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魁建政后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此前已有文章披露，不过，关于中共优待并洗脑日军战俘，靠日军打国军，估计鲜有国人知晓了，而这应该是封杀南京大屠杀人数的中共当局，意图掩盖的所为之一。

据《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披露，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林哲的建议下，于1940年10月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洗脑日军俘虏，培养反战同盟干部，为其所用。被选中进入该校的日军俘虏基本是受过教育的，但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开办之初，有11名日军俘虏，后来陆续从华北战场送来，在1941年5月举行开学典礼时，达到了35人，大多是彭德怀发动的那场被毛泽东批评的“百团大战”中的俘虏。

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等中共高官参加了开学典礼，朱德在讲话中还充满激情地说：“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华北，在华中，在中国各个战场，在日本，都设有‘日本工农学校’。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只是在中国有八路军，而且在日本也有日本的‘八路军’。”岁月走过，朱德的愿望显然没有实现，这也说明共产党在日本并不得人心。不过，也看出，当时中共的野心。

这所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就是林哲。林哲，是日本人冈野进或野坂参三的中文名字，他最早在1921年7月创建日本共产党，其后被日本政府逮捕并长期监禁。释放后，于1935年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大会，被选为主席团委员。1940年3月，他随周恩来一行从苏联经乌鲁木齐、西安秘密来到了延安。他原本打算回日本，但因战事受阻滞留延安，遂开始帮助中共洗脑日军战俘。他的真实身份只有中共少数高层知晓。

由于学校里的日本人大多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更加便于中共灌输马列思想，所以中共为他们开设了如下课程：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均由林哲讲授；还有时事问题、政治常识、社会科学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语、文化课、中国问题讲座、中国革命史讲话、日语训练等课程。任课教师除林哲是日本人外，其他人都曾留学过日本，都精通日语。

通过这一系列洗脑课程，之前不曾接触过这些的很多日本战俘觉得十分有道理。多年后，有个叫小林青的日本战俘回忆道：“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将学过的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了思想认识。也使我们从理论高度认识了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真相和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也很自然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开始摒弃骨子里的武士道精神。

还是这个小林青，在中共整风运动中积极参加，当时他已被分配到山东战场工作。他的《我的思想反省》公开发表在1944年7月23日的《大众报》上。在报告中，他讲述了自己在中共教育后的思想转变过程，其后，他不仅参加了八路军，还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不过，促使这些日本战俘发生改变的，除了洗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给予他们人身和物质上的优待。

早在1938年，中共就制定了《关于对待日本战俘的命令》，规定：严禁伤害或侮辱日本俘虏，严禁没收或损坏其私人物品，我军指战员如有违背，将受惩处；对伤病日俘应予以特别照顾和适当治疗；日俘凡欲回归日本国或回归原有部队者，均给予一切可能的便利；日俘如有愿留在中国或为中国军队服务者，应给予适当工作，有愿学习者，应尽量协助进入适当学校；凡欲与亲友通信者，应给予便利；阵亡日军应予埋葬，并在坟前竖立石碑或木碑。

如此优待日俘，恐怕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的。与当下中共对自己的国人相比，比如被惨无人道对待的徐州八孩妈，中共对侵略中国、戕害中国百姓的日本战俘完全比对自己的国民好，这是很值得中国人深思的，而这与抗战后期，中共与日军秘密勾结、建政后感谢日本侵略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因为这些怀柔政策，确实迷惑了大部分日军俘虏。而在延安困苦的条件下，中共为日俘提供了优于一般人的生活待遇。据小林青回忆，他们按照连级待遇，每月津贴费3元。在伙食上，他们以大米、白面为主，而中国人主要吃小米。通常是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每天除各种素菜以外，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每星期还能包一次饺子。如果有人生病了，还能得到更好的待遇。

晚饭后，日俘们可以玩排球、棒球，或者打扑克、下棋等。每个月，学校还开一次晚会，由日俘们自己演出短剧。

精神上的洗脑，物质上的满足，以及让他们放松的娱乐活动，让不少日俘逐渐接受中共的说辞和理论，并穿上了中共提供的灰布军装，换下了日军军服。他们除了学习和劳动外，可以在延安一些公共场合闲逛，但想走出延安那是不可能的。

据统计，截至1944年10月，中共俘虏的日军人数约2400人，在教育后被释放的有2000人，有大约400人先后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洗脑，并成为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中共洗脑这些日军战俘，目的当然是为自己服务，而这些日本人在接受中共的说辞后，也都积极参加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如书写日文标语传单，编写日文反战报刊，上前线喊话或通电话，接待日军俘虏等。他们在甄别日军俘虏时，会把不合格的士兵放回，审查合格的则送去接受洗脑、训练，之后再从事对日宣传或参加战斗。日本军部曾说：“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和释放俘虏。”

后来中共建政后，日本国内很多与中共友好人士就是这些人，他们继续在日本国内为中共洗白。如那个在延安住了五年多、1945年才回国的林哲，也就是野坂参三，曾在1959年再次赴延安访问，两次参观自己曾住过的窑洞并说：“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有了这些被洗脑的日本人做帮手，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还顺利地收编了东北十几万日本兵，并利用他们为中共卖命，对于此事，过去一些年来业已有所披露。

据《大地》（2001年第二十期）记述，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占领区，被中共收编。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中共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队伍。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

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显示，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网上有文章称，根据侵华日军的军官回忆录记载，当年不但有十几万朝鲜人部队加入了中共将军林彪的四野，即中共主力部队第四野战军，而且还有大批日本关东军被改编进入四野。中共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共军在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林彪被国军打得溃不成军时，苏联一方面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一项决议，让国民政府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另一方面将关在苏联集中营里劳动的日本关东军改编了近二十万加入林彪的野战军，并威胁这些日本人如果在战场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几十万日军集体处死。

等到国军发觉上当再和林彪开战时，却发现已经打不动了，因为日本人拿着苏联的武器在和他们打。

今天在日本有个四野战友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每年都搞活动，这些日本人聚在一起回忆当年打国军的情形，觉得太爽了。其中一个叫兵头义清的军官说：“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

此外，2006年第26期《凤凰周刊》中的题为“我认识的四野日本老兵：万余日籍解放军历史解密”一文中提到，周恩来曾在1956年接见日本代表团时，对参加国共内战中的日本人表示感谢，而他所感谢的就包括四野中的日本人。作者傅乐平曾任陕西某师政治处主任，1990年4月在任期间，曾接待过从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而他也是第一次知道有日本人参加中共军队。

无疑，在三年国共内战中，中共不仅仰仗着苏联主子的帮助，也依靠着这些被洗脑的日俘和收编的日本军人的帮助，才与国军抗衡，并窃取了天下。如此利用侵略者对付自己同胞的中共究竟是什么货色，还用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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