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为什么选择不回大陆，被采访的当年战俘揭秘了很多原因。其中主要是对中共自私官员的失望，以及对中共统治的非人道的恐怖。
朝鲜战争开始时，中国大陆刚刚经历了3年残酷的国共内战，军队和平民的死伤人数以千万计。在国民党军队中，有170多万投降后被编入中共军队。转眼之间，他们中许多人又被送到了朝鲜战场。在朝鲜战场成为俘虏后，有的人一进联军战俘营，就坚定了不回中国大陆的决心。
很多人对中共统治区的土改记忆犹新，有人还是受害者，他们知道如果回国，自己迟早也会成为清算的对象。
回大陆的战俘张泽石，是中共前志愿军60军180师宣传干事，他在采访中说，许多决定去台湾的战俘，个人或家庭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
张泽石：“比如说打土豪，分田地，他是一个地主，家里被扫地出门了，财产被分了，或者他的父兄是国民党军人在这个国共内战里面被打死了，或者重伤了，他内心对共产党是有仇恨的。这部分人，正好到战场上获得脱离共产党的机会，所以他们投诚了。”
选择去台湾的战俘刘纯俭表示，他是坚决不会回大陆的，因为他的老家，1946年被共产党占领后，那个清算斗争是很恐怖的。
刘纯俭：“一到那儿，就把我家的家产分掉了，房子也分掉了，土地也分掉了。斗争大会的时候，它写那个标语更恐怖，说‘穷人要翻身，抓住地主老财挖苗断根’。那就是说，不管老少，只要你是地主家的，一律都给你打死。那时还不用枪毙，枪毙他还舍不得那一颗子弹，就让村子人拿石头打死。”
采访中，当年的战俘还回忆了许多中共干部，在被俘后非常自私，极力掩饰自己的干部身份。
熟悉中共教育的军官们知道，在共产党的恐怖宣传中，被俘就是犯罪，而且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要比普通士兵承担更大的罪责；部队入朝前的教育宣称，如果干部被俘，肯定会被美国人处死。
刘纯俭：“本来按照《日内瓦公约》，原来你是军官，你就应该管士兵才对啊。但是进到那里面以后，所有共产党的干部都不敢出头了，都不敢露脸，都不敢表明他是干部了。那么在里面出头露脸的，大部分都是原来国军的军官，大部分都是。”
美军文件记录，截至1952年10月1日，战俘营还发现了63位未成年战俘，其中四人是1939年出生，也就是说，1951年参加朝鲜战争时，他们只有12岁。
赴台战俘高文俊，当时是中共志愿军180师538团炮兵见习参谋，他被安排教儿童队。他回忆说：“老共嘛，抗美援朝最小那时才13岁，有150到200人送到韩战去。我教他们笔顺、识字。”
一次战争中，从未想过会被包围的中共志愿军180师高级军官惊慌失措，在营、团建制基本完好的情况下下令“分散突围”。很多后来回国的战俘回忆说，“分散突围”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各自逃命。
据《安德舍笔记》记载，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后，中共志愿军180师丢弃了辎重，师团一级的军官利用权力，把善于突袭近战的侦查排和警卫班等聚集在自己身边，挎着搜集来的冲锋枪，带足弹药和给养，再利用韩国向导带路。180师的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等就是这样突出重围的，这些大人物北渡汉江时，遭遇联军阻击，警卫战士在水中还击，吸引火力，不少人伤亡，掩护上级过江。
师团长们如此，其他军官就上行下效。原180师539团副参谋长魏林和团政委韩启明带上各自的警卫员一起走了，一路上有零散部队要跟随，都被他们拒绝。
等待回大陆的志愿军俘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返回大陆的战俘马有钧，当时是中共志愿军60军180师538团政治处干事，他回忆：“当时我们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我们团里面的高连长，我喊他高志成（音），我说我要和你一道走。他说哪个要你一道走，我不要你，你自己走，想办法，就不愿意一起带我。”
为了逃命，很多非战斗人员强行跟随，有的中共军官这时举起枪逼退属下。很多战俘回忆，优先照顾干部、党员和团员，是中共军队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通行做法，朝鲜战争自然不会例外。
返回大陆的战俘林模丛，当时是中共志愿军180师文艺兵，他回忆：“刚上战场，有个胸章，就在胸章后面标明，是团员写个团员，是党员写个党员，是群众写个群众，是班级、排级还是连级，都要写上，目的就是以后你受伤的时候，先救干部，先救大干部，然后救党员，救团员，最后才抬群众。”
志愿军180师539团运输连通讯员李少良：“过去说官兵相爱，为什么现在副连长把我丢掉？以前说得漂亮，生死相顾，官爱兵，可现在谁也不管。我们暴露那隐蔽在草里的几个干部，就因为不满意他们硬要我们走开。结果，叫我们被俘。要死就死在一起！就告诉敌人，草里还有他们躲着！”
残酷的现实也让中共志愿军180师538团无座力炮连电话员宋泽银对高级军官们失望透顶，弹尽粮绝的他干脆选择向联军投降：“上级常说，我们部队怎么团结，现在一到恶劣环境，上级就不要我们了，就不管我们了。”
最后，中共志愿军180师的士兵们对上级军官只顾自己逃命，不顾下属死活的做法相当不满，这种不满也促使一些人决定向联合国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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