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共产理论的危害
五、 共产理论的本源、实质与表现形式
（一） 如何鉴别共产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点
共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第二阶段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第三阶段是一九七九年至二零一二年；第四阶段是二零一二年至今。
在第一阶段，共产理论进入中国、并且组织建成了共产党，然后以夺取政权为核心，逐步调整、丰富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共产党建立军队、占据土地、夺取政权、统治中国。在第二阶段，共产理论以已经掌握的政权为基础，以巩固统治为核心，继续调整、补充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走上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共产主义革命路线。在第三阶段，共产理论以延续统治（保持共产党统治不被推翻）为核心，继续调整、补充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共产党如何在首先保证自身政权统治的基础上如何发展经济、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第四阶段，共产理论以构建对世界的领导权为核心，继续调整、补充自己的理论体系，试图指导共产党在全世界发动推翻原有的国际秩序、同时建立以共产党中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
在上述四个发展阶段中，共产理论不断变幻其形貌，早期所主张的政策随后经常被推翻。看似前后矛盾的不同理论观点，在不同的阶段都可以被奉为“对共产理论的伟大贡献”，而且得到了后代共产党的同时承认。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其实这些理论之所以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被共产党奉上神台，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这些共同的基本点，就是构成共产理论的根本点，就是共产理论最主要的基本内容。
（二）共产理论在不同阶段都具备的基本点
结合共产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四个阶段的情况，可以概括为四个共同的基本点。
第一，总是在实质内容与立场上，与中华传统文化截然相反。
例如，关于为什么要取得天下、如何取得天下，中华传统文化以对上天的信仰为根本，注重天命，以德为本，所以是“为了天下安定、民生安乐、所以才要取得天下”，认为“唯有德者能得天命”；而判断有德与否的根本标准是五千年来的稳定道德标准。共产理论却认为：之所以要取得天下，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财产公有制，这与传统中华的伦理截然相反。
再例如，关于如何治理天下，中华传统文化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标准，以“忠孝仁义”治理天下，以“重义轻利”为主导思想。共产理论的统治天下，其前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仁义礼智信”截然相反，而且系统、全面、精密、彻底的消除了中华传统文化；随后的三十多年，其实是鼓吹以利益为本，鼓动民众、并且放纵官员竭尽全力追求利益。这与中华传统伦理的是非观截然相反。
另外，关于如何成为天下之共主、在国际上得到拥戴，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以对上天的信仰为本，要以立德、立功为本，顺应天命，维护上天赋予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而共产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作为自己身份的根本标志，这就与中华传统的信仰体系、伦理体系都截然相反。它又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权谋陷阱、瓦解分化、利益笼络等等为策略，所施行的是霸道与诡谋，与中华传统的王道、德化截然相反。
共产理论在四个阶段的具体任务、策略方式、理论内容都不相同。但是在每个阶段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信仰、伦理、方式截然相反。在“与中华传统文化截然相反”这一点上，各阶段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
第二，总是号称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也就是说，无论共产党人自己是否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他们都号称“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对此，应当从历史角度考察。首先说一下马克思。关于马克思自己是否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从理性判断的角度，我个人是怀疑的。我认为马克思自己并不相信共产主义，只是号称“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其实就是欺骗别人而已。但是怀疑归怀疑，手头没有历史资料，所以不能结论。
中国的共产党人曾经因为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所以坚持共产主义。例如，在共产主义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正赶上中华民族忧患交织的特殊时代，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是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所以才加入这个不具有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还有，在中共理论的第二阶段，由于共产党凭借执政地位的宣传和灌输，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以及中国人也是相信了宣传，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的。他们为此而陷入阶级斗争的洪流漩涡之中。
