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接上文：专访辛灏年(6): 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把我从两种痛苦中提升出来）



研究历史形成了我新的理论体系——中共就是专制复辟

八十年代的经历、反思、阅读和研究，我境界在发生变化。

在1987年夏天，我在武汉大学，有一天夜里我一直不能入睡。因为从1983年以来，我已经花了整整5年时间来做现代历史研究工作了。我动笔特别快，我一部长篇小说，有的只要20天，有的顶多40天我就写完了。但我酝酿的时间长，酝酿是不费时间、随时随地的，坐火车也能酝酿，坐飞机也可以酝酿，所以我大量的时间就是研究历史，因为我自由啊，专业作家自由，不受管嘛，我就研究历史。这个时候终于形成了我的一个思想，在武汉大学那一天晚上一夜没睡。

早上起来以后，我就跑到我的同学、现在的江西省文联主席陈世旭的房间，敲开门，告诉他说，我昨天一夜没睡。他说，你精神病啊？我说，我想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题？我说，我告诉你，你不可以跟别人说，我认为共产党就是专制复辟。你瞎说什么呀！我说, 你仔细想一想吧。唉，是啊！我说，它复辟专制制度。他赞成我。他这人非常正派，但是胆子小，写东西谨慎，这可以理解的。他的默认对我是个鼓励，这样一来，我更认定中共复辟的这个理论体系开始出现。

这个理论体系它怎么出现的？就是我研究欧洲民主革命史、欧洲专制改良史，研究中国满清专制改良历史和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历史，包括美国史和很多国家的历史。研究这么多历史，我确实花了很大功夫，5年时间里我写作的时间加起来不到4个月，其它的时间全部用在历史研究上。在这个状况下形成了这个理论以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写东西了，接着就是看更多的资料，准备写小说了。可是没想到，八九年出了那样的事！这件事情（八九年民运）在我的背后把我深深地推了一把！

“八九民运”本质上是个改良主义运动

八九年的春天，我开始时没有介入这个运动，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看见三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渴求总理李鹏的接见，这使我立刻想到了1895年康有为带着1000名举子跪在中华门前要求变法。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在北京进行民主运动的朋友们所提出的所有要求：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共产党给新闻自由，要求反对腐败、反对官倒。所有这些要求，都与制度无关，都是希望共产党自己来宽松政策，来惩治自己的贪污，反对自己的官倒集团。因此它本质上是个改良主义的运动，他们所提出的纲领和口号，可以说是没有纲领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口号，跟100年前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所提出来的改良方针和改良的条文相比，在政治上可以说相差得太多太多。就是说，即使作为改良主义，也没办法跟康梁当年的改良主义的水平和要求相比。所以这两条，是我开始的时候不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原因。康梁遭遇了镇压，“六四”也遭遇了镇压。

之后我就被请到珠海参加国际艺术节去了。可是在珠海国际艺术节的时候，我怎么可能不关心这场运动呢！我每天都要看电视，看这场运动。可是当我看到，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们，在他们背后的老师的策划下、决策下，居然把三个从湖南赶到北京，用鸡蛋砸毛像的青年壮士抓起来扭送公安局的时候，我用我手中的茶杯砸到电视上，我下决心不到北京去。那个时候北京的朋友都在劝我去，不断打电话逼我去北京，他们知道我能讲。我没有去。
共产党开枪后我和人民一道走上了街头

1989年5月29号，我接到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湖北电视台的主播石萍女士给我写的一封信，就一句话：你认为共产党会开枪吗？她自己本人是湖北一个副省长的女儿。我就很快给她回了一封信，也是一句话：不开枪就不是共产党！

果然，开枪了！开枪了我就出来了。那天早晨凌晨4点钟，中国科技大学的朋友们、老师们、学生们半夜敲开了我家门。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把从美国传真回去的坦克车镇压无辜学生和市民的照片给我看，向我解释…… 我说：你们不要说了。因为他们告诉我，1000多个师生在下面等着我，希望我出来去参加。因为我是全国的青年委员，又是很多的委员啊，特别在安徽，我是省人大常委，这种情况下我如果去的话，有一定的号召力。再说安徽知道我的人特别多。我说：你们不要说了，我肯定去！我去了，我上了街。

为什么这时候我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该我出来的时候了！在这之前，是属于改良，今天是对改良的镇压！对改良的镇压必然会唤醒革命的思想和愿望，用鲜血教育了我们的人民。我的太太当时说：你不要去吧，你怎么怎么不一样。我说：不，这个时候才是用我身份的时候！所以我影响着合肥两个大院——安徽省委大院和省政府大院，太多的青年干部上街了。这也算我一条“罪状”。

4点钟游行完了我回到家，天还没全亮。我太太问我：你怕不怕？我说：开始当然有点怕。哪个人不怕共产党呢？我当然有点怕，但是当我走了三圈，高喊了“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以后，我现在一点也不怕！随便他们吧。那一年，我40岁了。

10点钟，安徽省文联组织的文艺界游行的时候，他们来喊我，我就笑起来了：我早上游过一次了，我现在跟你们一道上街。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上街一直到这个运动彻底结束。

“八九经历”让我下定决心写一部中国现代史

在这个过程当中，升华了我的思想，让我下定了决心：先不写小说，写一部中国现代史！

这就是我反思，为了逃避现实走进历史；走进历史以后，学习、研究历史，接近写历史小说了，没想到这场运动给了我一个启示：我必须直截了当地先把这个历史说清楚，历史说不清楚，你的小说就一定会写走偏，因为你对一个历史的真实你不了解的情况下去写一部小说，你这部小说的基础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牢靠的，因此作品是不可能好的。所以，让我没有想到，小说没写，写了历史了。

然后我才从作家协会调到大学。而刚刚调到大学，就被多伦多大学把我请到加拿大来了。

（待续，敬请关注）


希望之聲 / 原文网址：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9/08/25/n31321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