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债还钱、借钱还钱，天经地义，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时间有多长。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中共在1949年篡政前，为了生存和发展壮大，除了从苏联主子那里获得资助，在延安时期种鸦片贩卖鸦片、在各根据地勒索富户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向有钱的地主和经商者打所谓的“欠条”或“借条”。

虽然中共在1949年篡政后，曾设立清欠办，声称在篡政后不久，就统一对这些借条进行了偿还，但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中共究竟打了多少“欠条”或“借条”，因为很多借款者或在中共发动的一次次运动中丧命，或者慑于中共的淫威而不敢出声。

此外，1970年后中共还调整了归还政策，欠款不再归还，而是作为支持所谓革命进行奖励，数额由各地民政部门掌握。这不是变相地赖账吗？

可以说，直至今日，中共这个“老赖”的真面目还没有被国人知晓。不过，从民间偶尔传出的两个个案中，还是可以说明中共属实是个言而无信的流氓。

2023年3月，大陆有媒体曾曝出这样一个新闻：2011年初，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民政局内，一位来自棠下镇大井头村名叫梁诗伟的老人带来了一张欠条。这张欠条的出现不仅震惊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更震惊了全国。

欠条上的主要内容是：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共38石70斤，大洋五千元，金条八支，每支一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付息两分……此据在偿还之日终结。落款是“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时间是“民国33年12月29号”，即1944年。

这是梁诗伟在老宅发现的第二张借条。此前发现的一张60斤白米的借条，中共给了他两万元。在老人拿着这笔钱翻修老宅时，发现了这第二张借条。于是，老人轻车熟路，在77年后，拿着这张发黄的欠条再次找到了中共当局，希望县地政府履行承诺，即按照游击队当日“借条”所说，偿还借款、利息，合计金额3万亿元。如此天文数字，当然吓坏了当地中共政府，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报导称，梁诗伟现在属于“低保户”，生活过得十分艰辛。而能将一个曾经富足的家庭变成今日的惨相，非中共莫属。显然，陆媒不敢深挖的是梁诗伟的长辈们在一次次运动中的遭遇，不敢追问梁诗伟在一次次运动中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从他的名字不难推断，其父辈们对其曾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希望他诗书满怀，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但现实必定给了他难以想像的重击。

对于梁诗伟老人出示的“借条”一事，报导说，尚在人世的中共游击队的指导员廖健的妻子表示对此事有印象。廖妻说，梁鸿文早年在美国务工，回国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敢闯敢为的精神，赚了不少钱，后回到国内，置办了一栋大宅子，又添置了许多土地，一跃成为大井头村的大财主。

他先后娶了六房老婆，借条中的“鸿文三姐”是梁鸿文的三姨太，颇有管理才能，在梁鸿文去世后成为梁家的掌舵人。梁诗伟的生母为鸿文六姐，但出生没几天就被三姨太抱养在膝下。

回过头来，再看江门市政府如何处理第二张欠条的。据估算，这借条的本金现值17万元，加利息就得有34271亿元。按江门市当年财政收入来算，江门市政府不吃不喝要还342年。赔不起的江门市政府一方面以“当时是国民政府当政，或应由国民政府偿还”、“存在错误且不被法律认可和保护的计息方式”而拒绝承认，但另一方面又想办法帮助老人解决生活困难，大概也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地道吧。

对于中共的无赖行为，网友们纷纷表示“应该还钱”，“呵呵、金条、大洋都是有价的。兑价后算利息呗”，“直接一次性给予一亿元的补偿金，不然以后再有这种事就没人再借了”，“应该兑换并感谢！这种看见多了就不想还钱的无信无义，应该得到谴责！！”“是借不是捐，如果证明借条是真的，国家必须承认并应该如数偿还本金+利息，嫌数额巨大么？别忘了，当初这笔钱和粮食起的巨大作用。”

还有一件是大陆媒体在2011年曝出的。说的是广东博罗县农民向政府讨债讨了六十多年无果的真实故事。

1947年，广东东江游击队长向地主黄观荣借了两支步枪一支手枪，250颗子弹，还有1,000多斤粮食和两头猪。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给黄家写了张借据，并注明“打出江山来算账”。

