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暴力土改破坏乡村传统与稳定的经济结构

1931年12月1日，中共在瑞金建立苏维埃政权。1932年初，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一篇纪念巴黎公社的社评，指出:“巴黎公社60年后的中国工农阶级，继续了巴黎公社和苏联工人斗争的英勇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之下，领导了广大的农民，建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她将继续努力来完成中国革命，为实现巴黎公社而奋斗。”

社评列举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应吸取巴黎公社的诸多教训，强调彻底执行土地法的经济政策，以消灭封建的剥削和反革命的经济基础。

1927年，中共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暴力抢夺私产，过程的血腥和物资的满足使中共尝到了阶级斗争的甜头。社会变革、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被混为一谈，并包装成社会运动理论和革命纲领，目的是佐证流氓出身的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中共党员彭湃20年代在广东陆海丰，为推动农村土地运动，用金钱收买人，用小报向农民夸大宣传，欲制造农民和地主紧张对立关系，但农民几千年的传统乡村安贫乐道、礼智仁信的民俗与处世之道，使中共的土改遭遇搁浅。于是彭湃领导农民协会，组织屠杀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砍下的人头用绳子穿起来，组织者们和刽子手们为农民做激情宣讲，人们发现，参与者一旦上了贼船，便无法回头。

1946到1948年的解放区土改运动，约有50万地主、富农、中农被杀害。1947年4月30日，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说“太行经验证明，消灭地主剥削一定要彻底，他们叫做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干净，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商店要让农民搞他个干干净净。”“反攻的地主准许农民枪毙他，这就是政策，就是法律。杀他不是错误，不杀他才是错误。”“地主反攻，杀我们的人，他杀我100人，我就杀他1000人，消灭他们。不杀则不杀，杀就要杀干净，杀他全家。”

解放区的土地革命使中共在国内战争时期获得了大量的战时物资，缴了投名状的农民转过身来又不得不参加针对国民党的内战。1947年4月，刘少奇说，“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

中共三大土改运动中，规模最大、杀戮最多、贻害最深的当属49后的土改。土改伴随着朝鲜战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进行，号称“三大运动”。1950年到1952年的土改运动，酷刑致死、枪毙的地主约200万人左右。

而土改斗地主的血腥程度让人发指。2007年，学者张英洪在调查湖南溆浦县土改时，讲述了一个地主遭群众“凌迟”案例：批斗现场干部向五九大声广播：“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顿时掌声雷动。杜元富抽出手枪对准陈老二腿部就是一枪，士兵们接连几枪毙命陈老二。随即“苦大仇深”的群众，纷纷割其耳朵和鼻子，剖膛取心，割肉下酒；有个士兵一刺刀挖出陈的眼珠子，猛然用脚踏破，眼液四溅。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中共土改中杀戮的地主阶层实属中国传统社会乡村体系中的生产力代表者，他们占有合法资产，掌握齐全的生产工具，有经验懂技术善经营，地方经济GDP创造者，基层社会的精英，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传统道德的楷模，几千年来传统社会赖以维持的稳定因素。

这几百万乡村中产阶级的消失，使农村规模化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出现了大倒退。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1%，民国初年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27%，中共夺得政权初期仅占5.7%。

大纪元2017年11月发表的《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中国篇》一书中深刻论述了中共土改的真实目的：“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把土地交给农民。它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点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刻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

毛泽东7年消灭私营工商业者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恩格斯说: “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列宁也强调这一点：“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而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

早在1948年前后，刘少奇计算，私营工商业占在当时的工业体系近三分之二权重，他因此提出“合营过渡，和平赎买”的办法，估计这一过程将是10年至15年。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计划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1956年就完成了，只用了7年。

陈云在上海的做法是挤压私营主生存空间，薄一波曾披露：1950年2月，陈云在上海整顿纱布和粮食业的时候，中财委加紧征收民营企业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在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私人工厂被政府和国企夹控，丧失了博弈的能力。（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五反”就是借整顿经济问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清剿。京、津、沪等9大城市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被审查，其中“五反”待罪者占总户数的76%，上海为85%，北京90%。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账款达30多万亿元，超过朝鲜战争军费的一半。

毛泽东将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并给北京的五万工商户的分类定下了比例，分别为10%、60%、25%、4%、1%。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合计占5％，这正是中共每次运动都要重点打击5％的比例。“五反”运动中许多资本家不堪凌辱，跳楼自杀，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每天呷著清茶，问手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1954年9月，中共第一部宪法正式确定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陈云提出“赎买定息”方案，意欲完成产权转换。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5%的股息。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

这81万人就是仅存的残余资本家。中共说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示：“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

于是，1956年1月1日到20日，北京、上海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土改、消灭私营，中共在建政后的7年内就完成了对全民财富的无偿垄断。

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饥荒

中共消灭私有化之后，很快就发动“大跃进”。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10月25日，“农业四十条”公开发表，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前奏。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并且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同时大办公共食堂，美其名曰增加劳动力。

人民公社“五风”盛行，即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同时大炼钢铁占用大量劳动力，农业耕收几乎荒废。大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浪费了大量粮食， 1958年冬至1959年春部分地区出现粮荒，浮肿病大面积爆出。农民逃荒，民兵守关，各地饿死人现象频繁出现。

针对工农业大跃进和公社食堂死人现象，党魁毛泽东言论往往突破人类底线。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高征缴粮食。有人担心会饿死人，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上，针对与会者反映的饥荒问题，毛泽东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据毛的秘书李锐记载，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大跃进工业事故时，毛泽东插话：“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到1960年1月，全国公社食堂达到392万个，供4亿人吃大锅饭，占农村人口的72.6%。毛泽东的亲戚、韶山农民贺凤生曾在北京会议期间，找毛泽东反映公社食堂存在的严重问题：

“家里的灶拆了积土肥，做饭的锅砸了炼钢铁，筷子、碗、碟全部归公，你不知道下边干部的作风有多坏！只允许一个生产队开一个食堂，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顿顿是萝卜菜，没几个油花花，吃得男人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

在大饥荒年代，中共宁可饿死人也一直不肯停止对外援助。据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31日报导， 1960年，中共向几内亚运送1万吨大米，往阿尔巴尼亚运1万5000吨小麦，总出口粮食272万吨。1959年在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情况下，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粮食出口增加了209万吨上。出口的粮食如果拿出一半来给国内，都不会饿死人。

从1958年至1961年，狂飙突进的“大跃进”运动与大办公社食堂直接导致了全国性大饥荒，期间非自然死亡人数高达4,500万人。（待续）#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8/3/9/n102046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