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制造和散布了无数谎言，欺骗了几代中国人。为了揭开其中的真相，我们将围绕“重大事件”、“重要问题”和“重点人物”这三大主题，选取有代表性的谎言进行深度解剖，还原被其歪曲和掩蔽的历史真相。

清除污染我们记忆的尘埃

——关于谎言文化的札记

你可以在某一个时间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林肯

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德国思想家默茨

引子

1989年12月8日至18日，时任中共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问美国。期间，迟在美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曾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4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70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地宣称，SARS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 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 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张嘴即是谎言，撒谎成性到了极至。中共的历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谎言史。难怪大陆民众讥讽说，“共产党的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与一般说谎者不同的是，中共不但说谎成性，而且创造了源远流长完备精致的谎言文化。作为整个“党文化”的一个基本部分，它是中共对大陆人民进行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并欺骗国际社会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华民族肌体上毒害我们的一只“毒瘤”

一．说谎本性与谎言文化

1．有人以为，说谎只是中共个别掌权者的所为，不是“党”的责任；还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党”已经承认了过去的造假事实，改正了错误，不会重犯欺骗民众的错误了。这些出于善意的看法，源于对中共的本质缺乏足够的了解。其实，说谎是中共与生俱来改变不了的本性，戈贝尔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和林彪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是中共私下一向信守和密不示人的教义。更有甚者，按照中共的“党逻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说谎不但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且光荣无比；只要党的利益需要，什么谎都能说，什么谎都值得说，什么谎都应当说。中共从起家到今天之所以谎言不断，根源就在于此。因此，不管是谁掌权，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必定要说谎。如果有一天中共不说谎了，那它也就不是共产党了，只要它还是共产党，就必定要造假说谎，而且一旦搞起政治运动，还会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特别是在重大的善恶是非问题上，更是如此。

2．中共来到人世后的八十多年里，在其活动范围内和影响所及之处，谎言就像空气一样弥漫于历史的各个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空间，几乎无所不在。中共不但欺骗国人，而且欺骗国际社会，不但在党外谎话连篇，而且在党内也是说谎成风，不但欺上而且瞒下，不但自欺而且欺人。大到治国方略，小到身边琐事，远到古代，近至眼前，可以说没有它不敢造假不曾造假的。中共不仅以大量造假著称于世，而且有着强烈持久的说谎动机，与时俱进的造假手段，高超精致的谎言传播艺术和密不透风的谎言保障机制。它说谎从来都是持续的而非间断的，是系统的而非零乱的，是有目的的而非无意识的。毫不夸大地讲，谎言已不是中共一时一地一事的行为，一种因它而导致的寻常的社会现象，它已经成了中共的行为方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中共已经创造了一种只有在共产党国家里才会存在的“谎言文化”，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到了极至。

二．美化自己、抹黑对手和诱骗民众

3．八十多年来，中共制造的谎言不计其数，但就具体内容而言，主要有三大部分：即美化自己、抹黑对手和诱骗民众。

4．从起家到今天，中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自己进行美化，堪称是“王婆卖瓜，自吹自夸”的典型。为了美化自己，中共编造的谎言可以说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有两个最大的谎言，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个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翻开历任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著作，还是中共党章或中共名目繁多的官方文件，也无论是从毛泽东当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都充斥着这种自我标榜，只是具体表述有所不同而已。

5．中共一向热衷四面树敌。在国外，中共的敌人有西方资本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等；在国内，夺得政权前，中共的头号敌人是国民党；夺得政权后，它的敌人则包括了形形色色被其视为异己的人和社会群体，其中既有中共内部的所谓“反党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党外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但不管是谁，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只要是它眼中的敌人，中共一概都会用谎言将他们抹黑。国民党失败后，中共史书将其写得一团漆黑，连国民党领衔抗日的丰功伟绩都全然予以抹煞。即便是自己的历史，中共也经常根据“路线斗争”的需要肆意进行伪造。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谁就改写历史，销毁文件，篡改档案，把失败或失势的一方，写得一无是处。
6．中共不仅一贯美化自己，抹黑对手，而且擅长诱骗民众。比如，农民穷，想改善生活，中共就许诺让他们 “过上好日子”；工人想获得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们为“领导阶级”；知识份子向往民主自由，中共就跟他们一起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不过，“过上好日子”也吧， “领导阶级”也吧，民主自由也吧，都不过是诱饵，一旦“鱼”钓到了手，诱饵也就没用了。所以，中共掌权后，农民压根就没过上过“好日子”，工人阶级也没当上“领导阶级”， 知识份子更没有得到过民主自由，到头来，都被共产党骗得很惨。

