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原清华大学的学运领袖李恒青接受大纪元记者专访，讲述了“六四”起因，以及他从天安门广场死里逃生等亲身经历。他希望大纪元等良知媒体，以及正义公知们不断讲出历史真相。
1989年4月26日，一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社论，成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文字之一。这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文章，不仅是一道划开时代伤口的利刃，更是改变“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继续摆弄法西斯和棍棒和欺骗宣传喇叭筒，拚命地打压和狙击中国民众追求政治进步的激情，同时，邓小平施展软刀子功夫，转移视线：
因为邓小平开启了中共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路线，使得知识份子的境遇较之毛泽东时代大为改善，许多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精英人士，痛恨毛泽东，却对邓小平有很大的好感，
“六四”之后中国经济的“奇迹增长”，提出了两个高度挑战性的问题，一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反民主、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权的体制，竟能实现这个超出所有人预料的经济增长？另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经济奇迹”的前景如何？
二十几年来，李鹏替江泽民背着两个罪名，一个是六四屠城，一个是三峡工程。现在有些媒体一提这两罪名就毫不犹豫的搁在李鹏头上，把他当作罪魁。
35年前的6月4日，北京发生了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暴行，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六四”的惨案。从历史比较看，“六四”惨案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直接影响，我认为超过了百年前的“五四”。
中共“六四屠城”亲历者张廷梁先生，日前在悉尼纪念“六四”及“反送中”研讨会上，含泪讲述了他1989年亲眼目睹解放军开冲锋枪扫射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