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黄维是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在长达27年的关押期间,他拒绝接受改造,被视为顽固派典型。 1975年重获自由后,黄维受到优待,先后担任过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这使他的心态渐渐有了变化,对人、对事慢慢也就看开了。唯独面对郭汝瑰,黄维一直心怀敌视,每次相见都会默不作声,怒目而视。
郭汝瑰在淮海战役中是负责国军作战部署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因为他的幕后活动,导致了黄维兵团全军覆没,黄维也作了阶下囚。对此黄维一辈子想不通,他打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都有声有色,让日本人吃尽苦头。唯独碰上解放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输得一败涂地。几十年后,郭汝瑰身份大白,他才知道这都是郭汝瑰搞的鬼,所以恨得咬牙切齿。
台媒就此事撰写新闻,新闻标题是:“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回顾那段历史,不能不说,郭汝瑰这卧底做得真是成功。
1907年,郭汝瑰出生于四川铜梁一个书香家庭。高中毕业后,父亲希望他学医,他却选择了革命。堂哥郭汝栋是川军师长,在堂哥影响下,郭汝瑰与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等六名川军军官,一同考入了黄埔五期。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郭汝瑰受此影响,渐渐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并于1928年5月秘密加入了组织。
后来时局混乱,郭汝瑰与党失去了联系,无处栖身,又回到了川军堂兄处。但此时的堂兄已经变得日益反共,郭汝瑰不便久留,又离开四川,东渡日本,去了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深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愤而退学回到国内,郭汝瑰也随同这批人一道回国,利用顶替一名保送学员的身份,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要求甚严,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是原国军总参谋长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在陆大学习期间,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器重。三年后,郭汝瑰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杨杰推荐到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陆大战史学教官。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郭汝瑰经陆大同学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14师任参谋长。第二年,爆发淞沪会战,中日两军对决上海。第14师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布防,郭汝瑰被安排到前线代理42旅旅长指挥作战。42旅与日军对阵7天7夜,8000多人的部队,拚杀到只剩2000多人,硬是守住了阵地。战斗最危急时,郭汝瑰给师长霍揆章写了一封绝笔信,以表达视死如归的决心: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草。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这封绝命书气壮山河,能使天地变色,也为郭汝瑰赢得生前身后名。淞沪会战后,郭汝瑰被陈诚任命为54军参谋长。陈诚已经感觉到郭汝瑰是个将才了。
一年后武汉会战,开初的作战方案是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抵御日军,死守武汉。郭汝瑰认为这是重蹈南京防御覆辙,应采用居高临下利用山地在武汉外围作战的方式,伺机出击,与敌军周旋。
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定郭汝瑰重新拟定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最终,武汉战役各军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欣赏,再次提升郭汝瑰为第20集团军参谋长。
整个抗战期间,郭汝瑰一路升迁,从陆军大学的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军队上层。从他受到陈诚赏识,得以担任暂5师师长后,郭汝瑰又因长沙会战中的出色表现,受到薛岳器重,调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不久又被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自任团长,郭汝瑰被任命为训练团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郭汝瑰在国军中愈是受到重用,就愈是想要尽快找到组织,恢复联系。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45年4月,他通过任廉儒与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接上了关系。郭汝瑰向董必武表达了想去延安的愿望,但董必武认为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更为合适。对于郭汝瑰要求恢复党籍,董必武说: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要求郭汝瑰随时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至此,郭汝瑰正式归队,并由此开启了国民党军队内战时期的至暗时刻。
从蒋介石到陈诚,对郭汝瑰的间谍身份,不但毫无察觉,反而信赖有加,任命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这等于把自己的作战计划,毫无保留地挂在了解放军作战室的墙上。有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前线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还没有拿到作战计划,解放军已经在研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了,你叫国民党焉能不败呢?
淮海战役期间,国军的所有作战计划都是由作战厅发布的。郭汝瑰经过精心谋划,不动声色地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制造矛盾,不露痕迹地作出错误部署,拟订让国军吃亏的作战命令,并发布了很多虚假情报。这才使国军的整个作战,打得那叫一个乱;解放军的指挥,却怎么打怎么顺。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解放军全歼了黄百韬的第7兵团。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又将黄维的12兵团围而歼之。黄维兵团被包围时,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赶往双堆集为黄维兵团解围。
杜聿明接到命令,感觉这是一个陷阱,特意向蒋介石建议,希望大军能往永城方向移动,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也能达到为黄维兵团解围的目的。蒋介石同意了杜聿明的方案。等杜聿明率部走到半路时,却突然接到蒋介石的亲笔信,要求他赶往双堆集为黄维解围。
行军途中临时改变决定,此乃兵家大忌,最终导致杜聿明30万大军灰飞烟灭,自己也兵败被俘。那么,是谁促使蒋介石改变计划,诱使杜聿明进入包围圈的呢?当然就只有郭汝瑰了。
一场淮海战役,甚至扩大而言,几乎整个三年内战,解放军每次都能胜券在握,表现得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其中郭汝瑰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无怪黄维得知郭汝瑰的身份后,始终心怀怨恨,不能谅解。
同样,对于败军之将的杜聿明来说,淮海战役也是他永远的心病。77岁时,杜聿明病重住院,郭汝瑰到医院看望他,杜聿明拉着郭汝瑰的手问:“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当时是不是卧底?”对此,郭汝瑰回答说:“光亭啊,我们只是立场不同。”面对一个临终的病人,郭汝瑰仍然含糊其辞,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让诚实耿直的杜聿明死不瞑目。
郭汝瑰之所以不能明言,是因为按保密要求,他不得私自公开身份。为避免外界怀疑,建国后他的待遇一直按投诚将官处理,历次运动也同样受到冲击。怎么看都不像间谍呀。这才使一直坚信他是卧底的杜聿明,直到晚年,也只能将信将疑。
又过了几年,随着郭汝瑰“重新入党”,身份获准公开,郭汝瑰出版回忆录自述情报贡献,承认是插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两岸这才恍然大悟。但杜聿明已死,不能发声;而黄维犹在,自然要怒目而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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