四．说谎源于中共的世界观和本性

7．如同所有的共产党一样，中共也是典型的唯意志论者，无论是认识和对待周遭的现实，还是管理国家制订政策，它都是以自己的那套意识形态，而不是以民众的利益和历史的趋势为出发点和依据的。中外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都一样，核心都是要维持党的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永久性和不可挑战的权力。在实际当中，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广大民众的利益与当今世界尊重人权、追求民主的潮流相冲突。这时候，作为唯意志论者的中共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抛弃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总是动用宣传工具，对真实世界进行篡改伪造，使之吻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当然，中共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抛弃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它也就不是唯意志论者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说谎成性是由它的唯意志论世界观所决定的。

8．纵观人类社会，不管是什么社会势力，要想有所作为，必得取得民众的支持。区别只在于，善者以仁爱行于世间，顺天理而行，自然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不但根本不需要谎言的包装，而且其善的本性本身对谎言就是排斥的。恶者正好相反，他们从来都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总是靠谎言招摇过世，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代表，奉行的是“假恶暴”，逆天理而行。不过，尽管恶势力的目标与民众的利益一向背道而弛，但要实现他们的目标却又不得不借助民众的力量与支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从而牢牢地把民众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唯一的办法只有说谎——用谎言构筑的“美好形象”把自己邪恶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用谎言构筑的“丑恶形象”抹黑敌人对手煽动仇恨，同时用谎言构筑的“美好未来” 诱骗民众，无论是希特勒政权还是中共都是这样的典型。从这个角度讲，中共的说谎成性又是由它的邪恶本性所决定的。

9．欲控制民众首先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戴，而要让民众自觉地信任和拥戴自己，又必得让民众将自己视为公理正义的化身和自身利益的代表。但事实上，中共既不是公理和正义的化身，更不是民众自身利益的代表。打个比方，一个人明明是小人，却偏偏要别人把自己当君子。怎么办？只有说谎，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这也就是中共之所以要美化自己的具体原因。

10．欲控制民众还必须让他们与自己同仇敌忾。中共奉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以打败形形色色的敌人，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和统治欲为人生最大的乐趣。不过中共也很清楚，要打败形形色色的敌人，光靠自己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借助民众的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因为中共的敌人并非是民众的敌人，只有让中共的敌人也变为民众共同的敌人，民众才会自觉地与中共同仇敌忾，从而被它控制，为其所用。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除了制造谎言，抹黑对手，挑起民众对他们的仇恨，别无它法可言。这就是中共一贯抹黑对手的具体起因。

11．古往今来，民众可能会为抽像的口号激动一时，却不会为它奋斗一生，只有切身的实际利益才可能使他们长久地投入一项社会运动。因此，欲控制民众，不但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戴，让民众与自己同仇敌忾，还必须让民众把实现切身利益的希望也寄托在自己身上。中共深谙这一社会心理，但矛盾的是中共的本性是唯我独尊嗜权如命的，这就决定了它在本质上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不会也不可能会真地为实现民众的切身利益操心做事。不过这也难不倒擅长演戏，毫无道德底线的中共，多开几章空头支票就是了！中共对民众的谎言诱骗概起因于此。

五．形形色色的造假手段

12．中共不愧为古往今来造假骗人的行家里手，造假手段形形色色，无奇不有。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

13．先说中共自我美化常用的的四种手段。

13．1．第一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大跃进时期盛行的“浮夸风”就是一个典型。1957年毛泽东提出：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高指标的刺激，促成了高产“卫星”的出现。高指标和高产“卫星”相辅相成，刮起了愈演愈烈的“浮夸风”。 “浮夸风”中放出的一颗最引人注目的高产“卫星”是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0434.14斤的记录。

这颗“卫星”是怎样上天的呢？原来，该县县委书记认定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要放亩产10万斤的“卫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田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堆放在田中，将泥肥耙融耙烂。然后动员了当地社员、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在两天内不分昼夜地将附近一百多亩稻田中长势最好、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挑到试验田中并□，密植到小孩在禾苗上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在并兜过程中，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蔑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块的格子里了。

收割时，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指挥运粮的人群过完一次称后，不倒上谷堆，又重新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重新称过一次，如此循环反复，过秤的数字越来越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终于统计出数字：亩产130434.14斤，一个全区、全国、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记录便这样创造出来了。事后，细心的人曾做过统计：当天收割的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另外剩余的47217.4斤纯粹是在反复过秤中创造出来的。

