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62）
作者：卡雷尔‧巴托赛克（Karel Bartosek）

有可能忘记或者让人们忘记一个体制及其各式暴力专制人员所带来的痛苦吗？特别是这样的苦难持续了几十年之久。一个人能如此宽容、纵容那些被击败的、做过刽子手或是施加过折磨的同类吗？当一个人希望建立民主和法治，应当怎样对待以前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助手？尤其是当这些人数目众多且国家机器曾如此庞大。

中欧和东南欧的新兴民主国家一直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清洁共产党的机器是目前的重点，即使这意味着疏通极不愉快的回忆。毫不奇怪的，新的领导人，其中包括许多前共产党人，对这清洗应有多大的范围、应使用的方法意见不一致。一直有呼吁采取激进的措施──将共产党作为犯罪组织禁止，并对所有仍然活着的前领导人进行审判。另一方面，又有压倒性的愿望来避免一个让人联想到过去共产主义做法的“清洗”。对于波兰总理马佐维茨基（Tadeusz Mazowiecki）、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哈维尔来说，谴责前政权的罪行，并将其代理人从实权职位中清除出去，不能是对前政权手段的重复。这些反共民主人士不想在恐惧的气氛中治国。匈牙利作家道洛什（Gyorgy Dalos）长期以来反对威权政府，他在1990年写道，“净化和清洗，即使是藏在‘春季清洁’等语句背后，仍然会让那些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产生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我们仍然非常需要这些人……如果因为恐惧而产生一种新的‘忠诚’，那会是很严峻的，坦率地讲，这与民主本身的理念无关。”

在自由被恢复后的最初时日，共产主义政权的受害者，身份确实的、不论生死、是否沉寂或发声，都是究责调查的中心。所有不同类的受害者都是关注的焦点，包括那些被不公正地处决或监禁的人、那些生计被剥夺的人，以及那些每天都为屈服于党的谎言而被羞辱的人。后共产主义社会不得不面对哈维尔所说的“可怕的遗产”，还要面对严重的犯罪和惩罚问题。受害者是苦难的主要见证人，社会必然地会向新的政治官员要求提供一个可以利用或平息由这种苦难所产生的怨恨的框架。有一些人利用这种情况谋取私利、有人想要阻止盲目复仇的势头、有人作壁上观，也有那些理解人类的脆弱并寻求导致邪恶的真正原因的人，同时提出民主措施。所有共产党政权都存在着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被动的、做了半合作者的人，却最大声地呼吁要对镇压者采取残酷的复仇。

经过这么多年被截肢的记忆，对最近的过去的感悟是如此激切并不令人惊奇。自然的，在审查制度废除之后，出版业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多样化的观点开始出现。那种新闻形式的、极为媒体关注的手法，因为不断寻找轰动效应，导致一种过于简单化的、非黑即白的观点──把历史简化为受害者对刽子手，直到一下子，好像整个国家都在抵抗一个被从国外强加来的政权（的描述）就成为可信的了。在这个过程中，言语失去了他们更细腻的含义。“种族灭绝”一词被到处谈论：共产党人对罗马尼亚人、捷克人和其他人进行种族灭绝；捷克人试图对斯洛伐克人进行种族灭绝。在罗马尼亚，人们开始谈论“红色大屠杀”；在保加利亚，“无数没有火葬场的奥斯威辛斯”成了谈论古拉格式营地标准的公式化语言。

这些对最近的过往的态度已成为冷静的研究的课题，清楚地表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仍然强烈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持续存在。极端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最近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50年前冲突的延伸，记忆被悍然扭曲以加剧冲突。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散，尤其是在前纳粹德国的盟友国。如果贝当元帅（Marshal Petain）是罗马尼亚人或斯洛伐克人，许多人会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就像（二战期间）罗马尼亚的独裁统治者安东内斯库（Antonescu）和斯洛伐克总统蒂索 （Jozef Tiso）的情况那样，这两人都在战后因其在国内犯下的暴行而被判死刑并处决。

共产党政权的历史现在极度政治化，特别是当各党派和运动寻求重新发现他们的祖先和传统。本书的作者之一安德烈泽杰‧帕采可夫斯基（Andrzej Paczkowski）是波兰人，在谈到波兰对起源的探求时毫不犹豫地说是“内战”，尽管所幸的是，这里“战争”只是一个单词。过去被扭曲而当成工具使用，古老神话和传说再次重生，还有新的出现。有关受害者人数的迷思需要特别引起关注。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弗兰克的说法，这个数字成了一个关键符号、一个数学的真实，它赋予了谈论死亡的权威，并将大规模死亡转化为一种圣礼。因此那些研究新的国家或社会神话的人特别需要谨慎行事。

1956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所长、匈牙利人利特万（Gyorgy Litvan），曾建议对历史上的各个极端时点做一个政治上明确的解释，这样会协助深入分析一个国家的政治演变。他认为一个国家与最近的过去的关系，比经济问题或其它当时可能正在发生的变化，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国家所走的）各种道路的民主的根源。

所有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创造”出来的，有关事件的官方版本也不例外。立法者和决策者组成小组，来选定成为新宪法基础的传统，选择将出现在邮票和钞票上的头像，确定将庆祝的国定假日、要颁发的奖章，以及举行纪念的活动和街道、广场和公共场所的名字──当然，还有制定在学校教授的课程大纲。共产主义时期的英雄和受害者不容忘记。尽管如此，很多后共产主义政权决定将共产主义时期的历史放在括号内面。这样的做法在20世纪并不新鲜，正如专门研究俄罗斯记忆的意大利历史学家法拉帝 （Maria Ferretti）所指出的：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译者注：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提出过类似的方法，来埋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幽灵。然而把历史加括号总是一种幻觉，整整的几十年不可能简单地被埋葬和遗忘。这几十年塑造了每个国家里大多数公民的眼界，也决定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冷静的分析试图对行为做出解释，包括个人、群体和整个民族都缺乏（或不充分具有）对历史的自我批评；希望避免任何关于集体责任的反思（以默许的形式支持了政权）；或存在一种“殉难者”的心态来为整个国家的任何事找借口。（法国哲学家莱涅尔-拉瓦斯汀［Alexandra Laignel-Lavastine］研究过罗马尼亚的“集体殉道学”的概念，伴随着一个“无辜的综合症”，使一切都被视为是别人的问题。）（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8/28/n114838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