但是，共产党人也曾经在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而继续号称“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例如，在中共理论的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中国人日益看清了“必须改革开放、才能富裕强盛”的现实，明白了“共产主义只能带来贫穷”的道理，也明白了“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搞起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等等。但是此时共产党仍然在口头坚持“要在全世界实行共产主义”，然后又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给自己做挡箭牌。还有，在中共理论的第四阶段，共产党人、中国人其实也没有把原来已经明白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忘记。也就是说在第三、第四阶段，共产党人和中国人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中共仍然在堂而皇之的继续大喊“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无论在真诚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历史时期，还是在已经不相信这一点的历史时期，共产理论的自身都会号称“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直以此作为旗帜。这是共产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点，是共产理论的根本点之一。
第三，总是号称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
在共产理论的第一至第四、全部历史阶段，它都号称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为什么必须坚持呢？共产理论回答：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就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
其实，这正是在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历史时期、共产理论仍然要号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奥秘所在。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号称“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方式，来赋予“共产党领导”以永久的合法性、不可替代性。这是共产理论的另一个基本点、根本点。
第四，总是规定共产党组织的性质与特征。
无论什么时期的共产理论，都认真规定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思想规范，规定共产党的性质，包括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这也是共产理论的一个基本点、根本点。
以上四项，是共产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同呈现的基本点、根本点。只要符合以上四项根本点，共产党就可以把各种理论、措施、方法、策略等等都号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概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牌，予以供奉、认可、推行。所以这些就是共产理论的共同根本点、主要的基本内容。
（三） 由共产理论所造就的共产党的根本特征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由共产理论造就的，用来搞共产主义、统治国家、完成各种事务的主要工具。共产党的特征从何而来？是由共产理论规定的。那么共产理论赋予了共产党什么样的特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理解共产理论、共产主义之本质的重要方面。从容易理解的角度予以归纳，包括如下。
其一，以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为基础。
这构成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它的根本作用是保障共产党一定会与中华传统文化实质对立。
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生物进化论在马克思理论发表的几乎同时被提出，一直被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推理的基础。无神论和唯物论在马克思理论形成中被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之中的一部分。
其二，以无条件服从上级和党组织的方式，建立金字塔控制体系。
其具体内容是“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构成共产党的党性，是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它的作用是保障共产党对内部的控制力。
其三，以无所不在建立党组织、发挥党组织作用，来“健全党的领导”。
这构成共产党掌控全社会、“领导”整个国家的基本方式。它的作用是保障共产党能够掌握军队和各种社会资源，从而可以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可以把自己意志直接施加于人民和国家之上。
这构成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对外方面，即要求共产党之外的一切都必须听从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否则就会遭到共产党运用军队等一切资源予以镇压。
其四，以个人寻找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方式，来保障其党永续生存。
更完整的说，是“以个人寻找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优先保障共产党整体生存的思维模式，来保障共产党的永续生存”。