13．2．第二种是伪造历史，贪天之功为己有。

比如，明明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领导了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军才是抗战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在从1937年到1945年的整整八年间，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牺牲了200位以上的将领，伤亡了330余万人，在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予日军重创，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中共自己，在抗战的前6 年，当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时，它竟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它想方设法让日蒋火拼，自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129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3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也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但抗战结束后，中共却闭着眼睛说瞎话，将上述历史事实一笔抹杀，硬是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领导和进行抗战的伟大功勋记到了自己的功劳簿上，毫不脸红地把自己吹嘘成了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

13．3．第三种是贴金遮丑，自我标榜。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验证，越来越多的的人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共在大陆建立的政权，在本质上完全是背离人民的，既不是共和体制，与民主更是一点都沾不上边，而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可是专制独裁是个恶名，背离人民更会遭人吐弃，这个本来面目中共是不能也不敢示人的。所以，为了美化自己，它从建立政权的那一天起，就想着法子自我标榜，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什么中华啊，人民啊，民主啊，共和啊。于是，一块分外耀眼的金字招牌做成了，这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可是，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块牌子表里完全是反过来的。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13．4．第四种是只纵向比不横向比。

中共吹嘘自己的“伟大成就”时，总是纵向比，而不是横向比；总是和战乱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总是说做到了什么，而不提没做到什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半个世纪以来非共产国家和共产中国的不同道路，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共产党，凭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能够获得比现状不知强多少倍的辉煌成就。

以经济为例。中共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那我们就看看同样人口多、底子薄，但没有共产党的东邻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数据），几乎是中国的三倍。日本国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贫瘠、资源缺乏，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二战以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起步，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不但摆脱了战争给经济带来的阴影，而且超过传统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产党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长，被世人称为“日本经济的奇迹”。

印度人口和中国处在一个数量级上，和中国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几乎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期，印度在总理拉．甘地的领导下，开始了温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开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7.5%，速度上已经接近中共宣称的8%。但印度的银行坏帐占所有贷款的不到2%，远低于中国；基尼系数0.33，而中国同期的基尼系数可能高到0.5到0.6。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长主要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来自增加资本或劳动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术制造业。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

14．中共常用的抹黑对手的方法也有四种。

14．1．凭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像是其一。

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为例。在毛泽东之前，当年中共文艺界的领导给胡风问题定的性不过是“宗派主义小集团”。1955年4月13日，胡风昔日的朋友舒芜交出了胡风当年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这些信件经过整理后，被送呈毛泽东审阅。在看了这些信之后，毛泽东未经任何进一步的调查，便大笔一挥，将胡风问题一下升格成了“反党反革命集团”。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出自在胡风及其朋友处抄家得来或他们主动交出的往来信函。毛泽东一一过目，亲自编辑，又亲自写了按语。这些按语堪称是凭个人的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像从而强加于人的典型。

14、2．通过搞逼供信制造假口供假材料是其二。

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革”开始后，中共专门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调查尚未开始，专案组负责人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一份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是这样出笼的。

14．3．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嫁祸于人是其三。

如“六四”后中共将因被军方自己误伤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说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许多所谓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这样造假造出来的。据知情人揭露，当年一位被封为“共和国卫士”的陈姓军人，是部队的宣传干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军车撤退，群众欢呼时陈向学生挥手致意，军车突然发动，陈当场被摔死，当时各报都做了报导（短消息），但两天后军委突然对陈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卫士”，军报并开始宣传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的。另据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前解放军39军雷达站上尉站长李晓明透露，“六四”时他所在高炮团的一名士兵后来被评为烈士，报纸上说是被群众打死的，其实是在驻地时被身边一位战士不小心擦枪走火打死的。团里领导为了团里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这位战士，将他向上级谎报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晓明说：“往上报说有暴徒开枪把我们的战士给打死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我们自己的枪走火了。我能证明。”

14．4．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罗织罪名是其四。

1957年反右运动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该校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份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校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 《北京日报》报导了题葛佩琪的这次发言。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导，他顿时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份子”。

15．最后再说中共诱骗民众常用的两大招数。

第一种是对症下药，空口许诺。中共的谎言机器是一部相当精准的谎言机器，它善于揣摩民众的每一个心理细节，从而有针对性地抛出诱饵。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份子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日益高涨，看准这一点后，本性独裁的中共不失时机地打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旗，以此作为争取和利用民众的政治口号。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当面给他开了一张民主的支票。

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传开后，倍受当时许多民主人士的青睐，但直到中共当政后他们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原来，毛当年开的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藏起屠刀伪装笑脸也是中共常用的一种诱骗招数。最典型者莫过于反右前夕毛泽东玩弄的“阳谋”。 1957年4月27日，中共决定进行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批评建议。许多人为之兴奋，以为春天来了。为了鼓励大家提意见，1957 年4 月30 日，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讲了“一定要放”的话，他说“这是有领导的反官僚主义”。半个月后，毛泽东向党内干部打招呼：“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不过，“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

