无科技社会范式创新
既然说到了“新文化运动”、“赛恩斯先生”，最后就得说说扭转文化、科学颓势。其一，伦敦、巴黎、柏林、纽约当属四大国际都市，文学艺术溢出全球，广为普及。杨丽萍能不能说“越是昆明的越是伦敦的、巴黎的、柏林的、纽约的？”不能！赖此，本文便证伪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它跟“厉害了我的国”同出一辙。现实却是“越是西方的越是世界的”。其二，只有在中国科技、社会范式创新（Matrix innovations）达到全球20％以上，达致华夷良性互变，我们才能将心放下：种不亡矣，国不灭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得扭转矣。洋务运动以及戊戌维新以后，同盟会灭清、新文化运动、“德赛二先生”、“五四”弄潮儿、共产党革命，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说、科学发展观、习式中国梦，甚至海外新儒家，无一例外眼高手低，啥时候有想到说这事儿啊？！
2019年4月4日于香港上水唐公岭
(看中国:http://kzg.io/gb3nJ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