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号称以工农联盟为社会基础，但早就对不起农民了。 1934年1月23日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报告：“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①］1930年，湖南平江闹红，70万人口锐减至40万。［②］1934年5月底，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总计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12万担。”［③］研究指出：农民只要致富，就会变成被打击的对象，因此土地革命并没有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东西苏区的最后岁月，居然发生过多起苏区农民集体逃亡到白区的事件。［④］

陈云语录

1949年12月2日，中共财经负责人陈云向中央政府报告：从十月中旬开始的币值下跌和物价上涨，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对几百万军队和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这次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⑤］

1952年4月19日中央政府委员会第15次会议，陈云报告财经问题：在乡村中有摊派、超征的现象。本来国家规定是250亿斤公粮，结果七收八收，多收了27亿斤。……这对老百姓很不好。［⑥］

1952年6月11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陈云：汉口去年收的所得税近两千亿元的样子。所得税等于所得额的25％，亦即所得税的三倍就是他们的所得额。……现在我们一年的税收，大约合23亿光洋。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八亿到九亿元光洋……他们比我们收的少。［⑦］

比国民党多收税近150％，陈云的数据呵！

统购统销

1951年粮食购销危机。中共中央〈关于1952年粮食问题的几项决定〉（1951－12－5）——

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和广大工业原料种植区粮食需要量增加的缘故，1952年粮食的供应调剂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仅从国家贸易部门逐年出售粮食增长的情况来看，就可以了解粮食的情况是很紧的。1950年出售数为93亿斤，1951年出售数增为169亿斤，预计1952年至少须增至215亿斤。粮食需要量的增长是极其迅速的。……上述粮食情况收支相抵，尚差28.4亿斤。［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85年大陆版）——

1953年9月份完成（收购）计划的80％，10月份只完成38％。市场粮价也因此大幅度波动。当时湖南、河南、河北等主要产粮区的粮价，一般高于牌价的30～50％。［⑨］

面对供销失衡的粮情，在计划经济指导思想下，1952年9月成立粮食部（全球唯一）。1953～54粮食年度预算需握粮700多亿斤，除农业税收缴275亿斤，须收购431亿斤，而上一粮食年度仅收购243亿斤，仅靠市场收购（与私商争购）无论如何办不到。于是，想到关闭粮食市场，堵绝农民其他卖粮渠道，“保证完成收购”。［⑩］

“统购统销”的实质：剥夺农民的粮食处置权以获得绝对控粮权，以极低价强制征粮（统购），以保障城镇供粮（统销）。中共很清楚“谷贱伤农”，之所以出台“统购统销”，实因合作化导致粮产量增速下降，不能向人口不断增扩的城市提供更多粮食，只好关闭粮食市场，强行“征集余粮”，急救眼前。1953年10月关闭农贸市场，粮油棉“统购统销”。［11］

统购统销——乡村统购，城市统销，取缔粮商，逼迫农民只能将粮食低价卖给政府（0.09元/斤）。［12］农村不满声浪盈衢塞巷，很快收购少于销售，无法维持城镇供粮。1955年8月，被迫出台“粮票”，全国城镇定量供粮。［13］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14］

1957年春，化工部勘察公司保卫科员阎义采（中共党员）“鸣放”：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是党向农民的战略进攻，向农民抢劫土地、粮食、牲畜。农村中反对共产党的人日益增加。［15］

浙江宁波干部“鸣放”：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16］

安徽一家农机厂技术员汪朝元“鸣放”：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17］

1957－5－7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197期），〈安徽有些农业社因统购粮食过多加重了春荒〉，桐城县天成社多征61万斤，缺粮户占87％；泗县协办社缺粮人口51.1％，光明社则普遍缺粮。（页14～15）

章乃器怀疚终身

统购统销“夺农补工”，1956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1949年农业产值远大于工业）。通过工农业“剪刀差”［18］，本已很穷的农村至1978年向城市输送了几千亿资金。［19］毛泽东不承认统购统销对农业的“扼颈”，认为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至多是必要代价的“一根手指头”。［20］

统购统销“对不起农民”39年，章乃器为参与制订这一严重伤农的歪点子怀疚终身。［21］中共很清楚农民的“贡献”，但已开出红色支票，得用经济绩效证明革命的价值，只能“暂时牺牲”农民。1962年7月中央党校，邓子恢〈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抖出统购统销之所以必遭农民抵制的底牌——

党中央的方针是以粮为纲，但价格上粮食不是纲，粮食的价格最低，种粮食的农民收入最少，一斤粮食平均不到一毛钱。按照去年的标准计算，农民卖100斤粮食给国家，他实际上得到的价格是7％，93％是尽义务，实际上粮食统购是最大的共产风，剥夺农民最厉害的在这里。怎么办呢？不统不行，统了农民吃亏，他就不种粮食，不种粮食，一切就都垮台，最后同归于尽。农业垮了，工业也垮了，现在的情况看得很清楚。［22］

结语

1980年，中共悄悄转弯子，“包产到户”（个体单干）合法化，粮食市场重新开放，粮情渐缓，1982年撤销粮食部，1983年铺开包产到户，1984年废社立乡，1985年裁废统购统销。这次不再敲锣打鼓，也用不着造势鼓噪，全国农民苦“统”久矣，不用吆喝，一片拥护。1993年9月1日，取消计划经济最后标志——粮票。

注释：
［①］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6年，页117。
［②］王西彦：《湘东老苏区杂记》，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3年，页2。
［③］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51。
［④］张鸣：〈多面相的民国农村〉，《同舟共进》（广州）2011年第6期，页17。
［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4。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381、383。
［⑦］《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167。
［⑧］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333～334。
 ［⑨］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96。
［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256～258。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77～488、561～567。
［12］〈中国1949年后粮食价格的演变〉
［13］（1955－8－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25～30。
［14］王若水：《智慧的痛苦》，三联书店（香港）1989年，页323。
［15］〈阎义采为美蒋喝采〉，《人民日报》（北京）1957－7－27，版2。
［16］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右派言论汇编》（1958－5），页146。转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炎黄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页18。
［17］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毒草汇编》第二集，页29。转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炎黄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页18。
［18］剪刀差：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之差额，因图示呈剪刀而得名。
［19］姚洋：〈中性政府与中国的经济奇迹〉，《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6月号，页22。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页27。
［21］陈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页200。
［22］《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42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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