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们于1949年6月被警告，有一拨人结伙在共产党内搞阴谋。为了把他们冲刷出去──特别是找到“捷克的拉依克”──在布拉格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由中央委员会、秘密警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控制委员会的负责人组成。首批共产党领导人于1949年被捕，首先是第三序列的。但在第一波审判期间，当局只能组织起一个反铁托审判。这个审判于1952年8月30日至9月2日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包括10名南斯拉夫人在内的16人受到审判。他们的头儿是南斯拉夫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副领事凯维奇（Stefan Kevic）。两名斯洛伐克人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人Rudolf Lancanic被处决。

在1949年末，警方力量在经验丰富的苏联克格勃人员的协助下得到加强，开始逼近“捷克的拉依克”。苏联顾问们毫不掩饰他们的目标，其中一个名为利哈乔夫（Mikhail Likhachev）的，烦恼于斯洛伐克安全领导人的缺乏热情而叫嚣，“斯大林派我来安排审判，我没时间去浪费。我不是来这里与人讨论事情的，我来捷克斯洛伐克是来砍头的（svolchit golovy）。在我开始有麻烦之前，我会亲手杀死150个人！”

对这压迫的历史进行重建（的工作）已经很仔细地在做了，因为在1968年时，历史学家可以获得党和警察的秘密档案。1989年11月之后就可以更进一步追究这个问题。

杰加和夏洛特‧帕夫利克夫妇（Gejza and Charlotte Pavlik）于1949年5月在匈牙利，作为拉依克审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被捕。对杰加‧帕夫利克的审判于1950年6月开始。1949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科西给了在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一个名单，上有约60个在调查拉依克时曾出现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名字。由于拉依克的案子，又是在苏联和匈牙利安全部门的压力下，布拉格变得越来越多地侧重于战争期间流亡到西方的共产党人，特别是那些在国际旅中服过役的人。那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国家安全部队里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揭露党内的敌人。他们毫不犹豫地启用了前盖世太保的成员、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在1949年11月负责外贸的副部长娄博（Evzen Lobl）被捕后，对共产党员的迫害愈演愈烈，达到了最高级别的干部，并在1950年进一步加剧，甚至影响到地区一级的党的领导人。

在1951年1月和2月，一波又一波的逮捕席卷了权力架构中的一部分。在50次针对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的逮捕中，被拘禁的有一群“讲法语的共产党人”和其他被指控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外国政党接触的人，例如斯瓦布（Karel Svab）。

寻找“捷克的拉依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那期间各种各样的人被指为这样一个阴谋的头。直至1951年夏天，在得到哥特瓦尔德的同意后，斯大林才认定，此人必是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Rudolf Slansky），其得力助手杰米德尔（Bedrich Geminder）是共产国际的另一关键人物。杰米德尔的名字几乎到处都与斯兰斯基连在一起，无论是在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之间的通信中，还是在那些斯兰斯基被捕前抓的共产党人遭受审讯的时候。苏联顾问们认为，即使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把大部分的罪名钉在杰米德尔身上。国家安全部队于1951年11月24日逮捕了两人。随后的几个月里，又有两位领导人也因同案被捕：一个是1952年1月12日被捕的对外贸易副部长马戈利乌斯（Rudolf Margolius）；另一个是斯兰斯基的助手弗兰克（Josef Frank），于1952年5月23日被捕。

苏联顾问和他们当地的助手轮流折磨和摧垮被告来准备作秀审判。1952年11月20日对“以斯兰斯基为首的一起反对国家的阴谋案”的审判终于开始了。判决在一周后宣布。被告中有11人被判死刑，3人被判无期徒刑。1953年12月3日凌晨3点到5点45分之间，这11人在布拉格的Pankrac监狱被处以绞刑。

除了上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审判之外，斯兰斯基审判是共产主义历史中最引人注目和被评论最多的司法程序。被判刑者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国际舞台上的杰出人物，在冷战时期让布拉格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日内瓦。捷克首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特别是在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中。

斯兰斯基从1945年以来就一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总书记，是莫斯科的忠实仆人，担任“五人小组”这一日夜跟进压迫的特别机构的主席，其职能之一是批准了数十人的死刑。