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7 月1 日是中共诞生36 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觉得反攻的时候到了。他选择《文汇报》开刀，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向阶级敌人公开了他的战略方针：“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六．以强制为显着特征的谎言传播方式

16．中共不但是编造谎言的行家，而且也是传播谎言的高手。就其统治大陆后而言，中共的谎言传播首先是一种带有明显强制性的传播。也就是说，作为受众的广大民众，在面对这种传播时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不管你愿意也吧不愿意也吧，也不管你乐于接受还是想要逃避，你都必须接受这种传播——至于你内心是否真地接受那则是另一回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一方面，谎言传播始终都是以国家的强制力包括暴力为基础的，拒绝接受传播者必定会受到程度不同的惩罚。举个例子，大陆的高校规定每个学生在政治课上都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如果一个大学生拒绝学这些，可想而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并且封锁了传播真相的一切声音，民众能够接触到的都是谎言，即使你想要了解真相也没有必须的手段和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你所听到看到的当然都只能是谎言了。就像一个学生，政治课上他读到的只能是中共编写的满是谎言的课本，别的意识形态的课本他想看也不可能看到。

17．传播谎言对于中共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简单的行为，而是一整套有目的的包含着复杂的制度安排的行为系统。换句话说，中共的谎言传播还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这种制度化具体体现在：第一，有一整套专门的工作班子，其中发号施令的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具体实施的则是各级宣传部门及下属的新闻出版和文化单位；第二，有一整套完整的运作程序，通常首先由党政领导下达任务，然后由宣传部门制订相关计划，将任务细化，最后由新闻、出版和文化单位具体实施；第三，有一整套分工协作系统，主要包括各种新闻、出版和文化单位，各司其责，各显所长，而宣传部门则负责统筹协调。

18．从纵向看，中共的谎言传播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传播，贯穿了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时段。就个人言，打从懂事那天起，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共灌输谎言的对象。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再到走上社会和工作岗位，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所受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接受中共灌输的谎言。换个角度讲，不论是家长、老师还是领导，我们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教育者，几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谎言传播者的角色。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那就更是这样了。从中共成立的那天起，特别是它统治大陆后，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谎言的传播。中共的各级宣传部，实质上就是各地的谎言编造和传播中心，中共的各种媒体、出版部门和文化单位，实质上就是形形色色的谎言生产车间和传播工具。

19．从横向看，中共的谎言传播则是一种全方位的传播。在它统治下的大陆，谎言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空间，甚至于它的每个缝隙。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政策如此，对策也如此；事实如此，理论也如此。从理论谎言、制度性谎言、政策谎言，到媒体谎言、教育谎言、情报谎言、统计谎言等等，人们就生活在大谎套中谎，中谎套小谎，谎谎叠印交叉的谎言世界中。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娱乐，上到国家大事，下到个人生活，到处都成了中共传播谎言的阵地和舞台。而且，为了使谎言不被戳穿，总是谎言产生谎言，谎言再产生谎言，谎言又再产生谎言……谎言不断复制，谎言不断克隆，谎言不断恶性循环，谎言不断恶性膨胀。于是，每天醒来睁开双眼，你翻开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只要是中共编写出版的，几乎无一不在向你兜售着各种各样的谎言；打开电视广播，映入你眼帘的，灌进你耳朵的，也无一不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假话。在单位里，领导的讲话也好，上级的文件也好，告诉你的同样是连篇的谎话。即便是八小时之外，饭桌上家人的闲聊，朋友间的酒后茶余，乃至大街上商店里的广告，等等，都是中共谎言见缝就钻、无孔不入的地方。如果说从纵向上讲中共的谎言传播表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谎言灌输，那么从横向上讲它又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谎言宣传。

20．中共统治大陆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搞一次政治运动，每搞政治运动时，又总是它传播谎言最集中最疯狂的时期。一到这个时候，平时按部就班的谎言传播模式已很难满足中共大规模整人的政治需要，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狂风暴雨般的谎言轰炸。这时候，所有的宣传机器都被迅速发动起来，进入超负荷的高速运转状态，而且十八般武器一起亮相，各路人马全部披挂上阵，每天从早到晚轮番散布各种各样的谎言，矛头直指运动的对象，也就是中共要打倒的敌人，其密度之高频率之大力度之猛，可谓世所罕见！这种“谎言轰炸”所起到的蒙骗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刚听到官方的谎言时，也许有不少人会不大相信，但反复听，不断听，渐渐地，许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种想法：这么多事情不会都是假的吧？慢慢地，他们也就会从一开始的不信到似信非信，再到信以为真，最后甚至变得深信不疑了。在这方面，中共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实践“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大师”。

