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二部分 革命、内战和恐怖（4）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让-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

在欧洲经历这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怂恿下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当时，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内战和社会冲突所撕裂，但同时也在经历一波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条件似乎已然成熟。这一时代的一个标志是，1925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KUTV，1921年4月成立）的中国学生被重组为新的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

由于适时地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影响，1925年至1926年，尚未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被推动着与青年蒋介石（Chiang Kai-shek）所领导的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结成亲密盟友。共产党选择的策略是，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国民党身上，把它用作一种特洛伊木马来非法引入革命。共产国际密使米哈伊尔．鲍罗廷（Mikhail Borodin）以国民党顾问的身份到来。1925年，支持与苏联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控制了该党。共产党人于是加大了宣传力度，煽动社会动乱并增加他们的影响力，直到他们掌控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但一个障碍很快出现在蒋介石个人身上。他担心共产党势力不断扩大。他担忧共产党人正试图将他边缘化。他的担忧是非常正确的。他采取主动，于1926年3月12日宣布戒严，逮捕了国民党中的所有共产党人和苏联军事顾问（但他们几天后被释放），使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噤声，并强制实施旨在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特权和活动的八点计划（eight-point plan）。蒋因此成为国军（Nationalist army）无可争议的领袖。鲍罗廷接受了新的局势。

1926年7月7日，蒋介石在苏联的大量军事支援下，向仍在军阀控制下的中国北方发动民族主义袭击。7月29日，他在广州宣布戒严。湖南和湖北的农村正在经历一场土地革命，其动态对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联盟提出了质疑。在工业大城上海，随着军队的逼近，工会开始了总罢工。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人要求发起暴动，指望军队立即进入该市。但没有这样的事发生。1927年2月22日至24日的暴动失败了，罢工者受到李宝章将军的猛烈惩罚。

3月21日，发生了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总罢工，暴动横扫了执政当局。经说服，国军一个师进驻上海，蒋介石也很快加入其中。他决心控制局势。斯大林受到蒋介石及其军队政策的“反帝”旗号所欺骗，下令与国民党和平相处并支持他们，使蒋介石的成功变得较为容易。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广州重复了他在上海实施的行动，下令对共产党人追捕到底并进行痛击。

但斯大林在可能最糟糕的时刻改变了路线。8月，为了避免在反对派中的批评人士面前丢脸，他派出两名私人密使——维萨里昂．罗明纳兹（Vissarion Lominadze）和海因茨．纽曼（Heinz Neumann），在与国民党的联盟瓦解后重新发起暴动。尽管他的两名使者所策划的“秋收暴动”失败了，但他们仍继续尝试在广州煽动革命，以便“能够在布尔什维克第15次党代会上给他们的首领带来捷报”（正如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uvarin﹞所说的那样）。这一策略显示布尔什维克蔑视人命的程度，甚至包括蔑视其支持者的生命。广州公社（译者注：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中成立的、仿照巴黎公社的苏维埃政府）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证明了对生命损失的漠视，就像几年前在保加利亚的恐怖行动一样。

在广州，数千名叛乱分子与人数超过他们四五倍的军队对峙了48小时。公社之前缺乏准备，武装不足，又奉行不受广东工人青睐的政策。1927年12月10日夜，效忠共产党的军队在赤卫队（Red Guards）通常使用的集结地区占据了阵地。和在汉堡（Hamburg）一样，反叛者们起初受益于突袭，但这一优势很快就丧失了。12月12日上午宣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任何反响。下午，国军进行了反击。次日，飘扬在警察总部的红旗就被得胜的军队所取下。报复很野蛮，有数千人死亡。

共产国际本应从这次经历中汲取教训，但它无力去研究主要的潜在问题。针对所有目标，暴力的使用再次被正当化，所用措辞清楚地显示了内战文化在共产党干部中扎根有多深。1931年由共产国际出版、很快被译成几种语言的《武装暴动》（The Armed Uprising），展示了以下一段可怕的自我批评，其结论显而易见：“我们本应更认真地除掉反革命分子。在广州由革命分子掌握期间，我们只杀了100人。囚犯只有在‘与反动派作斗争委员会’的正规审判后才被杀死。在战斗中、在革命中途，这一程序太宽松了。这个教训会被铭记。”

这场灾难过后，共产党人撤出城镇，在偏远的乡村重组。1931年后，他们在湖南和江西建立了由红军保护的自由区。因此，革命首先是军事事务的看法，很早就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扎根。这种信念将军队的政治功能制度化，自然产生了一些观点，像毛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事实很清楚地表明，这确实是共产党对如何夺取和保持权力的构想之实质。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砺真、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8/9/10/n107032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