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家卫健委首次承认“十四五”期间中国总人口将负增长之后，中共17个部委罕见联合发文，称加强鼓励生育措施应对人口负增长形势。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指出，中国生育率低下源于三大症结；中共促生育新政只是“在养不起上做点小文章”，在“不愿生”、“生不了”上更加无能为力。

中共17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实施的措施包括七大领域：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和加强宣传引导与服务管理。

《指导意见》针对“买不起楼便生不起孩子”、“就业女性不欲生育”等社会现象提出20项具体新政。

对比去年全面开放三孩政策后，各地主要以增加产假去刺激生育率，这次《指导意见》涉及的政策范围更广泛。其中在解决住房方面，提出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精准实施购房租房倾斜政策，发挥税收、金融等支持作用，包括改良公租房轮候与配租规则，将家庭人数及构成纳入轮候排序或综合评分因素，以及对多孩家庭的购房租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给予优惠。

8月28日，港媒《明报》刊发对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的采访报导。

易富贤表示，相关政策对于现在普遍存在的“买不起房，生不起孩子”现象，“会有所帮助，但非常有限”。“如此高的房价是不可能养得起两三个孩子的，但是如果将房地产泡沫缩水，又要面临金融危机，地方政府也将面临财政短缺、债务危机”。再者，在目前多个城市仍然落实限购之下，就算因为“多生几个”而需要“小屋换大屋”，哪怕是以自住为目的，只要目前居住的房子还有贷款纪录，再换房仍被视为买第二套，首付比例会从30%提到70%，以一套50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房子为例，作为第二套房的首付便要多缴200万元。

易富贤称，另一方面，虽然《指导意见》提及可将家庭人数纳入公租房轮候排序因素，但现实问题是，有能力生养二胎三胎的家庭，普遍收入已经超过轮候公租房的标准。对此“凤凰网”的评论也称“用公租房政策来推进生育是一种政策上的错配”。

易富贤认为，目前《指导意见》提出的新政，其实是“在养不起上做点小文章，但效果不会很好”，因为“中国能做的，日本都已经做了”。他指，日本给生育孩子的父母提供现金奖励、住房补贴、免费幼托和教育，对16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成本高，效果也不好，日本生育率虽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2021年又降至1.3。

易富贤称，中国在“养不起”上面临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于2021年仍只有43.3%，低于60%至80%的国际水平；另一个则是之前房价过高，“何况中国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

易富贤指，中国生育率低下源于三大症结：一是“心理上不愿生”，中国年轻人一代人不但不愿生孩子，甚至不愿结婚；其次是“物质上养不起”，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民不聊“生”，年轻人于是做出“不生”抗议；三是“生理上生不了”，生育的时间窗口不断缩窄，不孕率从1980年的1%至3%提高到现在的18%，生育障碍率也不断攀升。

易富贤表示，中国在“养不起”上能做的非常有限，在“不愿生”、“生不了”上更加无能为力。

近年，中共废除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民众却不想生了。据中共官方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生育意愿持续降，而且农村降得比城市快。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2月报导，从一些城市公布的人口资料来看，很多地方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都大幅下降，下降幅度基本上都超过10%，部分地方甚至超过30%。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已经越来越严峻。“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小孩了？”最重要的原因是生不起。买房和租房掏空了年轻人绝大部分收入，就算是中产家庭，养育小孩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

报道说，和1970年代、1980年代出生的人相比，1990和2000年出生的人相对收入明显下降。所谓相对收入，就是预期自己将来的收入水准和生活开支的比例，比例越高，养育小孩的能力越强。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8/28/n138120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