七．谎言保障机制

21．纵观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从未受过中共谎言欺骗的中国人可以说为数甚少，绝大多数人中国人都曾上过它的当，只是受骗的多少和长短有所不同而已。即使是在“文革”结束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被中共蒙在鼓里抱着谎言不放的仍大有人在。还有不少人，尽管能识破中共的某些谎言，但对另一些谎言却仍然信以为真，虽然觉醒了，但觉醒得并不彻底。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精致的而且是不断完善的“谎言保障机制”。正因为有了它，中共才敢于不断造谣，并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蒙骗那么多人，而且成功地把他们蒙骗得那么久那么深。

22．黑箱式的造假系统是这套机制中首当其冲的部分。谎言最怕爆光，人们一旦明了了谎言是如何被造假者编造出来的，它就再也骗不了人了。古今中外的谎言制造者都明白这一点，因此无一不竭尽全力对造假过程进行封锁和保密，中共更是精于此道。在它的操控下，所有的谎言造假过程完全都是黑箱操作，外人根本无从了解其中的内幕。而且，造假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不管各自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均受到中共的严密控制，其人身安全、生活、工作、就学、前途，全部被胁持，配合中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23．谎言保障机制的另一个部分是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作为当今世界的谎言高手，中共不但集古今中外说谎艺术之大成，而且不断地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完善，甚至还有许多超越前人和同辈的发明创造。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历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共的说谎艺术已经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准，不是一般同类能够企及的。借助于它，中共谎言的感染力和表面上的可信度明显增强。按理讲，“文革”之后，历经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复折腾，吃够了受骗上当之苦的大陆民众，对中共的说谎本性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认识和警觉，而且也有了相当高的识别真假的能力，但当江泽民颠倒黑白，将信仰“真善忍”、一心做好人的法轮功打成所谓“邪教”时，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再次上当受骗，把江氏集团散布的谎言当作真话。这样的历史悲剧之所以又一次重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共的说谎艺术确实不同寻常。

24．严密的信息封锁构成了谎言保障机制的另一个部分。众所周知，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社会允许各种声音同时存在，舆论不存在“一边倒”的情况，人们可以自由充分地接触到不同乃至相反的信息，从而有效地辨别事情的真假。有人散布谎言，就会有人揭露真象，在这种情况下，谎言很难获得市场，即使有人被骗，也不会长久。阴险狡诈的中共深知这一点，因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对民众进行严密的信息封锁。一方面，它不遗余力地封锁所有非官方的信息渠道，特别是来自国外民主国家的新闻报导，对一切敢于传播被官方禁止的信息的人和所谓有关的“大案要案”，均予以无情镇压；另一方面，还竭尽全力压制一切反对的声音，不给被它打击的人任何辩解的机会，从而不让民众了解到任何非官方的信息。

大陆开放国门以后，人们觉得自由似乎多多了，同外界的交往、信息的传递也频繁起来，官方也常报导社会上的负面消息，给人们的感觉是，现在的官方媒体变得“客观”“公正”了。其实，今天的中共像以前一样，仍在一如既往地严密封锁着民众所能获得的各种信息，严格过滤着哪些信息是可以让老百姓知道的，哪些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负面消息如何报导才能为官方所用，只不过所使用的手段较以往要隐蔽得多也艺术得而已。

所谓日益“开放”和“宽松”的信息世界，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在它的掩盖之下，普通人仍然无法得知和感受到被迫害团体的恶劣处境，甚至更加容易相信中共对某个团体或者某件事情的诽谤宣传。无论是法轮功学员还是其他信仰团体的信徒，或者是中共眼里的所谓异见人士，大家都有过一种相同的经历，就是每当他们向大陆同胞揭露因为信仰或思想等原因而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象时，不少人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疑惑地问：“真有这样的事吗？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由此可见中共的信息封锁在今天仍是何等的严密与有效。更为严重的是，在信息被封锁无从了解真像的情况下，许多老百姓长年累月被灌输谎言和仇恨，天长日久在他们的思维中往往还会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不管相信中共还是不相信中共，都把自己的思维封闭起来，产生一种排斥了解真像的愿望，并且对传播真像的人十分抵触。

25．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也是谎言保障机制中重要的一环。中共动不动就攻击正信的信仰群体对信徒进行所谓精神控制，其实不过是在贼喊捉贼，真正迷信和热中精神控制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它自己。

