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剧界，“须生”指表演老生的演员。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须生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各自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被称为“四大须生”。其后，高庆奎因为嗓疾而渐退舞台，余叔岩和言菊朋于40年代先后去世，“四大须生”的提法随即有所变化。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周信芳。他们各具特色的表演，为他们赢得了无数赞誉。

随着中共于1949年建政，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周信芳的命运也随之起伏。其中比较“幸运”的是杨宝森，他于1958年病逝，没有经历文革的惨烈，而其他几位或含冤被迫害致死，或身心受到伤害。

1965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等人在文艺界、史学界掀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这成为毛发动文革的导火索。曾主演京剧《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牵连，被江青赶出了北京京剧团。文革爆发后不久，马连良被打成“汉奸”、“戏霸”，还被抄了家，古董、文物和有价值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后，他被关押在北京中和剧院休息厅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内，并时常被揪出批斗。

据其弟子回忆，马连良在被隔离期间，一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手执鞭子，闯进所谓“黑屋”，命令里面的所有人都跪下，让他们逐个“交代”每人挣多少钱，马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交代”后，“红卫兵”又大声斥责：“你们挣得太多了，每人每月只发给十二元生活费。”还有一次，开会批斗所谓的“走资派”，马连良被强迫陪斗，其衰弱之状让人心痛。

凌辱和恐吓将马连良吓的人体浮肿、不能进食。1966年12月的一天，马连良在买完饭后摔了一跤，16日即含冤去世，时年66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至今不明白，我怎么了？我为什么这样了？不明白！”

此时在上海担任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周信芳的命运也同样令人扼腕。1965年，为了抵制江青，周信芳曾在上海京剧院党总支会议上批评江青让剧团停止演出，单打一地排“样板戏”，耗资人民币几十万，指责这是“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不久，上海《文汇报》开始连篇累牍批判周信芳上演的《海瑞上疏》，上纲上线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爆发后，周信芳与儿子周少麟就被扣押在京剧院交待问题。红卫兵则直冲周宅，用砖头石块砸家养的警犬，用军用的皮带抽打其儿媳敏祯，揪住孙女玫玫要给她剪牛鬼头示众。敏祯被打昏，玫玫被吓疯。

据《周信芳传》记载，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电线修理车上游街示众。他被反剪双臂挂牌示众，“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周夫人裘丽琳则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开肉绽，最终卧床不起。

1968年，张春桥亲自批捕了周信芳。接着，又抄周家，并拘捕了周少麟。1969年周氏父子获释，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夫妻、母子没能见上最后一面。1970年，周少麟因说了江青就是电影演员蓝苹这样一句话，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劳改营。19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含冤去世，终年80岁。

而身在石家庄京剧团的奚啸伯在文革时也被扣上了“反动艺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和体罚以外，还要扫地、生火、筛炉灰、捡煤渣。每月发50元的生活费，后来被降到15元。生活水准的骤降，精神压力陡升，使他几乎垮掉，并患上了急性肺炎，后来还因为中风偏瘫。

1976年5月，奚啸伯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弟子欧阳中石说：“我和比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说：‘你们别顾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们都拉家带口。顶不住，有什么事儿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这样也难过关。他们（造反派）问我什么，我都承认，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承认。可是我说的，还是跟人家说的对不上茬儿。所以，他们说我还是不老实。”

1977年12月10日，奚啸伯悄然去世，死时，没有积蓄，也无家产。他只给儿子留下了一条破毛毯，一个樟木箱和未了的心愿。

另一位在北京京剧团担任副团长的谭富英一直心向中共，于1959年成为中共党员。令人颇有微词的是，在文革批判一些同行时他不吝言辞，失去了传统做人的忠恕标准。其后，他被江青等人勒令退党，遭受了一些迫害。1977年，谭富英病故。

一代著名须生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的艺术生命。若地下有知，他们该明白到底是谁让他们活得如此不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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