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讨厌大白的可能只是普通民众，特权者则可能从“大白时代”获得一般民众享受不到的特权和好处。来到美国的李昌霖，疫情期间曾在杭州做了一段时间“大白”工作，亲眼看到中共疯狂的疫情管制下种种乱象，最后辞职远走他乡。
李昌霖在中领馆前抗议中共暴政。（本人提供）
隔离故事：有人离家很近 有人却离家很远疫情开始时，李昌霖所在的工厂每天限制人员出入，他觉得环境太压抑。经朋友介绍，2021年2月，他进入杭州一家隔离酒店做“大白”。该酒店被地方政府包下，主要用于隔离外来人员。从欧洲、澳洲过来的人员多被隔离在此。
李昌霖说，外来人员每次隔离时间14天，每天300元人民币隔离费，点外卖的餐饮费另计。这样一个月下来，一个旅客要付至少1万元以上。杭州市只是隔离的第一站，回自己家或县，还要经过第二次隔离：社区隔离还是14天，再花1万多元。
扬州曾出现“毛老太事件”，一位老人因未及时隔离被拘留，七百多名靠近她的“时空伴随者”都遭到强制隔离，其中有些就隔离在李昌霖所在酒店。他发现，这过程中被隔离者无一人发烧，很多人缴了隔离费即获准离开。当地政府赚了钱便不再过问。
据他所知，有些外来人员不知什么原因被隔离45天才被放回家，但也有人只隔离两天就可以离开。
那是一位从国外回来、住在北京的特殊人物。此人进入酒店不久，就有人打电话来，要求给准备最好的房间、最好的待遇，吃东西不受限，也不用花钱。隔离负责人还有宾馆的公安都对他点头哈腰。只过两天，那人就带着一家人离开了。
自由的大白 每天畅行无阻
中共在疫情期间实施极端防疫，发明了控制人员流动的健康码、行程码，很多人以为是为了防疫，然而那些和隔离人员密切接触、传播病毒风险最大的大白，却可以不受此限。
李昌霖说，他们这些大白入行第一天就被告知，他们的身份信息被录入了后台的公安系统，不管接触过多少“红码”人员，无论对方的情况如何，他们的行程码和健康码永远是绿色的。
他认为这些所谓健康码、行程码，只是用来敛财、控制人们自由的工具，实质上对防疫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随便走。说实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把这当回事。”他说，大白们每天从隐蔽的侧门进酒店，“在中国，这些东西不能放到明面上。”
虽然酒店有公安看守，但“执法”对象只是被隔离者，如其不服，几位公安就会将其推到房间，以警告的方式提强制要求。
李昌霖信仰佛教，看不惯弄虚作假，但他的一些朋友却乐此不疲，甚至很享受这份工作：工资很高，每月1万多，几乎什么事也不用做，说话还挺威风。
李昌霖不想再干下去，几个月后，他发现了出国工作的机会，立即辞掉了“大白”工作。
为何逃离中国
为离开中国大陆，李昌霖费了一番周折。他待过墨西哥移民监狱，因为揭露中共邪恶，受过中共“小粉红”恐吓。他认为，自己在中共统治下没有迷失掉，还心存善念，与他爷爷奶奶以及自己信佛有关。
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李昌霖上网看到了真实的信息，加上亲身体验到新加坡的防疫模式，对比之后，更感受到中共防疫政策的残酷野蛮。
而他逃离中国的原因，还与一位朋友的经历有关。
这位曾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朋友发现，不管来者正常不正常，进了精神病医院都会被强制打针吃药。精神病院里关押了很多正常人，住院者经常被殴打虐待。其曾亲见医生强制人吃粪便，因受不了良心谴责，最后辞掉了工作。
“在里面，你是正常人，真的也会给你逼疯的。”李昌霖说，“我确实感受到，共产党存在一天，对老百姓来说，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他呼吁来到国外的华人：“当你享受了自由、沐浴了阳光后，你看到那些站在阴影下的人，你应该把他喊出来，让他也感受到阳光的温暖。”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2/23/n1393615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