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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黑暗源头(中)
财富再分配、暴力镇压和推行无神论的失败实验
文/费舒华(Joshua Philipp) 张小清 译

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奠定了共产主义发展的基础。其所推动的“自由”思想是建立在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基础上,这种制度企图通过规范个人的信仰与观念来实现“社会公益”,反而逐渐摧毁了自由意志。

(接前文)

共产主义通过暴力压制一切异见来维持自身存在。独裁者们认为他们的理念是乌托邦式的——是人类进步的大结局,所有与之相左的观点都遭到扼杀。

在巴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成立秘密组织“平等会”想要推翻政府之前,在其思想又孕育出“流亡者同盟”前,巴贝夫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员。罗伯斯庇尔正是法国大革命最恐怖阶段——“恐怖统治”时期的幕后人物。

1789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紧跟着美国独立战争(1775至1783年)的滚滚车轮而来。独立战争属于美国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是基于其中的个体对同一思想理念的认同,以及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协力,而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俱乐部和社团,在意识形态和目标上却是南辕北辙。

“他们不只与国王作战,也反抗一切现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传统道德。”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们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其敌人却全然不同:他们不只与国王作战,也反抗一切现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传统道德。

他们犯下的错误,也将由在世界其它地区兴起的共产政权重演。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为了追求他们痴迷的“解放”,把立法的触角伸向方方面面,每一部新颁布的法律都会把新出现的社团定作“革命”的敌人。同样,共产政权独裁者们也以“个人即政治”的名义制定新法令,所有新法令都会釐定一套新的“敌人”。

据法国历史学家亚伯特‧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巴黎撰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雅各宾主义》(Le Bolchevisme et le Jacobinisme,1920)一书,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借1917年十月革命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不久,就为罗伯斯庇尔竖了一尊雕像。[注:该书英译本由共产主义网站马克思主义文库(MIA)翻译。]

这很有象征意味,马迪厄写道,因为“列宁像所有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一样,受到我们伟大的(法国)革命历史的滋养、受到榜样的鼓舞,并在根据国情进行改良同时,将其付诸实践”。

他写道,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主义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同样的方式——恐怖、强行征用和征税来实施的阶级专政,且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社会转型,不仅是俄罗斯或法国社会,而是全社会的转型”。

罗布斯庇尔属于激进的革命团体“雅各宾俱乐部”,俱乐部成员中包括两个突出的议会派系——自由派(吉伦特派)和激进派(山岳派),罗布斯庇尔是山岳派领袖。

温和的吉伦特派与极端的山岳派之间的分歧,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为后人周知的多次动乱。罗伯斯庇尔1793年7月上台时,公共安全委员会刚刚通过三日暴动(5月31日—6月2日)驱逐了吉伦特派,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民主;“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从9月间开始实施。

“雅各宾派的许多代表已经得出结论,挽救革命需要无情的措施。”威廉‧科马克(William S. Cormack)在其《法国大革命与海军政治冲突 1789—1794》(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一书中写道,罗伯斯庇尔认为,“我们(法国)需要的是一个单一意志。”

这种国家恐怖主义可以用其主要参与者安东万‧路易‧德‧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在国民公会演讲时的一段发言来概括:

“只要最后一个自由之敌人还在呼吸,你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你不仅要惩罚叛徒,也要惩罚中立的人;……既然法国人民已经宣布了他们的意愿,那么每个反对者都‘自外’于最高权力机构;在最高权力机构之外的人,全部都是敌人。”

“恐怖统治”时期大规模使用暴力始于1793年9月初,当时激进的巴黎市民武装入侵国民公会,要求公会接受其集体主义(计划经济)方案。与山岳派结盟的法国低层平民“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又译无裤党)将食物供给不足归罪于农民,认为农民在为自己囤积食物,继而要求雅各宾党人对其施行恐怖政策,用刺刀将食品顶出仓库。

这场运动就像一面镜子,映射了列宁、毛泽东等多位共产政权魁首日后所发起的运动,这些运动从农民手里攫取种子、庄稼乃至农具,引发更为严重的饥荒。

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员会发布“嫌疑犯法令”,任何有反对政权嫌疑的人都可能被定罪,违法行为包括行为可疑、有不当的社会联系,以及发表不当的言辞和著作。违反这项新法令的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这样解释这一理念:“灾厄会降临在那些在此谴责我们的人身上。”

共产政权的独裁统治也有类似的政策,反对各种各样暴力革命的人,也都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同样遭到谴责或杀害。这可说是毛泽东发起的文革的基本政策。

依照“嫌疑犯法令”最先被斩首者中,有22个吉伦特人;他们在此前一周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裁决是早已定好的。吉伦特派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影响力就此结束,山岳派从此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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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激进分子之一安东万‧路易‧德‧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1767—1794)肖像,1793年绘制。(公有领域)

