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本是极权体制的专利，最近我却发现，中共媒体和其代言人竟也拿着它向香港青少年挥舞，说是他们之所以成为民主自由斗士，是被外来反动势力洗了脑。这倒让我在惊诧之余，有了跟他们理论一番的兴趣。

我们先来看看“洗脑”一说的历史。

根据维基百科，这一说法最早见之于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他在一九五四年前后采访朝鲜战争中被中共释放的美军俘虏之后发现，这帮人由于在战俘营被中共洗脑（是他将这一中文词首译为英文词brainwash)，回国后都变成了中共的拥护者。

其实早在亨特之前就有“洗脑”的说法。它源自于另一位美国记者白修德（teddy write)。白修德1944年赴延安采访，与时任中共抗大校长的彭真有过一番交谈。他后来回忆道：

“令彭真伤心的是，入读他这所新大学的3000名学生只有两年的学习时间，之后就得去肩负更大的职责了。他用一个词解释了他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大脑重塑”（brain remolding）。据他说，那些从战场来的学生，无论是半文盲的营级指挥官，还是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将脑中原有的思想清洗干净，接受意识形态的重塑。起初他以为这个过程三个月内就能完成；如今才明白，学生们必须要先花一整年“重塑大脑”，然后才能继续学习与军事、经济学、健康或管理相关的课程。我和他的口译员大脑重塑“这个词不太满意，想找个更好的表达，绞尽脑汁后，这位口译员终于想出了‘提升他们的意识水平’这一说法。”

必须说明，白修德可是中共的好朋友，以上这段话他完全是实话实说。

综合以上这两条史料，我们可以总结出洗脑的目的是：将被洗脑人原有的思想清洗干净。

洗脑得以实施的条件是：被洗脑者处于一个信息封闭的空间，只能从单一渠道接受信息。

所以无论从洗脑的目的来看还是从洗脑的条件来看，处于极权统治国家的民众才是被洗脑的对象。统治者要让被统治者听信他们的宣传变成驯服工具，须将其头脑中原有的思想清除干净。所以中共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历次运动的主旨之一就是洗脑。八十年代有个运动干脆就叫作“清除精神污染”，而五十年代初各大学各科研机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肃反运动被叫作“脱裤子”、“割尾巴”运动，这一农民式粗俗表达正符合毛泽东本人的话语风格，毫不掩饰地强令知识分子清除他们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代之以“无产阶级革命”之“新思想”。杨绛的《洗澡》和巫宁坤的《一滴泪》对那场运动都有惊心动魄的描述。

不过，要让人甘心情愿被洗脑，还得要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新闻封锁。让人除了官方媒体没有其他获得信息的渠道，这才可以令戈培尔的那一宣传金句成为事实：“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

这也是这次香港反送中运动在大陆民众眼里变成“港独分子暴乱”，而示威人士都变成暴徒的奥妙。

香港青少年从小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可以自由接收四方思想八面来风。如果一定要说他们被洗了脑，那么“九七回归”之后中共对香港教育和媒体的不断渗透，倒是令九零后和二零零后青少年接受了比七零后八零后更多的“爱国爱党”洗脑教育。君不见，学校里天天昇国旗唱国歌，十大纸质媒体有九家沦为中共喉舌，打开电视新闻，更是国歌不绝于耳，五星红旗整天在荧幕上飘。当局之洗脑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矣。

可是为何这一代青少年不仅没被洗脑，反而比他们的兄姊更加向往民主自由、更加愿意为这一愿景付出牺牲呢？答案就是：他们还享有新闻自由，缺乏被洗脑的这一基本条件。

除了灌输给他们的那一套信息，他们还能从各种渠道各种网络接受东西南北古今中外各种不同信息，比之于报纸电视广播这些传统媒体，年青一代更热衷的是互联网等高科技新型媒体。这又让洗脑效果降低了许多。更兼他们生长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尝过了民主自由的滋味，免于被洗脑的安全系数又因而加大。

洗脑者反诬反洗脑者洗脑，贼喊捉贼，这是中共文宣战惯用的伎俩，正如当年他们从大后方冲出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反诬顶在抗战前线的国民党下山摘桃子一样。可是今天的世界不是当年的世界了，竹幕铁幕都不管用了，翻墙软件也已让网警这种洗脑怪胎疲于奔命，而一旦网络封锁像柏林墙一样被时代大潮冲垮，“洗脑”这一词语便会跟“牛鬼蛇神”、“三忠于四无限”等等邪恶词语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12/8/n117080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