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场全方位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多人，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超过六、七百万。

与之前的其他运动相比，文革的显着特点是，其他运动都有特定的打击目标，比如“镇压反革命”针对前国民党军政警特人员、对中共犯下血债的人员和地方豪强；“三反”针对党政机关干部；“五反”针对资本家；“反右”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这些运动对打击目标的判别标准未必清晰，但大致范围还是有的，谁挨整谁幸免大体上可以预期。而文革就完全不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波及每个阶层、每个领域。事实上，除了毛泽东本人，其他任何人，从市井无赖、中学教师到中南海二号人物，都成为斗争目标。首当其冲的是早已被中共打入另册的“黑五类”。这个群体是中国的“犹太人”，本来就生活悲苦，“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文革一来则如入地狱，随时随地任人凌辱，甚至被公然虐杀。文化、教育、学术、艺术界在劫难逃，有知识、有学问、有修养、有素质，在毛时代本来就是罪过。“走资派”并没有判别标准和甄别程式，只要上面没有人保，就可以交由各路“群众”揪一揪、斗一斗。红卫兵、造反派、“西纠”、“联动”、“五‧一六”、“五大学生领袖”、各派“群众组织”，都是今日革命闯将、明日反革命囚徒，其头目逞一时威风、蹲半生苦狱。彭、罗、陆、杨，刘、邓、陶，杨、余、傅，王、关、戚，林彪、陈伯达，江青、“四人帮”，这些人原都是溜须拍马的行家、落井下石的高手，文革中有的是毛的对手，有的是毛的棋子，最后殊途同归，都是文革的牺牲品。

毫无建设性反体制的群氓内乱

文革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特别愚昧，特别残忍，特别丑恶，特别下三滥。无论是对毛的崇拜仪式，还是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方式，都充满令人作呕的邪教意味。文革毫无建设性，而破坏性的国家暴力与集体暴力无处不在。打砸抢烧，抄家焚书，掘墓侮尸，无恶不作。以前的运动多少还有些章法，有所顾忌，“关、管、杀”好歹还要走一个假程式。但文革完全无法无天，从领袖到群众全都没有章法，无论是专政机器还是群众组织，行使暴力都极其随意，且一味以凌辱、虐待、折磨为能事，像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挂重牌子、剃阴阳头、涂二花脸、跪玻璃渣、站缺腿桌子之类恶搞行径，即使在疯人院里也不多见。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张闻天都是被折磨至死，数百位大师级精英人物因不堪凌虐而自杀身亡。讽刺的是，如果“黑五类”、“黑九类”在文革初期被政法机关关押，那反倒是一种人身保护。

制度决定论不能解释毛与文革

问题是，这样一场旗帜鲜明反人性、反文明、反传统、反体制的群氓内乱，这样一场一人登天、亿万人挨整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得起来？进而言之，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不抵制、不反抗？林彪、周恩来为什么逢君之恶、助纣为虐？心理学上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刘少奇存有侥幸心理，以为检讨、认错、唾面自干便可换来毛的回心转意；林彪以为机会来了，可以分一杯羹；周恩来以相忍为党、克己奉毛为金科玉律。但心理学的解释总是不够深入、不够完备。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态心理？如果丘吉尔、戴高乐、尼克森想在本国发动文革，他们的“敌人”、“战友”想必不会有刘、林、周那样的心理。

陈云曾给胡乔木出题：如果中央常委都是彭德怀那样的人，文革是否能够避免？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也谈到类似话题，“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邓说这番话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邓认为作《历史决议》之前四千多人参加的党内大讨论和几十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

邓小平讲“制度是决定因素”，意在用“制度”和“集体”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但将制度决定论用在毛泽东、文革身上是完全不恰当的。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已基本不受制度约束，不论这制度是否由他“亲自缔造”。如果毛泽东遵循制度，要搞掉刘少奇，就应该通过组织程式、投票程式，至少也要装模作样搞一个程式。但毛发动文革，恰恰是撇开制度、不走程式、另搞一套才得以进行：毛先是放出江青，密谋文攻，抬出林彪，引为武助。为笼络林彪，毛发动突然袭击搞掉对毛忠心耿耿以“大警卫员”自居的罗瑞卿；批《海瑞罢官》找刘少奇密友彭真的茬子，进而端掉北京市委，砸烂中宣部，绑定“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此四人正好是首都、军委、中宣部、中办四大要害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毛为发动文革所做的这些预备动作都是中共正式制度所不能允许的。而说到底，文革本来就是一场针对“十七年”所建立、所运行的组织、机构、程式、制度、“接班人”的“大革命”，不是制度决定毛，而是毛要革制度的命，所以，用制度决定论来解释毛与文革苍白无力。