“在人民和敌人之间,除去宝剑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清洗”法国莱昂市之前,圣鞠斯特如是说。

“法国大革命领导人宣扬“集体利益”,以证明广泛使用暴力的正当性。”列宁后来在“党派”的观念下推出类似的概念:民众中有支持革命的,也有未支持革命的人,后者被定为消灭对象。在今天的政治冲突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即社会民众只分两派,没有中间派。

如拉尔夫‧汉考克(Lalph C. Hancock)和加里‧兰伯特(L. Gary Lambert)在《法国大革命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的,“革命者要向公众施行暴力,会不断请‘人民’政府赋予其正当性。”

这些革命独裁者所说的“人民”(the People)不是指国民,而是他们想缔造的共产体制中人。对革命所创造出的这些人而言,滔天大罪没什么了不起,残暴恶行也没什么可怕的。

“法国大革命领导人宣扬“集体利益”,以证明广泛使用暴力的正当性。”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为口号,而用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修士在80年代美国电视节目《天主教徒的信条》(What Catholics Believe)中的话来说,他们提出的“完全自由”的理念,说是“无政府状态”最为合适。

詹金斯说,在恐怖统治期间,罗伯斯庇尔及其革命同党基于极端主义的逻辑,屠杀了许多法国农民;“这里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暴力),这里的人们也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们却必须死,好让法国变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场新运动中,山岳派内部一个更极端的小团体——科德利埃俱乐部(Cordeliers Club)扮演了关键角色。

该俱乐部创建了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在1789—1795年法国革命期间成为巴黎执政府。巴黎公社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基督教的暴力行动,仅在1792年的“九月屠杀”中就有1,200多名教士和其他囚犯一起遭到杀戮,可被视作最早执行现代国家恐怖主义的机构之一。

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创始人包括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攻占巴士底狱的关键人物,还有卡米尔‧B‧德穆兰(Camille B.Desmoulins)——罗伯斯庇尔的儿时好友、法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极端派别中,还有一个极端激进的成员——雅克‧R‧埃贝尔(Jacques R. Hébert),他创立埃贝尔派,颁布了无神论国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以此压制基督教。

“理性崇拜”是由安托万—弗朗索瓦‧莫莫罗(Antoine-François Momoro)提出的,但推行“理性崇拜”则从埃贝尔和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开始。这个新体系否定一切神祇,在其“明确的人之宗教”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理性女神”,从而成为史上第一个无神论国教。

詹金斯说:“罗伯斯庇尔带领人们进入巴黎圣母院敬奉‘理性之神’,然后在这场流血运动中,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将成千上万无辜生命消灭掉,真是莫大的讽刺。”据估计,法国革命期间有30万至40万人死于饥荒、战乱、处决等等。

“理性崇拜”带来了“去基督教运动”,其目标是在法国教会和民众当中消灭基督教和天主教。

1793年11月,“理性崇拜”推出了“理性节”:教士们当众遭到侮辱,穿上教职服装的男子在祭坛上撒尿,然后捣毁教堂;墓地中的十字架被移除;农场里的牲畜穿着教士的服装,被放入教堂。

这与后来实施共产独裁的列宁、毛泽东等人以武力贯彻国家无神论,带来宗教和传统信仰的空前浩劫,何其相似。

“理性崇拜”标志性的行动是放纵的假面舞会、猥亵行为,以及对肆意的破坏。其堕落至极,连罗伯斯庇尔后来也反对了。

罗伯斯庇尔作出的回应是立法认可信仰自由,并颁布他自己的一套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崇拜定义不清的自然神,并于1794年6月推出了“至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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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安托万‧迪马西(Pierre-Antoine Demachy)的一幅绘画描绘了1794年至上节的场面。(公有领域)

而对罗伯斯庇尔来说,这不是开始,却是结束:他在次月(1794年7月28日)被斩首,“恐怖统治”就此终结束。在拿破仑‧波拿巴于1804年恢复社会秩序之前,法国还要走过十年的艰难岁月。

唐纳德‧桑博恩(Donald Sanborn)神父在电视节目《天主教徒的信条》中则说,“法国大革命让一个国家变成一介暴民,共产主义即借此(暴力)维持生存。”

他还说:“共产主义是整个国家的绝对平等和社会主义化”,通过消灭个人权利、财产、家庭乃至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

“只有当破坏掉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时,才可能达到这一步。”他说,“你打破这一切,宣称‘国家面前一切平等’,而这国家根本就无视家庭、无视教堂、无视神,而只看管个人,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基础。”

他也提到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1931年5月15日演讲中的一句话:“没有人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待续)

点阅《共产主义的黑暗源头》全文。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7/6/5/n92296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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