中共起家后，以邪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所谓“精神武器”，不遗余力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的优秀文化，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共产党独有的“党文化”，并据此对广大人民进行全方位的精神渗透和蒙蔽。夺得政权后，它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长年累月和竭尽全力地通过各种形式，对大陆人民进行疯狂的“洗脑”，试图让国人全盘接受他们荒谬不堪的“党文化”，将一切与此有别的思想统统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除出去，从而成为它的精神奴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种“洗脑”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小到大所受的都是所谓“党的教育”，久而久之，人们满脑子装的也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很多人的思想都被它禁锢，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分辨真假的能力。

26．上述谎言保障机制的四个部分，既各有分工，又互相依赖和支撑，缺一不可。其中黑箱式的造假系统使人无法了解谎言编造的内幕，从而为谎言筑起了第一道防护墙；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说谎艺术又巧妙地增添了谎言的所谓感染力和可信度；而严密的信息封锁则成功地把人们隔离在了事实真像之外；最后，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又进而让人丧失了对谎言进行质疑和辨别事情真假的基本能力。有了这样一整套如此完备的保障机制，中共的谎言焉能不一再得逞、屡试不爽呢？！这就是它们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蒙骗人，而且能蒙骗得那么深那么久的奥秘所在！

八．谎言的作用在于为暴力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

27．自古以来，谎言不但是人世间所有暴行暴政的孪生姐妹，而且是一切暴力赖以维系的最根本的基础。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权，都无法单靠暴力维持，就连强大的纳粹德国，也要有戈培尔；不可一世的萨达姆，也需要萨哈夫。可以说，离开了谎言，暴力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正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与虚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获得了支持。”中共作为邪恶势力在当今世界的代表之一，同样摆脱不了这个逻辑。

28．中共祸乱中华八十多年，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进行武装叛乱颠覆民国政府，一件是实行专制独裁奴役大陆人民。这两件事都是以暴力为依托的，也都是典型的暴行暴政，而谎言则起到了为暴力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的重要作用。所以说，谎言和暴力，是中共夺江山、坐江山的两大“法宝”， 两者缺一不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共对谎言的依赖还超过了对暴力的依赖。

29．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大门口回望八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时，虽有种种弊病和过失，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有很严重的弊病和过失，但仍不失为引领中国迈向民主国家的积极力量，而中共则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将中国拖回到落后的专制时代去的邪恶势力。但恰恰是这个当年邪恶而弱小的中共，最后却意外地推翻了强大的国民党。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结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善于运用谎言宣传的伎俩，成功地欺骗和控制了许多善良天真同时头脑简单的中国人，从而有效地利用他们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正是凭借谎言宣传，中共如愿地把自己装扮成了劳苦大众的代表；正是凭借谎言宣传，中共如愿地挑起了众多民众对现存制度和国民党政府的仇恨；正是凭借谎言宣传，中共如愿地让民众把自己当成了“翻身得解放”的希望所在，从而心甘情愿地为它充当夺取江山的炮灰。一言以蔽之，谎言宣传是中共发动和进行武装叛乱的吹鼓手，为它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起到了鸣锣开道和呼风唤雨的作用。

30．中共当政后，昔日的叛匪成了今天的统治者。但它的江山不是民选得来的，而是靠武力夺得的，显然不具有合法性。不仅如此，中共施政后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也都是背离民众利益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具有合法性，处处与民众为敌的政府，却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之长，至今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所以如此，除了暴力镇压和恐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谎言宣传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如果说在夺江山的时代，谎言宣传曾经是中共发动和进行武装叛乱的吹鼓手，那么今天，在坐江山的日子，谎言宣传则成了中共独裁统治的卫道士和遮羞布。用谎言，中共成功地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用谎言，中共成功地给历次政治运动中它想要打倒的人扣上了形形色色的罪名，骗得了民众的同仇敌忾；用谎言，中共还成功地让民众把对美好明天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从而盲目地追随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31．今天，中共的独裁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谎言不仅仍然扮演着卫道士的角色，起着遮羞布的作用，它还成了中共维持统治的强心针，无论是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都不过是想换一种说法，用新的语言继续骗取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只可惜中共已病入膏肓，再好的强心针也无济于事了。

九．全民说谎与集体缄默

32．不说谎是古今中外做人的基本底线和普遍常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治国的道理同样也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固然，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在多数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却都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

然而，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谎言却成了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不但当权者谎话连篇，就连普通民众也说谎成风。换言之，“谎言文化”不仅使中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党”，而且把大陆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国家”，把大陆民众变成了一群地地道道的“谎言国民”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民说谎的罕见景观。