这构成共产党如何进行内部权力交替的指导思想，是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对内方面。它的作用是保障共产党在遇到各种内部、外部的生存危机的时候，能够及时作出自我调整、然后全党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继续跟随，从而保持共产党不分裂，保持共产党永远存在、继续存在。
以上四方面构成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特征、组织路线特征、政治路线特征，就是共产理论所赋予的、共产党的根本规定性。
（四） 共产理论的内部结构
共产理论的上述四个基本点，其实有一个根本、终极的核心，就是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反。
其中的第二个基本点“号称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给第三个基本点“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提供合法性和理由。而第三个基本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恰恰是对第一个基本点“与中华传统截然相反”的落实，是兑现其共产理论第一个基本点的关键。
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信仰“善恶有报”，信仰神的存在，在实践中也就要讲天命，要求君臣上下都要“以德为本”。而共产党的四项基本特征，包括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绝对服从体制，绝对维持其党对社会的绝对控制，竭力维持其党的永续生存，都是要“以党组织的领导为本”、“以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为本”，恰恰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相反。所以共产党组织特征的最终实质就是“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反”。
（五） 共产理论的本源与实质
前面讲过，中华传统文化有他得以传授、得以传承的本源与实质，那是上天、众神佛、乃至于宇宙最高神、创世主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于对全人类的启示与教诲，是宇宙众神、乃至于最高神对人类的慈悲与爱护。刚才也说明了，共产理论的根本点是始终与中华传统文化截然相反。那么，共产理论是否也有它的本源与实质呢？有。共产理论的所作所为，也就证明了它自身的本源和实质。其本源、本质就是：与最高神、创世主的意志相反。
由于共产党、共产理论的本质是与最高神、创世主的意志相反，所以它是反宇宙的力量。中华文化的本源与实质，是创世主为了在宇宙的最终拯救众生、所以才缔造了中华文化，并把他的影响力扩大至于全球，从而使人类在创世主最后讲法时能够听懂法、预先打下一定的必要的基础。这是宇宙的整体安排。共产理论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破坏、消灭中华传统文化，其真正实质就不仅仅是与创世主、宇宙最高神的神圣意志构成对抗，而且也是与整体宇宙最高意志的总体安排构成对抗。所以共产党、共产理论的本质，就是一种反宇宙的力量。
（六） 对共产理论予以鉴别的方法
在宇宙的最低层——即人类社会，这股反宇宙的力量就是以人间的共产理论为先导，首先把共产理论灌输给人类，然后把接受了共产理论的人们作为工具，从而发动了许许多多破坏人类的社会运动。那么，共产理论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呢？如何区分鉴别呢？有两种基本的鉴别方法，其一是从形式特征角度鉴别，其二是从实质特征角度鉴别。
所谓从形式特征的角度予以鉴别，就是抓住共产理论的基本表面特征：号称共产主义。凡是具有这种特征的，都是共产理论。这些是共产理论的典型形态，即直接表现形式。
所谓从实质特征的角度予以鉴别，是指抓住共产理论的真正本源与实质——即“与中华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与最高神、创世主慈悲人类与宇宙苍生的意志相反”、“形成一种反宇宙的力量”，从这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前后迄今、大约三百年的各种思想进行鉴别，凡是具有这种实质的理论都属于共产理论的大范畴，或曰都属于广义的共产理论。
（七） 共产理论的直接表现形式，体现为共产主义理论发展史
如果从形式特征的角度予以鉴别，可以把历史上已经出现的共产理论进行罗列，基本就是共产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简要列举如下：
（1）发生在欧洲的早期共产理论。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的共产理论。
（2）发生在俄罗斯、苏联、苏联解体后各国的共产理论。包括：列宁时期的共产理论，斯大林时期的共产理论，斯大林之后直至苏联解体时期的共产理论；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各国家之内、仍然存续的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理论。
（3）发生在中国的共产理论。例如前面所述第一历史阶段、以夺取政权为核心的共产理论；第二历史阶段、以巩固政权为核心的共产理论；第三历史阶段、以延续统治为核心的共产理论；第四历史阶段、以构建和取得国际领导权为核心的共产理论。
（4）发生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后的共产理论。包括：苏联扶持下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理论；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被终止后残余的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理论。
（5）发生在世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理论。包括：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红色高棉等国家、政权所主张的共产理论。
（6）发生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共产理论。包括：在美国、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成立的共产党、或共产政权所主张的共产理论。
（7）共产国际理论。这种共产理论不局限在某一国家，而是要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行共产主义，而当前的主张是形成共产主义势力之间的联合。