黄观荣是黄苏强的祖父黄海洋的父亲。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家护院，黄观荣就买了一些枪支弹药。那时的枪支都很贵，据说一支左轮手枪需要150担稻谷，一支步枪也要100多根水桶粗的杉树。

驻扎在附近的中共东江游击队东山支队中队长李汉辉听说黄家有枪和弹药后，就提出要借用。于是，时年14岁的黄海洋遵从父命给游击队送去了枪支、弹药和粮食。李汉辉遂写下了这张借据。

根据黄海洋的介绍，其祖上是地主，后因其父亲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导致家道中落。到了中共建政前，家里还剩下七八十亩田地，就靠收租生活。中共建政后实行土地改革，黄家的土地被分掉，黄家被评为“破落地主成分”，黄观荣也挨了批斗，1962年去世。

60多年来，黄家一直保存着这张借据，一直希望兑现，然而却迄今无果。1977年黄家人向博罗县民政局申请解决借据之事，但县民政局以“这种情况战争年代很多，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为由不了了之。

2009年黄家人再次找到博罗县民政局，县民政局以“双方当事人都已不在，只一个人作证不够”为由，将他们挡了回来。

2011年，因黄海洋体弱多病，家境贫困的黄家无钱为其医治，其孙子黄苏强遂将借据发到网上求助。想必如果政府可以补偿一些钱，黄家就可以给老人看病了。不过，虽然欠债还钱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可看看当地民政局搪塞的理由，就知道黄家要想讨回这笔钱并非易事。核心貌似就在于政府“没钱”，可是即便有钱政府就会支付吗？

不妨审审博罗县经济发展到底如何。网上信息显示，2011年，该县第五次被广东省政府评为“2010年度加快县域财政发展奖”单位。资料显示，2010年，博罗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21.34%。博罗县上划中央“两税”收入8.39亿元，同比增长13.29%；上划中央所得税3.04亿元，同比增长36.78%。根据相关指标的权重计算，博罗是全省县域经济增长较快的28个县(区)之一。

上述数据表明，博罗县并不是一个穷县，怎么就拿不出钱偿还黄家呢？不过就是几万乃至十几万块的小钱（笔者粗略计算，并非真实）。看来博罗县政府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不愿的背后是良心的缺失和一个政府缺乏诚信的表现。也许在博罗县的政府官员们看来，这样良心的缺失和缺乏诚信从中央到地方可谓比比皆是，单单指责他们并不公允。

还有2014年大陆《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人吴记房拿着1942年游击队向他祖父打的欠条“油麻地游击队借谷子86担、大洋1400元等”，希望政府补偿。但广州市民政局却认为，只能给他荣誉，因为没有政策规定说要还。最后，吴记房只拿到1000元慰问款。

大陆还有媒体报导说，1947年11月，刘邓大军某部供应科于向湖北武汉熊毓南、熊华先兄弟开出一张1000斤稻谷借粮证，上边写着：“……我民主政府成立之日，即行结算……。”在1953年和1957年，当地政府在清理相关借据时，熊毓南从未开口。是在害怕什么？

直到1999年，武汉市政府才得知这张借条，经鉴定为真，但还是没有赔偿。直到2012年6月媒体报道此事，“领导迅速批示”，新洲区民政局才向熊氏兄弟的后人发放了一万元的“特殊补助款”。当年借粮时的承诺早已成为了一纸空文。

从某个角度而言，不承认借条的江门市官员和不愿偿还黄家的博罗县等等的官员们并没有错。因为他们所为之服务的中共政权从其建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它的建党之日是假的，抗日是假的，所树立的诸多英雄人物是假的。六十多年前的中共，为了美化自我，吸引民众，还相当“向往”民主。

比如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在文章中，中共大力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并要求其实行民主政治。“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码条件。”……

可是看看当下的中国，人民既没有真正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也没有真正的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既没有言论集会自由，也没有出版信仰自由。暴力、野蛮、欺骗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中共不仅结结实实地打了自己的耳光，而且让更多的人明白了：这是一个多么善于撒谎的政党啊！

在这样的政党下统治的中国，梁家、黄家要想通过正常渠道讨回债务，确实是相当困难。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1/20/n1416282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