34．如果说中共说谎是其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本性，那么民众说谎成风却是由中共的暴政和谎言文化一手造成的，与大陆特有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大陆民众的说谎习惯首先得“归功”于中共的率先垂范。常言道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在普通民众眼里，统治者的人不但是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也应是国民的道德楷模。如今既然领导国家的中共都带头造假，不以说谎为耻，反以说谎为荣，我们小民又何必再把说谎当回事呢！于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内心拒斥谎言的道德堤坝就这样崩塌了，大家对说谎变得再无顾忌可言。

35．大陆民众的说谎成风还源于中共的恐吓与利诱。

高高在上的中共不但滔滔不绝地带头说谎，以身示范，而且一手拿着寒光闪闪的大刀，一手拿着可口诱人的蛋糕，不停地训导台下的民众怎么说话。它一会拿着大刀吓唬台下的民众说：“你们谁敢讲真话，我就砍他的头！”一会又拿着蛋糕诱惑台下的民众说：“你们只要照着我的话说，我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我就把手里的蛋糕赏给你们。”起初，有几个胆大的还不买账，照样自顾自地说自己想说的话，甚至跟官方顶嘴，结果轻者挨批，降薪，下岗，开除，重者坐牢杀头。这种杀鸡给猴看的恐怖剧演过几次之后，很快立竿见影，效果毕现，绝大多数人虽然本来也想说真话，但抗压力的能耐毕竟有限，眼见得如此场景，只得纷纷违心地跟着中共说假话。结果，不但没人受罚，说得好的还有赏。极少数势利小人，本来就习惯于信口开河，对自己怎么有利怎么说，无所谓真话假话，这种情况下当然更是抢着说假话，在当权者面前竭力表现自己了。久而久之，也就没人再敢说真话了。

再后来，在这种氛围日复一日地熏陶下，习惯成自然，绝大多数人甚至连说真话的愿望都渐渐丧失了，那些本来违心说了假话私下还会自责和不安的人，现在连原来的自责和不安也都没了。对于他们来说，为了保全自己而说谎已不再是一件可耻的事，而是一件可以理解令人同情的事，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事。说谎于他们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负罪感和没有任何理由的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谎话都能跟着说，而且说得坦然自若。因此用谎话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而那些为了良心宁愿牺牲切身利益也要坚持说真话的人，反倒成了他们眼中不可理喻的“傻子”、“疯子”。更有甚者，有的人最后竟变异到了真假颠倒，把谎言当成真实，把真话当成谎言的程度，甚至主动参与对少数坚持说真话者的迫害，自觉自愿地充当谎言的刽子手。就像索尔忍尼琴曾经说过的那样：“当谎言成为准则，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因为当一切都是谎言时，也就没有谎言了。

到了今天，甚至于许多人不但跟着当权者说谎话，不但被动地重复当权者的谎话，而且还开起了自己的“谎言铺子”，学着中共的样子，争先恐后地兜售起自己编造的谎言来了。如果说以前他们只是被中共欺骗，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大着胆子骗起“亲爱的党”和自己的同胞来了。就像一首民谣里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你也骗，我也骗，骗到啥时啥时算。那满大街都是的虚假广告，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假冒伪劣产品，企业里形形色色的假账，还有大小骗子娓娓动听的说辞—-不正是这样的杰作么！

就这样，由说真话到说谎话，由被动地说谎话到主动地说谎话，由良心不安地说谎话到心安理得地说谎话，由被当权者所骗到反过来蒙骗当权者和自己的同胞，说谎渐渐演变成了全体国民共同的习惯和生存方式，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支撑。

这固然令人悲哀，却也符合逻辑。试想，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带头说谎，普通民众不说谎就无法生存，昧着良心说谎不但能保全自己，还能获得种种好处，而且谎话说得越多越大好处也越多越大的时候，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变成地地道道的“谎言国家”，这个国家的民众又怎么可能不变成地地道道的“谎言国民”呢？！

36．在谎言文化的全面操控和渗透下，今日大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公开场合中，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在毫无顾忌地说谎，大家心知肚明，却又心照不宣，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更没有人会戳穿彼此的“官话”。面对四处弥漫的谎言，人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共同的沉默。这种集体缄默已经成了当今公共生活的一条“潜规则”，谁胆敢跳违反这条规则，就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谴责和非议。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种集体缄默其实是建立在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一种不言而喻的交换的基础上的。对于民众来说，是用对官方谎言的附和换取了自己所要的口粮、工资、前程，等等；对于当权者而言，则是用民众渴望得到的种种实惠换取了他们对自己屈从和效忠。

