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革命从头革到脚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 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余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祗得忍痛割爱。

女人的长辫也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29〕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30〕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斗争。〔31〕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32〕尖头皮鞋并不多见，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33〕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34〕
　　
十、龙、凤皆属“四旧”　　

共产党是马克思的传人，自从共产党上台，“龙的传人”的说法就在中国消声匿迹。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真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35〕

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浙江建德县审查各类商品，凡商标上印有龙和凤图样的，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恰如当年林则徐焚烧鸦片。

当年十月，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36〕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把舞台上牛鬼蛇神穿的龙袍戏衣、凤冠、玉带、朝靴等戏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了个一乾二净。

焚烧戏装道具之风刮遍全国。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绝大部份被毁。”〔37〕连僻远的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文化馆的戏装也中学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烧了事。

十一、全国的狮子都遭殃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保护文物出过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间曾发布一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各省、市、县亦循例将当地主要历史文物纳入重点保护的名单。但如今周恩来却也赶起革命时髦来。他对北京“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后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38〕

这一来，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份被毁。”〔39〕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40〕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一件艺术珍品。如今，那对狮子成了周恩来所说的“封建产物”，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当夜，省城太原发去电报，说是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保护文物古迹。但是太迟了，残破的狮子已被拉走，扔进了臭水坑。〔41〕
　　
十二、“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42〕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后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中共打天下时的总司令朱德不认为有必要像周恩来那样迎合毛泽东。他照样伺弄他的兰花。可是“红八月”中的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贵兰草。该寺的兰草全被毁掉，包括几年前朱德访问故乡时赠送的兰草。与朱交流过兰草栽培技艺的和尚仅从红卫兵手中夺回一只花钵。〔44〕

长春不少人养植君子兰，全城的君子兰都被拔，毁成泥。仅少数人养植能手将君子兰藏于下水道、废品库，甚至藏进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兰未得绝种。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个楼的南区，花草还得为这些无产阶级新贵服务。而北区的花草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被革了命。两年后北区要重新接待外宾时，两座楼前的花圃里却分别是无产阶级的菠菜和玉米。紧急调动一个班的战士一一铲掉，然后再到处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无一处能找得到花。幸亏天坛公园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资产阶级，树木也不够革命。杭州郊区望江山疗养院院长热心种树，全院都是浓密的树荫。他不爱革命，就爱种树，被指为“种树院长”，关押批斗。不久尸体从富春江里捞起，无人知道他被打死还是自杀。　
　
十三、各地孔庙无不遭殃

还在文革之前，“四旧”已属被破之列。王阳明（公元1472—1528）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45〕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46〕山东莱阳县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十四、大小宝塔被炸毁

唐代高僧褒禅结庐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48〕

浙江三门县文峰塔被炸毁。〔49〕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塔身总高约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毁没。”〔50〕江西崇义县文峰塔，当地《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如今被指为“四旧”而拆毁。〔51〕

意大利有个“比萨斜塔”，湖南武冈县也有个斜塔。该塔由砖砌成，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古《武冈州志》记载：“泗洲塔……在东门外，宋元丰元年建。”算来已有九百年历史。该塔不仅历史比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如今人们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药，就一下子轰倒了它。从此再也没人为武冈斜塔为什么斜而不倒而费脑筋。〔52〕
　　
十五、被毁的文物古迹数不清

全国人民一起来革命，毁坏的古迹多得如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长的故居。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四百年来不废修缮，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陈姓书屋主人将它捐给国家，以求永远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迹。徐氏一生除做过一阵浙闽总督的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不曾当过官。如今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闻讯先转移了一批文物，日后方得以修复。

绍兴还有个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因东晋书圣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江苏人砸了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吴氏诞生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是“四旧”，因此吴氏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5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吴是全椒县人，一九五九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如今文化要革命，吴敬梓故居也没逃得脱。〔54〕后来有人到全椒，向县委书记打听吴敬梓故居访问，县委书记竟然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安徽滁县琅琊山脚有个醉翁亭。“环滁皆山也。”这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首句。这篇文章经另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琅琊山脚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们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山东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讲毛泽东思想，可知是个反动权威。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四旧”来破，只好鞭他的尸。

