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5）

武德山

随心所欲的杀戮

对“特务、内奸”的处置办法是肉体灭绝。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说，对于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甚至送到医院“处置”杀戮。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中也披露出不少受害者被秘密处死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砸烂等。“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而死……”

有些人被逮捕后即被“失踪”。还有很多人不堪其辱，选择了自杀。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5000~6000人。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进延安前夕，100多名已关押了将近5年的“特务”“汉奸”“托派”等被押撤离。到了黄河边，全部被秘密处死。

甄别阶段，一个特务未发现

延安整风审干的严酷情况、错误不断反映到共产国际。1943年12月初，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来电指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

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了季洛特洛夫电文。1943年末至1944年初，毛泽东已基本达到掌控全党的目的，延安整风开始降温。

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听取康生做的反特务斗争汇报，会议开展了讨论。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80％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80—90％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毛泽东顺水推舟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开展甄别工作。这次会后，“抢救运动”逐渐落潮。

为了避免人们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毛泽东谨慎掌握落潮速度。1944年初，虽然已开始着手“纠偏”，毛泽东仍然放任“抢救”、“坦白”的戏继续演下去。绥德县“坦白先进典型报告团”照旧每天分头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的报告；2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生动表现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抢救”运动的成效：季志寿希望“今后对卖眼镜的、卖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卖蒜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来历不明的人，要好好盘查。”

1944年春夏之际，审查、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1943年至1944年一年内，延安清出的“特务”共15000人，甄别的任务就是对这批人进行具体的划分、定性。看山一样高的口供材料中，究竟有多少事实，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特务。1945年春，延安各单位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对2475人作出了组织结论。

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抢救”中也被同学供出，作为特务重犯遭到逮捕关押。1949年他在整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的唐纵的日记时，查到1942年8月23日的记载：“现在延安的情况很混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由于当时国民党没有派遣特务到延安，唐甚感遗憾。

走向个人崇拜的起点

“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首次出现在王稼祥的文章里。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系统表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是刘少奇。1943年7月，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清算党内的孟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写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中共七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将“毛泽东思想”正式写入党章。

8月2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周恩来发表讲话，“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著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刘少奇、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一齐发声追捧毛泽东，为毛泽东定于一尊、走上神坛、高度集权铺平了道路。今后只能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允许再有其他人和思想的空间了。

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并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结果刘少奇得票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周恩来在内部小会上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德很反感：“我又一次做了违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3]

会议讨论了《历史决议》草案，草案七易其稿，此后又经过三次修改，于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最后正式通过。

《历史决议》为了把毛泽东说成天生的“圣人”，开始文过饰非，改写历史。《决议》全文约28800字，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47次。似乎只有毛泽东个人在单枪匹马打天下，除称赞刘少奇白区工作外，其他领导人都受到不指名的批评，不是教条主义就是经验主义。毛泽东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划归反革命阵营（收入《毛选》时删掉），在反AB团时捕杀了一批知识分子，《决议》中却把其算成第三次错误路线的人的一大罪状。延安整风后期搞的两年抢救运动，把15000人打成特务，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几千人关进监狱，杀死几百人，结果一个特务未发现。这个冤案在《决议》里被说成，“抢救”只搞了两个礼拜，毛泽东一发话就停止了，把责任推给了康生。发动“抢救”运动的罪魁祸首变成了纠正“抢救”运动的明君。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取胜，也归功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很深的影响”。遵义会议建成了“以当选总书记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决议》上改写成“以毛泽东为首”。张闻天、周恩来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决议》中含糊地归功于毛泽东。《决议》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决议》把中共党史写成路线斗争史，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中轴，其余路线主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七大”会场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条大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泽东被选为所有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的主席。自中共问世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占据了最高领袖的头衔。

评语：

延安整风二十多年后，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雪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中共运用思想改造和暴力杀戮，抹掉了人们心中对自由、民主、人格独立的渴望，及对人类一切美好价值、传统文化的记忆，成功地将党文化植入他们脑中。刘少奇也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首创者。

用党性替代了人性的人，会把生命和灵魂完全交给党。就像韦君宜对女儿说的，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注释：

[3]《邓颖超日记》（内部资料），1975年11月7日。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8/15/n953326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