以上属于典型形态的共产理论，都具有两大特征：第一，号称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源头，个别的号称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思想为源头；第二，明确打出“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
（八） 共产理论的间接形式，可以称之为“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
如果从共产理论的真正本源与实质来进行鉴别，会发现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只是上述那些。除了典型的共产理论之外，还包括一些表面上不叫“共产主义”、实质上却具有相同本质的思想、理论与做法等。
这些思想、理论、做法在表现上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出现在政治、科学、经济、文化、社会运动等等众多领域，出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虽然不具有共产主义的口号与形式，却同样会把人类推向共产主义的结局、险境，所以，可以将其称为“与共产理论同路之意识形态”，简称为“同路形态”。这些“同路形态”例如：
（1）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本来是马克思主义之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些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人那里、甚至宗教信仰者那里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所以客观上也是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
（2）对现代实证科学的迷信态度：一些人对现代实证科学采取迷信态度，把实证科学当成唯一的科学，从而被马克思主义所利用，成为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
（3）在美洲、欧洲的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些号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旗号的理论主张，其本质是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
（4）发生在全世界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的破坏，本质上是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
（5）发生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恐怖主义势力及其理论，本质上是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
还有很多很多，此处不再列举。
（九） “直接的共产理论”与“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之间的关系
“直接的共产理论”与“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两者是本质一致的。那些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其实也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它们虽然没有直接打出共产主义的招牌，但是同样具有“与中华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与最高神、创世主的意志相反”的实质，而且也在完成着跟直接的共产主义同样性质的“事业”。
其次，两者相互支持，构成相互依托的共存。如果把共产党比喻为一个生命体，那么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所造就的各种现象，就是共产党这个生命体所存在、所依赖的环境。反过来，也是这样。
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支持了直接的共产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共产党之所以在人类社会曾经主宰了那么多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发展了那么多的党员、以及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等等，给世界造成了这么多、这么大的灾难，并不仅仅因为共产理论所造就的共产党本身势力强大，而且也因为其同路形态所造就的、适合于共产党存在的各种环境也十分广阔、十分强大。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它所需的环境之间是共同存在、相互依存的。
直接共产主义的存在壮大了共产主义的同路形态。一方面，直接的共产主义打着暴力革命的旗号，以“爆发外部战争、诱导内部革命、改变你们的社会制度”这种姿态主动的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威胁，同时也以“共同富裕、按需分配”等口号诱惑、瓦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各种思潮，其中有很多就是打着能够解决社会矛盾、给人民提供福利等口号，其实属于本质的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同路形态。另一方面，共产党国家通过间谍等手段，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体制和人权保护体制，强力壮大各种共产主义的同路形态势力，以此作为未来颠覆资本主义、占领全世界的预备手段。
共产理论给人类带来极大危害，所以人类社会的未来需要清除共产理论、使它不复存在。但这绝非只是共产党人反省就能行的，而是整个社会也需要和曾经的共产党人一起、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反省。由于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以及它们所造就的各种现象就是共产党这个生命体所存在、所依赖的环境，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未来，如果要彻底清除共产党的时候，就不仅需要清理反思共产党、共产理论、共产主义本身，还需要同时清理、整理共产党、共产理论、共产主义所依赖的环境因素，也就是共产理论的同路形态。
六、 共产理论的危害一：摧毁中华民族之本——截断根基、堵塞慧目