可是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场。〔55〕
　　
十六、古建筑惨遭扒拆

唐诗“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有个“古渔阳”匾。地名本无新旧，但该匾是清代官员书写的，因而被卸下焚烧。广州越秀山顶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驾祥云到广州下凡的古老传说，当然是宣传迷信，也该砸。只因石头太硬，红卫兵砸断几根羊角后就没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仿建，这就是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寄畅园内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文革后依旧拓片重刻此碑）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56〕浙江临海县，县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

河南省延津县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红卫兵之手。”〔57〕山东肥城县，“破四旧”中“近千件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58〕

任何一个大城小镇都有贩夫走卒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头惨，过往君子听我言……”京剧《玉堂春》流传百年，“苏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关押苏三的监狱是全国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监狱。苏三案情的档案也一直保存着，按周恩来的说法，“解放洪洞县时，苏三的档案还在呢！”〔59〕国务院曾将关押苏三的监狱定为应当保护的文物。但根据“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洪洞县政府大门向南开，属“封”，必须向西开。西墙外正是当年关押苏三的那座明代监狱。“一个婊子有什么可纪念的？拆！”保护文物和保护自己不能两全，洪洞县政府的书记大人祗好保护自己，拆掉苏三监狱，将县政府大门改向了西。虽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复，却已不是明代建筑。

十七、焚烧家族宗谱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60〕

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北上梅氏与老家早无联系，但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61〕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也是“抄家对象”。抄家时，她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62〕

浙江绍兴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裔。在眼看家族宗谱要被烧毁的时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或许他那里是安全的。他们将一套《范氏宗谱》邮寄到北京范文澜处，他在文革中安然无恙，这套《范氏宗谱》总算保存了下来。〔63〕
　
十八、“横扫”民间文学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新疆说唱文学《江格尔传》是民族文学的奇葩，德国近二百年前就翻译出版，俄文版问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国的《江格尔传》却被抄尽烧光。说唱《江格尔传》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后，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64〕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65〕「汉译本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66〕

民间音乐属“封”。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67〕　

十九、文稿史料大灾劫

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68〕

《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战争年代作了十几年笔记，约一百万字，在行军打仗最艰苦的日子里，曾托老乡埋在地下，保存下来。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烬。

法学教授徐恭典退休后，在家乡浙江常山县潜心著书，十年间写的文稿全被烧毁。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关进了“牛棚”，其小说《战寇图》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编辑牛汀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当然的抄家对象。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的书稿被抄走，就此失踪。

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专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日本同行推他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日人翻译此书时就以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为参考依据。六六年春，他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之题了封面、写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69〕

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邵飘萍一九一八年创办《京报》时，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数次登门拜访，并接受过邵氏金钱上的接济。因《京报》言论开罪军阀，邵于一九二六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飘萍，《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邵的发妻汤修慧则按当时“地、富、反、坏、右”遣送回籍的原则，被赶回浙江金华。直到第二年汤女士致书毛泽东、毛批示同意后，她才获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后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包括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画被烧毁砸烂不说，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也抄走。该书稿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后再也无处寻觅。〔70〕

江苏省如皋县中学的学生从老师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给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老舍请教后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学生的战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学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诗坛风云一时，曾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罗曼•罗兰和瓦来里写给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发现，全部被毁。〔72〕

一九五五年入狱的潘汉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为中共的代表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军谈判。红军长征时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他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秘密谈判。抗日战争后期，他奉命与日本、汪伪集团秘密谈判反蒋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他脑子里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开始时，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可是审讯者说他写的自传是“变天帐”，当着他的面下令烧毁。他被两条大汉钳住，祗能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烧啊，要烧，烧死我吧！”文稿被烧光后，潘汉年至死没再动笔，他脑子里的无数史料便与他的躯体一道火化，永远堙没了。〔73〕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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