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山

编者按：按照中共官方内部统计，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中国饿死约四千万人。此时，中共上下仍在蓄意掩盖，甚至黑白颠倒，把坏事说成好事。七千人大会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三面红旗”饿死那么多人，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刘少奇和周恩来也都是“共犯”。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发言说：“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曾经热衷于大跃进的刘少奇虽然在会上承认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祸”，但他仍然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彭德怀，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而七千人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却正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提出的。此时，毛泽东的威望降到谷底，林彪仍在天花乱坠地吹捧毛泽东。

刘少奇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谈到庐山会议，他说：“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而且，刘少奇说，彭德怀“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当时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刘少奇的定性使得彭德怀无法得以平反。

刘少奇所说彭德怀的两大问题，即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的问题，所有中央委员都知道，这事连一点影子也没有，谁对这一点都是心知肚明。[5]

林彪发完言，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

1月29日，林彪讲话，他说：“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需要能够争得上游。”“当然在执行中，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离开，它是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拣一个，丢一个，那就错了。说明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人民公社在实践中更加证明它是正确的，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少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同志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有些同志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往“左”拉，执行主席思想走了样，精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右的问题，党内外都是有的。如彭德怀就算一个，庐山会议暴露得很清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实际，不脱离实际。”“我们的世界观中，最主要的是唯物主义，这就是尊重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综合起来办事，而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6]

林彪发完言，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随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星期、半个月搞出来。”[7]

会场上出现标语：“打倒毛泽东！”

林彪讲完话，全场冷静，过后还是出现了掌声，这是带有中共特点的政治表态。会下地县委书记们面面相觑，说林彪为虎作伥。在小组讨论，河南鲁县县委书记杨殷国发言：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什么交学费了，毛主席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们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

就在这天，会场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打倒毛泽东！”

毛泽东破例没有让追查，怕扩大影响，严禁传播和扩散。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多数是地县级，他们是中央下发政策的贯彻执行者。这三年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搜查农民粮食，逼着人逃荒、饿死人、人吃人，他们内心很痛苦，觉得对不起农民。这些事是中央指示干的，许多命令是以毛的名义下达的，毛是始作俑者，怎么今天他不承担责任，还要追查我们这些人的错误？他们想不通，怨声载道，感到这种干部当得很窝心、烦心、痛心，几年来都是这样，没有出头之日。他们私下埋怨说，毛主席为什么不下台，为什么不得病……有人甚至引用《左传》中的典故比喻：“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但省、部级干部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敢把错误往上推，还得硬著头皮承担罪责。

此时，毛泽东的威望已经降到谷底。

毛泽东当众检讨

在众人的压力下，毛泽东决定当众检讨。1月30日，毛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也有我一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替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8]

对刘少奇，毛表现出特殊的友好和尊重。会议结束时，毛告诉中央书记处安排呼两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以显示党的团结。而且毛曾还面带笑容，拉着刘少奇的手说：“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少奇呀，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挑起来啦！”

5年后，即1967年2月，毛泽东曾对阿尔巴尔亚代表团巴卢库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9] 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

毛认为，刘少奇在1月17日做的大会口头报告是在跟自己唱反调，因为他那时处境被动，需要让刘少奇帮他渡过难关，当时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江青道出实情：毛“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10]

周恩来坚持：主席还是主席

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信誉很低，被迫提出辞去主席职务。据《邓颖超日记》记载：七千人大会上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来。1962年2月10日，毛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周恩来坚持说：“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11]

大饥荒年代，毛泽东生活腐化
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有跟毛泽东接触较多的人对外宣传，毛在困难时期提出：国家有困难了，我应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一起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些钱换外汇，吃素不要紧。并从1961年1月1日起真的不吃肉了，坚持了7个月。

而事实是，毛不吃猪肉了，可牛、羊肉却没有断，厨师做出的花样多，鸡、鸭、虾、蛋仍有保证。遍传毛不吃肉，不是他不吃，而是叫别人不吃。实际上在全国人民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毛的生活日益腐化。曾制止他选妃子的彭德怀被他软禁，没有人敢对他的私生活说三道四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118会议室。据知情者披露，里面的装潢、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泽东专用的与女服务员密戏的行宫。中南海的春藕斋重新粉刷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的女工作人员以及从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挑选伴寝对象。

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在他的授意之下，兴起了大修行宫之风。他指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为他在滴水洞盖“几间茅屋”。后任的省委书记张平化、华国锋在万绿丛中，背靠毛氏祖宗坟墓，面朝龙头山，仿毛在中南海住房式样，修建了一座青灰色四屋脊的平房。内部装修和陈设极尽豪华，有回廊通二号楼，那里有客房24间。三号楼是卫队住地和省委接待处办公的地方。还有可以防震、防毒、防原子弹轰炸的长约百米的地下工程。这个别墅主体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耗资一亿二仟万元。一个连队守卫著滴水洞别墅，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毛泽东去住了几天。毛泽东十分满意。

有位历史学者指出：这个别墅是在湖南饿死了248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如果1960年毛泽东稍一转念，提出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食赈灾，可供248万饥民吃一年（1亿2000万元均分给这些灾民，每人可得50元。全国有20%的农民年收入在40元以下），三湘农民一个也不会饿死。

评语：

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但之后，中共还继续神化毛泽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

大饥荒这笔账没有算在中共、毛泽东头上，而是算在“自然灾害”上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说“自然灾害”及欺上瞒下、贪污腐败的干部导致了这场大饥荒。

注释：

[5] 张树德：《毛泽东与彭德怀》，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出版。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7] 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8]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内部材料]1962年1月30日。
[9] 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记录 [内部材料]，1967年2月8日。
[10]《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67年1月版。
[11] 《邓颖超日记》[内部资料]，1975年11月19日。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8/23/n95568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