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提出的所谓〝枫桥经验〞，近期再度受到中共高层和宣传机构的热捧。有专家揭露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因它的权力越来越不稳，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以当年文革那一套〝枫桥模式〞，发动〝群众斗群众〞，让民众互相监督，人人为敌，强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毛泽东时代提出的所谓〝枫桥经验〞，近期再度受到中共高层和宣传机构的热捧。有专家揭露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因它的权力越来越不稳，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以当年文革那一套〝枫桥模式〞，发动〝群众斗群众〞，让民众互相监督，人人为敌，强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

日前，负责中国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的省级领导人，在浙江绍兴召开大会，纪念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强调，要以习思想为指引，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随后，新华社等官媒发表多篇文章，为〝枫桥经验〞推波助澜。

如《人民日报》12日头版刊登题为〝枫桥经验为何历久弥新〞、副标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文章。强调目前浙江共划分了7.08万个网格，配备23.4万名专兼职网格员，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全面取代村级的各类协辅人员。

评论人士横河对新唐人表示，〝枫桥经验〞实质就是〝群众专政〞，〝维稳体制中有两个分支，〝政法委〞注重在用司法体系惩罚；而〝综治委〞强调群众专政。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专政对象变化不同。

早期是〝四类分子〞，后来就变成了各类〝不稳定因素〞，也就是中共不断制造出来的新的敌人。〞90年代，中共由〝枫桥经验〞发展出维稳体制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包括朝阳群众、红袖章大妈、网格治理员，及网评员（五毛）等等。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分析认为，如今当局再度重点推出〝枫桥经验〞跟形势有关，首先是中共强化对社会的控制，面对中国经济下行，民怨增加，传统的维稳方式耗费大量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捡起了毛时代的那一套。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浙江枫桥区发明的，一种发动群众来〝监控、改造〞〝阶级敌人〞的做法，宣称〝十个人包夹改造一个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它的主要特点是由原来通过司法程序来惩治阶级斗争的对象，转为群众斗群众运动。

1963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得到极大地发挥，大批基层官员和所谓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

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420万人被非法关押审查，超过172万人非正常死亡，还有众多家庭被拆散。

胡平认为，枫桥经验反映了中共政权的根本属性，它完全是秉承了共产极权制度最基本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到他的言论，以至于思想，进行全面控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更像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描述的那种状态。〝老大哥〞时刻在紧盯着你。
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一度被冷落，但90年代，中共领导层开始重提〝枫桥经验〞。2013年，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期间，习近平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这是时隔50年后，又一次由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枫桥经验〞作出肯定。如今在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共政权陷入外患内忧的困境之下，中共高层再度重提〝枫桥经验〞。

评论人士文昭在自媒体上分析说，在经济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共再提〝枫桥经验〞，发动群众斗群众，是因为它的钱不够花了，现在虽然不像毛时代的财政那么捉襟见肘，但也是〝蛇大窟窿大〞花钱的地方多。

文昭表示，显然中共目前感到有社会不稳的重大隐患，需要加强对社会的压制。最近大批删除社交媒体账号就是表现，但是与它要对社会增加的压力比，它的维稳开支却难以同等地放大，这时它就需要重走〝枫桥模式〞，想发动群众为其所用。

在鼓噪枫桥经验的同时，中共官媒开始重新宣扬义和团，北京还接连出现为文革平反的巨型大字报、横幅。

文昭认为，〝义和团和枫桥经验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受到当政者操纵的群众暴力，以无比光辉正确之名，干着伤天害理的事。〞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深陷危机，不得已使用这些历史符号重塑其威信。

(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gb/2018/11/21/a14002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