自从一九二一年以来，共产理论开始在中国造就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共产理论所造就的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共产理论从此完全主导了中国。共产理论给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带来了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还是应该按照次序、从根本讲起。
共产理论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是危害。其最大的危害、也就是诸危害之中的第一项，就是对中华民族之智慧与根基的毁灭。具体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截断了中华民族本来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之根基；其二，堵塞了中华民族本来所具有的深远智慧之眼目。
（一）从信仰本身的角度，截断中华民族本来具有的巨大生命力之根基
中华民族是有深厚根基的，而这个根基就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上天神佛的眷顾下、所形成的深厚信仰。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前面已经说明，在此予以简要复述。首先从智慧的角度说，对“善恶有报”之规律的信仰是中华民族一项重要的智慧之源。其次从道德的角度说，由于这个信仰根深蒂固，所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注重对于善恶是非的辨别认识，注重提升自身的道德。最后从生命力的角度说，由于这种信仰的保佑，能够促使中华民族的智慧深厚、注重道德提升，所以才获得了上天的保佑，才促使中华民族成为举世景仰的礼仪之邦，形成了五千年、乃至更久远的连续文明历史。
共产理论是以无神论为原则的，具体包括它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因此它当然就与“善恶有报”的信仰截然对立。只不过是在夺得政权之前，共产理论并没有充分暴露出它强行消灭其它信仰的本来面目，而是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与各方面的学者、社会人士尽量表现的几乎一致。在夺得政权之后，共产理论很快就开始消灭社会上其它思想、信仰。
在大学教育领域，通过院系调整等方式逼迫知识分子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否则就剥夺饭碗。在民间，通过宣传、批斗等手段把一切对于“善恶有报”的信仰、一切对神的信仰都嘲笑为迷信。由于掌握了政权，在共产理论的强势攻击之下，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信仰——例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等，都被视为迷信，被嘲笑为愚昧。
由于共产理论对于“善恶有报”之信仰的彻底消灭、嘲笑、批判、谩骂，终于迫使中华人民渐渐远离了传统的信仰，变得对善恶是非不再敏感，日益麻木、糊涂。中华民族的智慧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和局限。同时，社会的道德水平、包括官场的道德水准都发生了严重的败坏。这就等于斩断了中华民族巨大生命力的根基。
（二）从既有智慧的角度，堵塞挖去中华民族本来已经具有的智慧之眼目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积累形成了许多具有极深启示意义的经典，例如《周易》《道德经》《论语》《尚书》《黄帝内经》、许许多多的佛经等。这些来自上古、圣贤的经典与中华民族自古信神、相信“善恶有报”的信仰具有直接的关系，把历史真相、宇宙真相最精华、最精辟展现给人。所以，这些已经结成文字的经典，就一直被中国人作为衡量一切的基本尺度，是中华民族已经具有的智慧之眼目。
共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之源”，凡是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内的其它一切、包括中华民族的传统经典等等都一概视为迷信。其实这是诽谤。由于共产理论掌握了政权，所以它的这种诽谤态度就普及到整个社会。绝大部分人就跟随着，将这些典籍都视为嘲笑、鄙视的对象。伴随着这种态度的普及，绝大多数人根本上就不再愿意从传统典籍中汲取智慧了。
虽然共产党尽力贬低传统文化，但是还是有许多人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针对这些人，共产理论采取了掩盖和篡改历史的方法，从而摧毁了传统文化的真正核心。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对神的信仰是理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一直敬仰神、坚定的相信善恶有报的真理，是因为确实存在许多奇迹和验证。共产理论重新编撰历史，将这些奇迹和验证一概抹去，对于承认奇迹与验证的一切文章和学者予以批判。由于共产理论在它的教育和宣传中基本抹去了这些历史事实，所以导致接受它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所有人们都会不自觉的认为，古人对神的信仰是不理性的。
共产理论还利用了另外一点。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是真假同时共存，所以一方面有真正的信仰者、修炼者、高僧大德、有道高人，但也确实有一些骗子在民间行骗，甚至有个别的还到皇家、官府那里打着修道、求神等名义来蒙骗更多钱财。共产理论一方面掩盖真实的神迹与真实的验证，另一方面把那些骗子的做法拿出来反复宣传，从而使当代人更加不能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实质、所蕴含的深层智慧。
由此导致中华民族传统中已经形成的经典，以及这些经典中所承载的、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中华民族衡量是非的许多根本标准，以及其中所依据、所代表着的深厚智慧，都被放弃了。由此而被放弃的智慧以及标准很多，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也极其巨大。我们在此举几个例子。
例如，“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标准。中华民族传统的“五常”标准，本质上属于敬天、向善的德性标准在最近两千年历史阶段的展现。由于这“五常”的标准被放弃，所以中国人不懂得什么是“常”，任由“阶级斗争”的“革命”标准把自己牵着走，或者任由“一切向钱看”的“财富”标准把自己引着走。
