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票房最火的电影不是《战狼》，而是早年间由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60年前，也即1961年，这部电影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创下了8亿人有6亿人次观看的放映记录。

这部电影的产生，源于一篇《红色娘子军》的报告文学，作者是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当时总政治部有个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刘文韶在查阅资料时，看到一本32开的油印小册子《琼崖纵队战史》，其中提到一个女兵连，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它的真实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考虑到特务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到间谍、特工，刘文韶就将它文学化地改成“红色娘子军”了。

历史上的女子军连诞生于1931年，最初只有一个排的人数，建制也并不属于红军正规部队，而是地方武装组织。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琼崖特委才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当时招兵的布告是这样写的：“英雄的、经过考验的乐会县妇女们，拿起枪来，当红军去，和男子并肩作战……”布告贴出后，报名者积极踊跃，纷至沓来。1931年5月1日上午，女子军特务连在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成立，正式划归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建制。

全连编制3个排，每排编制3个班；每个班10名战士编制，全连各排编制共90名战士；加上连长、指导员各1人，传令兵、旗兵、号兵、庶务员、挑夫等8人，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1932年春末，女子军特务连又扩建了第二连，两个连加起来实有140人左右。

女子军特务连中除了庶务员、挑夫和号兵等为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作为执行“特殊任务”的队伍，女子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等。但随着战争形势变化，这支部队也很快投身到了一线战斗。据统计，这百余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子军，在短短的500多天里，参与战斗达50多次。

女子军特务连的战斗，只是琼崖革命烈火的一个缩影。随着琼崖苏区的发展壮大，驻守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决定派兵剿灭。1932年7月，陈济棠派警卫旅长陈汉光率所部三个团共三千多人，围剿琼崖苏区。

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的围剿中，战斗越来越残酷，女子军连最终被彻底打散，再也没有恢复建制。作为一个战斗单位，女子军连只存在了500多天。这支部队的成员，除一部分死于战场，少数人被抓捕外，其余都重新回归参军前的生活，藏于民间，隐而不露。直到刘文韶将她们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又相继改编为电影和芭蕾舞剧，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群女兵的存在。

在舞台上，这些女兵英姿飒爽，是革命功臣；以她们的战斗经历编排而成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招待外宾的必备节目。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昔日的战士，她们放下枪后的遭遇，却因为曾经被俘的经历，或是嫁人不淑，在1949后的历次运动中，跌入人生低谷，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

首任连长庞琼花，是为逃避包办婚姻参加革命的。1932年部队开展肃反，庞琼花被怀疑是“托派分子”而遭撤职审查，由冯增敏接任连长。同年，特务连扩建至两个连，下辖4个排、12个班，共140余名女战士。

在冯增敏的记忆中，特务连打过两场漂亮仗。一次是沙帽岭伏击战，活捉了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一次是火烧文市炮楼，生擒民团大队长冯朝天。

但战争也很快让女子军连付出代价。在阻击国军进剿的战斗中，女子军战士有的阵亡，有的被击溃逃散。冯增敏带着8名女兵躲入原始森林，辗转7天7夜之后，最终脱离了险境。半路上，女战士王运梅生下一个男婴，不到3天就夭折了。

当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打游击，要么化整为零回家待机再起。冯增敏因兄长被杀害、母亲被盯上无家可归，只好选择留在山上，直到被捕。

与此同时，另外数名女兵也相继被抓，其中有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指导员王时香、二连连长黄墩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二连二排排长王振梅、女战士林尤新等。

庞琼花被俘前，刚从红军的肃反监狱中被“无罪释放”，出狱后又被国军抓获。庞琼花被俘后的一张照片，曾刊登在1933年2月15日上海出版的《时代》画报上。

担任清剿任务的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挨个提审了被俘女兵，并将审讯卷宗备案上报。1934年，陈汉光部奉命离开琼崖前，向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请示被俘女兵的处置问题，陈济棠复电：“审核该犯性情及其环境状况，仍应施以感化处分。”

按陈济棠批示，这些女子军连的干部后来被送往“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继续关押，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才被释放。

冯增敏出狱后嫁给了一个农民，生有一女，后来丈夫病故，她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家，一个人又重返组织。

被肃反搞得心灰意冷的庞琼花选择了一个文化人，过了几年平静日子。后来日军打到她的家乡，要求她丈夫出任维持会长，遭到拒绝，被日军枪杀。不久逃入深山的庞琼花也被日军杀害，年仅31岁。

二连指导员庞学莲被捕前便已成婚，出狱后牙医丈夫又娶了妻子。庞学莲接受了现实，与丈夫团聚，组成了一夫二妻的家庭，直到1999年去世。

一连指导员王时香和二连连长黄墩英的命运尤为曲折，两人的人生后来充满了悲剧色彩。

王时香19岁加入娘子军，因为读过3个月夜校，被任命为连指导员。被捕前，她有过一段婚姻，丈夫是师部的传令队长，在一次排雷中丧生。王时香出狱后，母亲怕她的经历拖累全家，将她许配给当地民团中的清乡队队长刘恒应做妾，以此寻求庇护。刘身有残疾且大王时香15岁。1949海南解放时，刘恒应被琼崖纵队击毙。

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黄墩英身上。黄墩英回到家乡后，被已有妻室的国民政府区长李昌厥看中，想娶黄墩英为妾。黄墩英被关押期间，同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哥哥、弟弟和妹妹死的死、逃的逃。受到惊吓的母亲为求平安，极力劝说女儿接受了李昌厥的求婚。黄墩英最终接受了这桩婚事，但要求丈夫辞去公职，到一所中学任教。1951年土改时，已经脱离政界的李昌厥仍被共产党处决。从此，黄墩英顶着“地主婆”、“叛徒”的帽子成为历次运动的批斗对象。文革中，黄墩英甚至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又是游街、又是拷打，子女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受歧视。

二连指导员庞学莲原本无事，但她和王时香既是战友又是邻居，又一同坐过监狱，运动一来戴高帽游大街，照样不能幸免，理由是国民党为什么放你出来？王时香嫁给国民党，你庞学莲为什么不阻拦？

相比之下，一连连长冯增敏要算命运比较好的，她1949年后担任过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琼海县妇联主任等职。1960年，她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被最高领导接见，授予她自动步枪一支、子弹100发、笔记簿3本。

“文革”开始，她的历史问题受到怀疑，当年的狱友一个个都被揪出批斗，作为连长，冯增敏无法自证清白。被打倒的冯增敏先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后又遣送回家接受劳动改造。1971年，冯增敏因胃穿孔并发阑尾炎去世。死时，她唯一的女儿正在“五七厂”被人监视着“哐当哐当”地打铁。

1978年，冯增敏、黄墩英、王时香等人被相继平反。

当年遭围剿打散的女子军连的女兵，许多人脱离部队后，将枪枝埋藏起来，悄悄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将过往的战斗岁月深藏心底，坚守秘密，守口如瓶，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

到1984年，经过多方走访调查，当年女子军连的女兵，仍还在世的已经不到60人了。女子军连最后一位被确认身份的女兵是符月雅。她为避祸远走他乡，这一走就是20多年，错过了填写申请的时间。1994年，符月雅在她原来的指导员庞学莲和连长黄墩英的提醒下，才向琼海市民政局补交了申请。由于民政局办理此事的机构已经撤销，认证经历了很多周折，直到2011年，符月雅的军人身份才得以确认。因为认证迟，又拖延了7年时间，到她正式批准领取补贴，前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人世。

2004年4月19日，中国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卢业香病逝，享年100岁。她曾是女子军连二连二排二班班长。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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