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最令人难以置信且最富戏剧性的事件，莫过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昔日的“林副统帅”，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和谋害伟大领袖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

那么，林彪到底是不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和谋害伟大领袖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呢？

在中共党内，林彪虽以战功著称，但论资历、地位和能力，他都算不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1959年以后，林彪之所以能在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可以说完全得益于他对毛泽东的大力吹捧和亦步亦趋。

1949年至1959年，林彪虽然顶着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头衔，1955年授军衔时又被列为十大元帅的第三位，但却一直没担任什么有实权的重要职务。不过“隐退”中的他却始终在琢磨毛泽东的心理。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抓住毛泽东打击彭德怀的机会全力支持毛，从而重新获得了毛的信任，掌握了主管军队工作的大权。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地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工作失误受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的非议，特别是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发言，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对毛发动的“大跃进”做了严厉的批评，迫使毛不得不在大会做了自我批评。然而，在刘少奇讲过话之后，深谙毛泽东心理和此时处境的林彪却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言，理直气壮地为毛开脱和辩护。

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按照林彪的这种说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不是中共实践毛泽东盲目跃进的超高速发展战略的结果，而是人们从“左”的方面理解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和思想的结果。

在刘少奇对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他讲了话，这自然使毛产生了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因此，林彪的这个讲话得到了毛的充分肯定，是“七千人大会”上唯一被毛称赞为讲得“很好”的发言。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继“七千人大会”挺身为毛解围之后，林彪又率先在军队中对毛泽东大搞造神运动。1964年5月，他在军队“创造性”地出版了《毛主席语录》，说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灵魂，是一切工作的动力，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林彪的这些动作使毛泽东飘飘然起来。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蚌埠同中共安徽省委领导谈话时，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当安徽省委领导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

林彪更是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主要依靠。“文革”中，举着“红宝书”紧随毛泽东身旁的镜头几乎成了林彪“忠心耿耿”的标志。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的大力追捧和亦步亦趋，深得毛泽东的青睐与欢心，为此，毛不但把国防部长的位置给了他，而且让他取代刘少奇当上了中共的“二把手”，甚至破天荒地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毛泽东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扬林彪。在一次接见活动中，他称赞林彪道：“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就是发现……”

“文革”中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很能说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他的器重：“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总之，长期以来，林彪一直都是以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而著称于世的。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林副统帅”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才会让许多人一时难以置信。

当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后来，林彪与毛泽东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分歧。比如当年在要不要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林彪的看法就与毛泽东相左，但这并非政治路线上的对立。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材料，“文革”中，毛林二人也曾有过很大的争议，那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而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这个分歧直接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反目成仇。从表面看，一个反对设国家主席，另一个主张设国家主席，这只不过是对国家体制的看法有所不同；往深里说，实质是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毛泽东之所以反对设国家主席，是签于刘少奇的前车之鉴，不想在一国中有两个主席，也就是不想让林彪的权力太大，威胁到自己的独裁地位；而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则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与毛泽东争权。叶群当年对吴法宪说的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林彪与毛泽东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都算不上是政治立场的对立。

为了证明林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中共当年拿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但这个纪要只能表明林彪并没有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想法，他要否定的不过是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列主义。换句话说，《“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还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内进行的，它代表的只是在共产党内部形成的开明势力和启蒙思想。

或许有人会说，林彪是典型的两面派，表面上把毛捧到了天上，背地里却十分轻视鄙夷毛；林彪之所以把毛推上神坛，只是为了利用毛。事实确实如此。

据韦力编著的《1965年以前的林彪》一书披露，1949年至1959年之间，林彪曾在笔记中写下了对毛泽东的观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其中有心理分析：“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最大的忧虑在表决时能否占多数。”有手段剖解：“他先为你捏造出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再来驳你的意见。”有经验教训：“你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一遍才可一致。”也有具体对策：“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长期给林彪讲书籍的宫伟勋说，林彪背底下对林豆豆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林彪是修养的仰慕者，他领悟得最好的不是毛主席的文章而是刘少奇的《论党员的修养》。据说他曾经把关于叫他当接班人的那个指示撕碎扔在痰盂中。“大跃进以后，林彪经常有批评毛泽东的话，譬如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他认为彭的万言书是正确的，但他又跟随着毛泽东参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林彪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回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还说过：‘不讲假话， 办不成大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

不过，林彪背地里对毛的这些非议，只能证明他的口是心非，功于心计，与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完全是两回事。

可见，把林彪说成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和谋害伟大领袖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显然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它不过是毛泽东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强加给林彪的一顶典型的政治帽子，就像在林彪之前刘少奇被诬陷成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叛徒、内奸、工贼”一样。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4/3/n136925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