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的年代，从不乏勇士，虽然他们的人数很少，虽然他们所为在那个时代犹如螳臂当车，但他们的微光却让那个时代，在后人追忆时不必是一片漆黑。 比如在十年文革中殉难的让今人崇敬的勇士就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北大学生刘奇弟和张锡锟，等等。本文再说两位文革鲜为人知的勇士，今天说的这个人是无名氏。

根据《炎黄春秋》2006年第七期刊载的王海光撰写的文章《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一文，文革时期有这样一份反“文革”油印匿名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呼吁》），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落款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二月”。这个时期正处于 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党政大权的全国大乱阶段。

《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从行文上看，传单作者显然并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中共的邪恶，因此《呼吁》开篇先是肯定了中共的功绩，即所谓的“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共依靠欺骗和借抗战发展壮大篡夺了政权，从此中国人民过上了无自由、无人权的悲惨日子。

随之，文章称建政十七年来，中共和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文革带来的巨大危机体现在：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中共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中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

还有：大、中、小学停止学习，文化教育、艺术活动从此中断，一片凄凉；可是“一个人的著作和语录却超过任何时代，不惜任何代价的出版着……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着，不知花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这一可怕的现实竟由某一个人的独断理论‘造反有理’而‘正当化’了”。

通过作者颇具画面感的描述，文革乱象以及中共所干的恶事浮现在我们面前，不过，作者却认为主要责任在于毛泽东，并直接称其为“独裁者”。在那个年代，将矛头毫不留情指向“毛太阳”，在几亿人民群众正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和独立的思考能力。

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小节下，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大动乱的原因，是多年来中共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引发的党内矛盾的产物，也是毛“独断专行”造成的错误。作者认为发动文革以达到的政治目的有两点：

一是将那些反对一人独断专行的中共党员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名打入冷宫，以除后患。

二是把毛因为独断专行而集聚的不满转移到这些“当权派”身上。

作者指出，独裁者（很明显就是指毛）在“文革”中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解决党内斗争，是一种“政治阴谋”。显然，基于作者对中共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作者依旧站在维护中共的角度，非常痛心毛将党内矛盾公开暴露在人民面前，认为这会让敌人利用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而造成人民的不满，对中共“一概否定进行攻击”。

在直接指出毛这个独裁者的阴谋后，作者还回答了群众为什么会对毛如此膜拜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

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一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的盲目崇拜、盲目支持的原因。”

2、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一个人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

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一个人的思想，以换取一个人对他的支持。

作者随后又指出毛发动文革的原因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运动的失败联系起来。他表示：中共领导人（指“毛”），对1958年这条理论上、实践中都证明是错误的路线，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文革的发生就是这些错误延续下来的最后结果。

作者认为，中共领导人（指“毛”）把主观、冒险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都推给客观条件，比如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毛“欺骗党员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而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毛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堵塞政策上连续出现的漏洞，毛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革就是其中的“政治动作”之一。

作者紧接着对中共当时大加宣传的“世界革命”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的，但是该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在事实面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作者还提到了中越关系，认为中共不过是想通过越南战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讽刺中共自以为是，以为越南没有中共的支持，就不可能把美军赶出去。

可以说，作者对毛的认知，对毛发动文革原因以及民众膜拜毛的原因的认知还是相当锐利的，只不过作者尚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是邪说，没有认清中共这个邪恶政党和一党专制的存在，没有认清中共党魁与这个邪党相互利用，才是中国人苦难的根源。无疑，这样大胆的见解和公开对毛进行的抨击，在那个时代显然让毛和中共震惊、恐惧。

在抨击完毛和文革后，作者在最后“前途”的小节中，表达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的态度，他认为“造反派的核心多是政治投机分子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和多年来运动对我党怀有仇恨的人”。这说明他还意图维护中共这个邪恶的党，还只是认为党是好的，是党魁出了问题，因此为了摆脱这场危机，“纠正一个人所犯的严重错误”，他提出了两个办法。

一个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途径解决，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但作者也承认“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另一个办法是呼吁全党、全国人民自下而上的直接反抗，对“一个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他也承认这种方式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至于其是否存在可能性，作者予以了回避。或许，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他一样站出来进行抗争。

关于文革爆发的前因和过程，海外很多文章都已经进行了记述和分析，在此就不赘述。从表面上看文革是毛泽东为了清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层的异己势力而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由于反清洗力量的强大，毛不得不借助民众的力量。而民众一旦被发动起来，获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间时，他们在为毛效力的旗号和幌子下，逐渐提出了自己的政经诉求，并且，这些诉求与毛的意图渐行渐远，与中共官僚体制，尤其与军方产生严重摩擦、冲突，从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压制，直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初被全面镇压。

但是在事实上，它显然是一场真正的革文化的命。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破坏和摧残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未来人们寻找真正的回归之路的阻碍也是古往今来头一遭。

《呼吁》一文的作者虽然未必能意识到几十年后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但他至少看到了文革爆发后在各个方面带来的灾难。因此他否定文革，否定毛，就是意图挽救中共，虽然仍有其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个勇士。

要知道，在14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就有若干与这份《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比如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关于毛的个人专断，等等。

那么，这份传单的作者究竟是谁？王海光先生提到，在《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一文发表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梁志学先生来信要约自己一谈。王海光和韩钢前去拜访，一起对传单原件进行研究。

梁先生提供了一个线索，说作者可能是他夫人的一个亲戚。作者的父亲是中共第二野战军的一名高级将领，曾任“二野”的后勤部长。作者50年代中期留学苏联，回国后在山西的一家国防保密工厂从事技术工作。1967年初，他来到北京，通过邮寄方式散发反“文革”传单。当时，北京公安曾将其作为“现行反革命”要案到许多单位进行调查，也曾来过梁先生的哲学所。

案件后来被侦破，作者被捕，随后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死。文革后，山西省为其“平反”，还追认他为“烈士”。

梁先生所讲述的情况，从写作时间、作者身份、文字水平、写作手法来看，都对得上号，非常像是传单的作者，但因为作者的遗孀心有余悸，不愿再提及往事，王海光采访未果。因此这位反“文革”的勇士我们只能称其为无名氏。他的名字虽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身为勇士的他，还是一一己之力刺穿了那个黑暗的岁月。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9/18/n1407637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