倒是邓小平的另一句话道出了部分实情，也道出了邓作为毛亲信圈中人和文革受害者的秘辛：“在那个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赫鲁晓夫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答案。赫氏曾在苏共会场上收到一张匿名质问的纸条：“你把史达林说得那么坏，你当时在干什么？”赫氏假装勃然大怒，疾言厉色发出威胁，然后追问纸条是谁写的。会场一片寂静，无人承认。赫鲁晓夫说：“我当时就坐在你的位置”。毛发动文革，毛的大多数高层同僚都是不支持的。刘少奇的智商很高，他不会看不懂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五‧一六通知”最后三段话的剑锋所指，所谓“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已经明明白白把刘少奇的头颅推到了屠刀之下。刘少奇是名正言顺、依法合规的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是有大批党内追随者的中南海二号人物，他为什么不利用尚在掌握之中的制度性资源发起绝地反击呢？邓说，“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想必刘少奇也曾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乖乖配合，老实服从，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公开翻脸，公然作对，只会倒得更快，死得更惨，甚至会株连九族。刘少奇知道，自己虽贵为中共老二，却远远不是毛的对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曾怒气冲冲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毛对高级同僚这种泰山压顶、生杀予夺的力量来源于何处？既在制度之内，更在制度之外。

个人崇拜是毛发动文革成功的关键

是因为毛特别凶狠，特别恶毒，特别好斗，特别会玩弄权术，谁也斗他不过吗？是因为毛天赋异禀、才智超群、英明伟大、一贯正确，因而战无不胜吗？当然都不是。毛之为毛，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且成为毛的“私人定制”，既非由制度，亦非由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或个人品质所一意决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政治狂性与魔力亦非一日炼成，更非凭一己之力所养成。一位生于山野、长于乱世、中等智商（数学考试曾得零分）、学历不高、见识不多、人品不佳、精神狂放、性格叛逆、思想偏激、山大王起家的草莽革命家，之所以在暴力革命中出人头地、出类拔萃，以至最终出神入化、超凡入圣，成为集党魁、帝王、先知、教主于一身的“红太阳”、“大救星”、“伟大领袖”，其权力之大比秦始皇以降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没有约束、不受限制甚至不可批评、不许谏诤的权力，才是毛发动和领导文革浩劫的必要条件，根源于时代（长期因素）、制度（中期因素）、形势（短期因素）、事件（即时因素）的结合之中，而其中最关键性的因素，无疑是个人崇拜，是造神运动。把山大王推上神位，奉为至尊，变为“四个伟大”，这就是毛之为毛，毛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的首要秘诀。

延安整风毛泽东封神称圣，获得“最后决定之权”。他一鼓作气将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大佬整到“口服心服”；毛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个人崇拜。而延安整风作为中共个人崇拜之滥觞，刘少奇是头号吹鼓手：“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听毛的话“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脱离毛的指导“革命就失败，就后退”；谁不服从毛“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这些刘少奇独创的颂圣语言一直流传到刘少奇倒台。与刘的原创性颂词相比，谀辞另类的林彪更像是刘少奇的拙劣改编者。

延安整风创立了一条潜规则，谁最会拍马屁，谁就坐第二把交椅。刘少奇以推动个人崇拜的丑陋方式成为二号人物，令许多资历、功劳超过刘少奇的人心里并不服气，比如彭德怀、林彪、高岗就不服气，柯庆施、陶铸等在延安被刘少奇恶整过的人更不服气。以掀起个人崇拜而崛起，在更猛烈更疯狂的个人崇拜中跌落，刘少奇的政治命运多少有一些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的意味。林彪就更惨，以新科状元吹鼓手的功劳得到了“接班人”的虚位，位子还没捂热就被毛一脚踢开，他也照样没有还手之力。靠神化毛泽东而发迹者，失宠时比起其他人更无助、更无奈、更尴尬，更缺乏名正言顺抵制毛的道德勇气。“五七一工程”之形同儿戏，就是因为林彪在做完了“高举”、“紧跟”的夸张表演之后，忽然遭毛算计，即便他有心反毛，也处于自打耳光、自废武功、政治失语的困局。

阿?者作恶，下场更惨

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中共八大决议也提出“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但仅一年半之后，毛泽东却在成都会议上扬言，“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毛泽东最清楚他的“伟大”源于何处，他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地位立基于何处，所以，毛不仅不习惯、不适应，也根本就不能容忍没有个人崇拜的政治。赫鲁晓夫倒台之后，毛曾替赫鲁晓夫寻找失败原因，“他就是个人崇拜搞少了”。当“大跃进”一败涂地，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灰头土脸，刘少奇以“人相食，要上书的”、“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间接向毛施压，此时的毛泽东唯有通过比延安整风调门更高、势头更猛、吹鼓手更多的新一轮造神运动来扳回局面。个人崇拜是他的杀手锏，是他的必胜技。

而中共从来就不缺吹鼓手。少了刘少奇，会有柯庆施；柯庆施死了，有林彪；即使没有林彪，也还有一大批排着长队的重量级选手跃跃欲试。中央没有华东有，华东没有西南有，西南没有中南有，毛泽东在北京憋了气总爱巡幸地方，目的之一就是发掘新的吹鼓手。胡耀邦曾痛心地指出，“我们党内的确也有那么一些人，专门当吹鼓手，十几年、几十年专门搞那一套”。搞那一套的人其实都没有好下场，自掘坟墓不说，也毁坏了制度，恶化了政治，煽动了“群众”，成全了暴君，愚弄了人民。毛的文革神功就是这样炼成的。

——《争鸣》杂志2016年六月号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6/6/14/n79960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