杰米德尔和弗兰克都曾是党的副书记。杰米德尔在共产国际中曾担任高位，他从莫斯科回到布拉格是特地为了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国际部。弗兰克曾在1939到1945年间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负责监管经济事务和向西方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担任外贸副部长的马戈利乌斯与党控制下的各种企业和商业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费舍（Otto Fischl）是财政部副部长，对捷共的财政事务有深入的了解。弗雷贾（Ludvik Frejka）战争期间参加了捷克当时设在伦敦的抵抗运动，从1948年哥特瓦尔德成为共和国总统开始就担任财政部经济部门的负责人。

在被判刑的人中有几个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共产国际与苏联特勤服务有联系的，包括有：从1948年起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艾钦（Bedrich Reicin）；斯瓦布，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坐过牢，担任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组织部长，又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西蒙（Andre Simone），是一名记者，战前曾在德国和法国工作；伦敦（Artur London），曾在战争期间的西班牙协助过苏联的NKVD，因为参加法国的抵抗运动而被驱逐出境，1945年后在瑞士和法国效力于共产党的情报机构，并于1949年初在布拉格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外交部有两人也在被判刑者之列。一个是斯洛伐克人克莱门蒂斯（Vladimir Clementis），他在战前就是一个共产党律师，被流放到法国。从国外，他一直对德苏协议持批评态度，这立场导致他被开除出党，这一决定在1945年被撤销。他自1948年春以来一直担任外交部长。另一人是海度（Vavro Hajdu），一位副部长，也是斯洛伐克人。被审判的第三名斯洛伐克人娄博（见前文），战时人在伦敦，被捕时担任外贸部副部长。

斯林（Otto Sling）在西班牙的国际旅中作战之后，也参加了在伦敦的捷克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他成了摩拉维亚首都布尔诺地区的共产党书记。

海度、伦敦和娄博三人被判无期徒刑，他们的犹太血统也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现。这个证据也用在了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身上，克莱门蒂斯、弗兰克和斯瓦布三人除外。

虽然斯兰斯基的审判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象征，专政的大多数受害者都不是共产党人。在1948～1954年间所有被判刑的人当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只占总数的0.1%、死刑的5%和所有死亡人数的1%──包括处决、迫害引发的自杀和由于关押在监狱或营地里而直接引发的死亡（比如，矿井事故、被称为有“反叛行为”的在企图逃跑时被警卫射杀）。

斯兰斯基审判是由按照莫斯科最高当局的命令行事的苏联顾问们精心准备的。这是1949年以后第二波“人民民主”针对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的重大政治审判的一部分。

尽管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均于1953年3月去世，在斯兰斯基的审判后的1953年和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对其他人的审判。高潮在1954年。该系列的第一次重大审判于1月26日至28日在布拉格举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斯维尔莫娃（Marie Svermova）和另一位从1929年至1950年一直是党内领导层的人被判无期徒刑，同案被控罪的其他六位党的高级干部一共被判113年徒刑。在2月23日至25日的第二次审判中，七名“大托洛茨基委员会”的成员，全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家，一共被判103年徒刑。第三次审判于4月21日至24日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前领导人被指控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曾任抗战领导人的胡萨克（Gustav Husak），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四名被告一共被判63年徒刑。1954年还有另外六次审判，其中被告的有高级军官、经济官员（其中11人一起被判204年徒刑）和社会民主党人。它沿袭多年来对重要的审判的一贯做法，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治书记批准了指控和判决，然后党的领导层起草并报告审判的进展情况。

1953年和1954年的审判并不是前几年那样大型的作秀审判。1948年至1954年期间最后的一次政治审判，于1954年11月5日举行，被告是是经济学家奥特拉特（Edward Outrat）。

扎沃德斯基（Osvald Zavodsky）是最后一位在这一波镇压中被处决的共产党人，他曾在国际旅中作战，也参加过抗战，并在战争期间被驱逐出境，到1948年成为国家安全局局长。法院于1953年12月判处他死刑，政府拒绝减刑。他显然知道太多有关特勤部门的内幕。他于1954年3月19日在布拉格被处以绞刑。（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6/3/n112975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