再例如，“以德为本”、“鬼神飨德”的祭祀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华宗族传承领域占有极高的地位，构成中华尊祖祭祀文化的本质。由于丧失了这种思想，导致中国人对于共产暴政杀人害命的事实没有认识能力，对于共产党带领人们诽谤中华祖宗、却供奉杀人害命的马列祖宗没有反感能力。另外也导致，最近三十年前后虽然有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家族祭祀、宗族祭祀，但是在祭祀、纪念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应该干什么。
另外还有，“天人合一”、“天灾示警”、“面对地震、瘟疫、各种灾难应当自上而下反省悔过”的国家智慧。这是中华文化在众神佛的启示下，在“天命”、“天子责任”、“为政责任”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高度智慧的认识，而且在历史上从上古到清末都有很多实践和例证。由于这种智慧被抛弃，人们在各种瘟疫、地震、水旱等灾害发生之后，认识不到这是上天对于共产暴政的天谴、对于为政者相关人的提示，而是听任共产机制指挥相关的所有人、把灾难事故报道成为“党带领人民战胜灾难”的颂歌，从而使人们即使在天灾示警面前也不能走向清醒。等等。
（三）配合采取多种手法，彻底摧毁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之一是汉字和文言文。中国汉字与文言文以承载中华传统的信仰、神传文化的内涵为核心，其中汉字超越了东西南北几千里、各地方言的口音差别，文言文以春秋时期的书面语为基本参照，超越了上下古今几千年、不同时代口语表述的变化，所以能够把中华文化的原本内涵比较完整的传承给后代。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原始表述形式。共产理论为了破坏中华传统文化，采取了简化字、白话文的策略。由此导致当代人无法读懂古文，不能顺利阅读原来的中华汉字与文言文；而只能按照共产党批准出版的，经过其整理、删改和翻译为白话文的所谓“古文”，来理解传统文化。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和原始文化表述的隔膜、甚至隔断。
中华文化有五千年、乃至于几万年的连续历史，历史留给后代的各种遗迹本身例如建筑、碑刻、塑像、地名乃至于各种用具、物品形制……等等，都有其文化内涵的历史一致性，都给后人留下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启示、以及内涵的传承。而且伴随着地层沉积，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的掩埋在地下。共产理论所造就的共产党在它掌握政权的范围内，反复多次毁灭中华文物，其中比较主要的大毁灭是“文革”期间的“破四旧”运动。此外，也通过无神论的教育、共产党基层反封建斗争等方式不断予以破坏。由此，使中国人与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发生隔绝。中国人耳目所及，只能是共产理论的内涵、共产党所建造设置的一切物品、设施与歌曲、口号等等，除此以外基本没有别的。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人追寻民族之根的思潮，共产党也抓住机会、为了发展旅游赚钱而大肆兴建传统旅游点、各种文物建筑。但这些只是形式上的恢复，却没有伴随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真正精神的恢复。人们在其中感受到的往往只是浓重的铜臭、对金钱的追逐。这是在恢复表面的同时，却隔绝了中国人与真正传统文化精神的连接。
（四）最根本的危害后果：阻碍中国人获得救度
由于久远的、来自神的安排，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历来就存在着对“道”的追求。什么是“道”？在道家、儒家、佛家中都有不同的解说，总之是宇宙之间最根本的规律，人生需要终极追寻的真理，能够使生命得到升华与提高的最根本指导。儒家《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家《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而佛家对于人生为什么会苦、以及如何解脱，归纳总结为“苦、集、灭、道”四谛。总之，“道”是最深奥的，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在语言表述方面，中华文化之中对这种高深、奥妙之“道”的另一个表述是“法”。无论在道家、佛家甚至儒家的语言中，“道”与“法”经常表达相近的含义。
在运用和学习的层面，中国古人区分道、术、器等各个层面。《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医学方面，通常称之为“医术”，但是医术背后有医道，而各种工具就是“器”。在祭祀方面，古人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钟鼎笾豆等等都属于祭祀之“器”，而背后还有祭祀、为国、为人之“道”。
在古代各个行业中，人们都在学习、遵循师父所传的各种“术”的过程中，尽力提升自身，尽量使自己能够符合“道”，乃至于符合更高层次的“大道”。如果能够符合大道，那就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得到了提升，而且往往也同时解决了自身生命升华的根本问题。比较典型的例如医学。普通医生是治疗已病者，而上医就能够治未病，而真正的大医可以医国，甚至可以修道长生。不仅医学如此，其它各行业也是如此。
由于这种传统，中华文化中历来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追寻道，甚至为此而不惜身命。在佛教中最为人熟知的例如南朝的慧可、唐朝的慧能，此外其实还很多。道家中最为人熟知的例如汉朝的张道陵、唐朝的吕洞宾等等，此外其实也很多。即使儒家，也有三年不窥园的汉代董仲舒，宁死不投降的唐代颜真卿、宋末的文天祥等等，此外也很多。在儒家，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所希望达到的就是《周易••文言•乾卦》所说的那种高深境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其实《周易》“干”卦在此处所指代的就是宇宙。这个境界，也是道家修炼所要达到的高深境界之一。总体而言，在中华文化中自古就存在对“道”、“法”的追求，而且这种传统非常深厚。“道”，是中华文化中历代仁人志士久远以来所期待着、所等待着的。
