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士兵破碎的身体，打碎红四代的共产梦
中共百年真相
诗人穆旦的悲剧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一九三五年秋，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迁往昆明，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这片被称为“振兴并发展中国新诗的新垦地上”，穆旦得到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燕卜逊等人的言传身教，深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全面现代化的诗风。
一九四二年春，西南边陲告急。中国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四岁的爱国诗人走出学府，随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他亲历了缅甸战场与日军的战斗，随后又在大撤退中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野人山重峦迭嶂，原始森林瘴疠横行，官兵断粮断水，穆旦九死一生撤至印度。过了三年，诗人才根据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是以《葬歌》终结的：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在这里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首椎心泣血的长诗，它不仅是对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的史诗。但是，爱国从军并没有给劫后余生的诗人带来英雄的光环，后来在“新中国”倒反而成为他的“历史问题”。
一九五二年底，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诗人又怀着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操，一相情愿地偕夫人周与良博士兼程回国。次年五月，他们俩同时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报效祖国了。穆旦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在那“黄钟毁弃，瓦斧雷鸣”的年头，自然不能见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宵小。仅仅一年多之后，那被轻描淡写地称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漫长岁月就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诗人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一九五七年春“整风运动”开始，穆旦接受回国后几年来“祸从口出”的教训，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一顶“右派”的棘冠。
可天真的诗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长诗《葬歌》，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却受到“个人主义”的讥评。五月七日，穆旦在《人民日报》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反右”中受到批判，被迫写了检讨。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厄运的序曲。一九五八年底，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扣在了穆旦的头上，“机关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证”正是当年爱国从军，参加抗战！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贱民生涯，株连全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穆旦被多次抄家，被关进了“牛棚”，受尽折磨，亲友回避；妻子周与良也被诬陷为“有美国特务嫌疑”，关进生物系教学楼半年。
一九七七年中国传统新年前，穆旦因腿伤在天津入院手术。不料，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心脏病突发，二十六日凌晨病逝，这是多年来身心备受摧残的必然后果。诗人享年仅五十八岁，与忧患余生的诗圣杜甫同龄。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1/1/n14148234.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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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教会大学的厄运
这16所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的权威美国卢茨教授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16所被公认为高等学校的教会大学招收了占全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0%到15%的学生。”也就是说在近百年前，这16所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大学生。他们中还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许多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然而中共建政后，这16所教会大学却迎来了厄运，被当成文化思想、教育领域的“西方势力”和“帝国主义侵华工具”遭到清算，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全部被分拆被合并被撤销。
1950年12月29日，时任中共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在《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报告中，开篇就定调：“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在很长的时期中，尤其注重文化侵略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洋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
民国的基督教大学再次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被以“帝国主义侵华的文化工具”而盖棺定论，被判决，被清算，尽管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抗日战争中，基督教大学是如何坚贞不屈的证明了自己患难与共的中国气节与担当，尽管他们在抗战中的牺牲与奉献曾经如何令中国感动与热爱，但这些贡献仿佛都失去了价值。
首先到来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政治运动。
“被告别”的并不只是燕京大学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而是所有基督教大学的校长，这些曾经在中国抗战中为国担当办学重任的华人校长们，这些在国难中被锻造出的中国卓越教育家们，不仅就此离开了他们的舞台，而且被作为“肃清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教育侵略”的“活靶子”，被大加批判，进而彻底“批倒”、“批臭”。
当回到美国的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中风倒在医院治疗时，他的接班人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正在发生巨变的环境中，写作揭露“司徒雷登同反动势力勾结，把持燕大校政的历史”，但即使这样对老校长“反戈一击”的揭露都被主管当局视为“轻描淡写”，作为“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之首”的燕京大学与陆志韦校长，随后就被作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进行“思想改造”的示范典型，迅速被推入暴风骤雨的改造中心，由此拉开对“旧社会知识分子改造”的经典一幕，以昭告天下，以推动其他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1月，陆志韦被罗织有“五大罪状”，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遭到“彻底地”、“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其把持校政、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昔日的同事、教授、学生与员工，在有关组织安排下都化身为控诉的斗士，批判的最高潮是陆志韦信赖的三个人——燕大国文系主任高明凯（陆志韦多年亲手培养提拔的教授）、燕大英语系副教授吴兴华（陆志韦最为欣赏的人才）、燕大生物系学生陆瑶华（陆志韦的女儿）登台控诉。
一幕荒诞而在中国特殊的时代特别熟悉的场景登场了，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义愤填膺”地在台上控诉到：“我现在要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如何蒙蔽我，使我在这次运动中丧失了人民立场，欺骗了群众……”
在众叛亲离的批判风暴中，陆志韦不仅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反而写了一份坦白书，向组织和群众坦白自己的“罪证”：“对美帝的文化侵略，我从前只看到片面，没有认识全貌……一切痛恨的我的罪都是应当的，我承认了我的罪……我要否定我的过去，我要重新做人，望群众继续帮助我……”
陆志韦被彻底“击垮”了，陪同他一起被批判的燕京大学知名教授张东荪（燕大哲学系教授）与赵紫宸（燕大宗教学院院长）也彻底被“击垮”了。同样是这些燕京大学的教授在1941年被捕进入日本宪兵队的监牢时，都怀着坚定的信念，没有屈服，但在“思想改造”的暴风骤雨批判中屈服了，在昔日同事、教授、学生与自己儿女的“众叛亲离”全面控诉中屈服了。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舞台，从而被“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中更积极的人们所取代。
这一幕仿佛是10多年后文革的预演，直到那些批判他们的人们也被批判被“击垮”，没有人能从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
陆志韦就此离开了燕京大学校长的位置，被调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其他基督教大学的校长步其后尘，彻底离开了自己的舞台，而1947年就因病辞职的华西协合大学原校长张凌高，却因卷入四川民社党案在1951年被捕入狱，这位曾经为华西协和大学的发展贡献卓越的校长于1954年又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这位曾经在抗战中作为东道主建立五所基督教联合大学丰碑的校长于1955年因心力衰竭而病死于狱中。悲哉！
紧随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登场。此时，曾经沐浴欧风美雨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教育”和“改造”的在“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残余”的“原罪”中瑟瑟发抖，默不作声，没有任何力量去抵制任何院系的调整了。
这场学习苏联经验的所谓大学“院系调整”运动，主要是加强工科，压缩文科，理科（纯自然科学）服从工科的需要，就在1952年在全国大规模的展开了。
就是在这样的“院系调整”中，民国16所基督教大学整体被分拆，被合并，从此消失于中国现代史，被遮蔽，被遗忘。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30/n1414701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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