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毛泽东在1968年号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还在推行着。 当时，全国有1700万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被送去农村安家落户。这个人数，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他们来自那时那里的一半家庭。

知青上山下乡波及全国，很多红色家庭的孩子也未能幸免。但是随着大批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农林场/兵团。习近平就是在1976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的清华大学。

1978年，还有一千万知青在边疆、农村接受“再教育”。他们要上大学、回城，甚至连请假回家都很困难。兵团、农场、农村公社大队里，那些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病退等特权的人，早就权钱交易，甚至权色交易了。没有门路的知青为返城，轻则以钱物通关，重则以身相许，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心碎的故事。

“闹医”

1978年8月，云南西双版纳州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分娩难产。而农场医务室只有一名赤脚医生，出事时还赶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

消息很快传遍农场，数百名知青从各个连队赶往医院，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挽着裤腿，戴着黑纱、小白花。几十台手扶拖拉机，“铁牛55”，“丰收35”，堵在了医院大门口。

愤怒的知青向州政府提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对前两条，官方没什么意见，并表态对肇事者一定严惩，决不姑息。谁都知道，赤脚医生不会看病，即使当时他不醉酒，遇到产妇大出血，也是束手无策。但各级领导为了撇清自己，昧着良心推他一人出来背锅。显然，对赤脚医生的惩治力度越大，越有助于平息知青的愤怒，越能给领导们解压。

关于改善农场医疗卫生条件的第二条，实际情况确实太差了！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达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经与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但对于第三条，“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领导们就不接受了。因为那样一来，也未免太让领导扫脸了，太让知青长脸了。

诉求被拒 抬尸游街

僵持两天之临危受命后，知青们抬着用层层白绫包裹的尸体，沿着澜沧江，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道。沿途，不断有知青和农场职工加入进来，队伍越走越长，声势越来越大，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云南省委责成省农林办主任党向民亲自下到橄榄坝农场，传达了新的回复，答应了知青的上述要求。

罢工“领导小组”成立

当橄榄坝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遇到了另一支知青罢工队伍，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这是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串联起来后，组成的声援橄榄坝知青罢工队伍。他们成立了领导小组，上海知青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

知青集体罢工，要求返城回家，这是推行了二十多年上山下乡运动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虽说老毛死了，但是还有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运动，这是各级领导不敢含糊的政治原则。

云南省委对知青“闹事”没敢掉以轻心，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规劝知青复工。同时，启动维稳机制，紧急指示各级干部也不要掉以轻心。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要严控知青“罢工闹事”、“反城风潮”。

尽管上山下乡运动不得人心，怨声载道，但是当局已经强制推行了十年。联合工作组的大小领导能有何作为？只得硬着头皮重复那些红头文件。

知青推选出的代表丁惠民，曾当面质问过劝说他们回去复工的领导：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

“劝降”的领导个个哑口无言，没有一人回答丁惠民的问话，因为他们中间确实没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难堪的目瞪口呆之后，是领导们的恼羞成怒、吹胡子瞪眼。但是，罢工的知青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返城潮”蔓延农垦系统

1978年10月，6千多名知青联名上书，接连发出三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要求返城，但没有回音。北京的冷漠激怒了知青，怒火蔓延到整个农垦系统。

这年秋天，也就是知青罢工期间，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才统一思想达成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文件还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也就是说，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农恳知青返城的路被堵死了，回家的愿望彻底破灭。

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但未获批准。知青这边不罢休，于是冲突再次升级，又一轮抗争开始了。此时，云南农场的十万知青，有一半人积极参与进来。

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都官宣了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决议，这对于大多数还不能返城回家的知青来说无疑就是噩耗。

那时，在知青中流传着中共哪位大佬的一句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类似说法不断从北京传来。明知这种八卦不靠谱，但听得入耳，传得开心，它似乎又燃起了知青们心中一点点希望。

1978年12月16日、18日，西双版纳地区部分农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分二批北上。以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为主体的百余人的队伍，打着“云南农场知青赴京汇报团”的旗帜，沿昆洛公路北上了。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尽管沿路不断有官员劝说拦截，但已经拦不住了。12月24日，第一批请愿团从景洪一路北上到了昆明后，便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

代表丁惠民回应说：请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5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代表国务院，被紧急空降昆明处理农垦系统知青闹事问题。

集体卧轨 全国铁路大动脉被中断三天12月28日下午，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抗议，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了。

消息传出，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因铁路线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不难想像，这样的消息一定也惊动了准备2个月后对越开战的邓小平。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北京请愿

1979年1月2日，新年伊始，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

30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了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才有两个身穿中山装的男人姗姗来迟。他们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掏出工作证一晃问：哪位是丁惠民？请你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1月4日，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他们，听了汇报后，两位领导说了许多安抚的话。但是，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二人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

请愿未果 集体绝食

知青新的罢工潮又掀起了，指挥部决定罢工升级。口号是：“不回城，毋宁死！”各农场知青开始集体绝食。

1月6日，临沧勐定农场发生211名知青集体绝食静坐，中央调查组组长赵凡赶赴场，1500余名知青跪哭会场，恳求回家。

1月23日，孟岗农场上千名知青开始绝食抗争，上万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人送行，当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上万名衣衫褴褛的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知青大返城

1979年1月25日，赵凡向国务院报送了同意知青返城回家的《请示报告》，并提了6条解决问题的意见。

调查组组长赵凡是临危受命，他在一个月前，知青请愿团抵达昆明的第二天，12月25日，抵达昆明的。截止递送申请报告的一个月里，他在一线处理知青罢工、卧轨、请愿、绝食后，以他为首的调查组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审时度事，做出了同意知青返城的请示报告。

1979年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赵凡的《请示报告》。随际，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的“六条”精神。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了云南，返城回家了。

到1979年底，全国七百多万知青回到了城市。其后各级”知青办”撤消，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到1981年底，历时二十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

结语

中共对挑战其政权、政策合法性的言行，一向从不放过，何况是针对毛的最高指示和刚刚被写进红头文件里的国策？而云南知青的和平请愿抗争居然赢了！这在中共建政史上实不多见。近半个世纪了，还有人纳闷，怎么就赢了呢？应该说，胜算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是天意的使然。

如果说占有天时，除了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外，还赶上了1979年2月邓小平为给自己树威，蓄意发动的那场对越侵略战争的前夕，他急需云南边境的稳定，怕后院着火，采取了息事宁人的让步策略。

地利呢？那就是云南边疆这块地域，赶上邓小平打仗需要它。若换成与前苏联接壤的黑龙江、内蒙、新疆的建设兵团“闹事”，暴力血腥镇压是大概率的事。十年后的八九“六·四”，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韪，宁可“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

再说人和呢？数万云南知青集体抗争，齐心协力，不信谎言不怕威胁，从橄榄坝农场、西双版纳州、云南省，到北京，一路死磕过来，没听说有被“招安”的事发生。他们还推举出丁惠民这样的领军人物，有理有力有节地指挥了这场“战役”。加上体制内的赵凡等一些尚有良知的领导，有了那么一份勇气和担当。

在天时地利人和俱全之下，一个违背人性的国策终于划上了休止符。然而，十年中屈死的那些知青冤魂，上千万经受苦难破碎的心灵和他们被摧毁的青春和扭曲的人生，又如何能划上句号？这是一代人的悲哀，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28/n1406277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