虽然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一直在追寻着，但是古往今来谁也没有把这个道、法的实质内容直接讲出来。例如，对于这个“道”的内容，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释迦牟尼在晚年的时候也说：“我一辈子什么法都没有讲。”也就是说，历代的圣人并没有把“法”到底是什么讲出来。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李洪志师父在中国洪传法轮大法。在《法轮功》中，李洪志师父讲：“宇宙同人一样，除了物质构成以外，还有它的特性存在，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叫作‘真、善、忍’。道家修炼主要悟在‘真’上，说真话，办真事，返本归真，最后达到做真人。佛家修炼重点放在‘善’上，生出大慈悲心，普度众生。我们这个法门是‘真、善、忍’同修，直接从宇宙的根本特性上去修炼，最终达到同宇宙的同化。”李洪志师父所讲的“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反复追寻的那个“道”、“法”、“天地之德”、“至高无上的道”。也就是中华民族许多仁人志士梦寐以求所追寻的那个终极真理、最终的“大道”、“大法”。
但是，由于中共已经极其严重的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而另外给中国人造就了一种属于中共的党文化，构成了一种其党文化充斥一切的环境，致使中国人很难听懂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这种情况在法轮大法遭到中共迫害之后更明显。由于被灌输了共产理论、听不懂而不知利害，所以有的人听信了共产党的诽谤诬陷，不自知地跟着中共诽谤神佛、诽谤“真、善、忍”宇宙大法，干的是逆天叛道的大坏事；也有的对中共的迫害不管不问、麻木不仁……把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同时也失去了、错过了大法救度的机缘。总之，这是共产理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根本的危害。
（五）最直接的危害后果，中共欲使中华文化失去承传者
说起中华文化，通常是以中原大陆及附近土地上的人民为代表。人们最初把当今河南、山西所在的地区称为“中国”，其含义是中央之国。这个地方是文明的代表，因为这个地方的君主与人民都在虔诚的传承着来自伏羲、神农、黄帝等历代圣王所确立的文明法度。黄帝、尧帝、舜帝等都曾把当时彪悍好斗、败坏道德、不服教化的家族迁移到遥远的荒蛮地区。
后来，随着中华文明的日益普及，“中国”这个词语所指的地域范围日益扩大，所有蒙受中华传统之儒、道、佛文化教化的地方都被称为“中国”，也被称为“开化之地”。在中华大地上，那些个别偏僻局部，仍然未开化、保留着野蛮生活方式，不蒙受传统儒道佛文化之教化的地方，就仍然被称为蛮夷。
中国各朝代——自黄帝、尧舜、夏商周、以至于明清，都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根本，为荣耀，为事业。所以，各个朝代以及其所统治并且教化之下的民众，也就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这一方朝廷、国土和人民被称为“礼仪之邦”、“天朝上国”，在全世界赢得了极大的尊敬。
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后，虽然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国际上中国文化还受很多人的羡慕，但传统文化是作为“四旧”被破除的对象。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同时，共产党将共产理论、无神论、进化论等灌输给中国人，在这种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都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接班人，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者。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表面的变化，开始利用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展现“中国形象”的工具。但是，中共统治欲使中华文化失去承传者。
第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模式以及经济建设模式已经十分严重地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表现形式上，一些中国大陆到海外的游客，行为举止相对粗俗、低下，没有中华传统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的风范。相对而言，在世界上行为举止更具有中华传统风韵的，似乎是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等。这不仅体现在旅游、出行上，而是有很多很多的表现。
第二方面，是因为共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信仰，中共所委派的公职人员都明确的把自己作为共产主义政权的代表，民间、政府对于真正中华传统的尊重程度很低，只是需要时拿来作为一个补充、装饰和附庸。
第三方面，是因为中共掌握政权的中国，明确的把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敌人。对于在中华大地上自发出现的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中共总是极力把它们局限在无神论、共产党组织掌控的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的追寻现象一概视为“可能导致中共统治不稳定的因素”，严厉地予以封杀。这就已经是作为敌人对待了。
再以文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艺术为例。二零零六年在海外成立的神韵艺术团，旨在复兴与弘扬中国五千年正统神传文化，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是真正中华文化的演出。而中共就明确地把神韵作为自己的敌人，在世界各地、利用外交机关等、采取各种下三滥的手段阻碍神韵的演出。
中共不仅明确说明其所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把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敌人，那么中共的所作所为就是欲使中华文化失去承传者。
（未完待续）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6/11/n14529540.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