37．对于上述交换，捷克异议人士、剧作家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曾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在共产捷克时代，某个经理在他的蔬菜店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标语中的意义是不关心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是照贴不误，这样做等于向当局表示，我是顺民，我服从你们的权威。而共产党当局对蔬菜店经理不过问标语内容的行为也不很看重，他们看重的是你贴出标语本身，因为这个形式已证明，你是“唯命是从的”，你是服从我们的权威的。在这种心照不宣的“交换”中，蔬菜店经理用敷衍性的假话，首先践踏了自己的尊严；其次帮助政权巩固了标语所代表的谎言制度。

十．谎言即灾难

38．暴力必定带给人灾难，谎言同样如此。

39．中共的暴行暴政之所以能够在大陆施虐横行达八十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有谎言文化为它充当吹鼓手和卫道士。这八十多年里，特别是中共当政后的这半个多世纪里，谎言与暴力结伴同行，给大陆民众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祸害。在它们的践踏之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上，生灵涂炭，山河破碎，魔鬼被奉为了天使，忠良被打成了奸雄，黑白颠倒，善恶错位，正邪混淆，正如北岛诗中所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到了今天，全民说谎更造成了整个社会日趋严重的诚信危机，不仅广大民众，连当权者自己都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40．被谎言祸害的不仅是社会的整体，也包括每一个受骗上当的个人。八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知地生活在被谎言伪造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印象”中，是非被颠倒，爱憎被扭曲，自以为是在“伟大领袖”和“党”的指挥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解放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崇高事业，却不知其实是在助纣为虐，践踏正义，迫害忠良，充当独裁者的炮灰和帮凶。扪心自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听信过一拨又一拨谎言宣传的大陆人，有几个手上不曾沾过被谎言诬陷者的血。到头来，既害别人，亦害了自己，不但无端地浪费了生命，甚至因此丢失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一旦有谁从谎言中苏醒，要动手去揭开周遭的黑幕时，等待他的不是光明，又将是新一轮的诬陷和暴力。

41．要埋葬中共的独裁暴政，必须解体支撑它的谎言文化。

哈维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真话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也说，“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说真话，不参与虚假！”“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就会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说到底，专制社会就像是一个貌似强大的暴力气球，暴力只是个外壳，靠里面的谎言气体维持。因此，只要用真话的针头去戳破那个巨大的谎言气球，让它不断跑气儿，气球就会轰然倒塌，摔落地面。

那么，怎样才能解体谎言文化呢？应该怎样解体谎言文化呢？我们的看法是：解体“谎言文化”不能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而必须走一条和平理性的道路。简单讲，关键就是三个字：说真话！用当年捷克知识份子反抗组织“七七宪章”的话讲就是“Living in Truth”，即“生活在真实中”。

42．“说真话”的第一步是拒绝说谎。当独裁者在那里肆无忌惮地编造和传播谎言时，当许多人在高压下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唯心地附和谎言时，你能够勇敢地选择沉默，让谎言车间的流水线和谎言传播机器的链条在你这里瘫痪。

拒绝说谎简易可行，不用上街，不用去广场发表演讲。“沉默是金”，既然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在纸上，干吗不享受享受“不表态”权、使用使用“沉默权”呢？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男主人翁托马斯医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暗讽苏联的文章，后来医院领导人劝他写份“检查”，并保证不让其他人知道，只是放在档案里做个记录，事情就可了结。但托马斯坚决拒绝了。他知道违心写这份检查，说点假话，既不会伤害到别人，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但他宁可失去医生职业，去擦玻璃，去乡下种地也不愿意唯心地写这种所谓的“检查”。因为他觉得，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做抵押，不可以放弃原则。原则和尊严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正如两位美国作家所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而是一个人的尊严。”（索尔．贝娄） “有人持枪威逼，不服从就开枪。而你在服从的刹那间生命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玛雅．安杰洛）

拒绝说谎不仅是自己不参与说谎，而且还意味着拒绝别人的谎言，特别是独裁者的谎言。比如，不唱篡改历史为虎作伥的歌；不再盲信撒谎者的宣传，什么“伟、光、正”，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先进性”；也不再人云亦云接受撒谎者的误导，去写它所希望的什么“红色经典”、“红色文旅”；不再传播、引用、重复爱撒谎者的理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拒订助纣为虐以撒谎为己任的刊物；每当听到撒谎者千篇一律恬不知耻的政治传销时，立即掉头而去—-
43．仅仅拒绝说谎还是不够的，“说真话”的第二步是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它比拒绝说谎风险更大，更难做到，境界当然更高，意义也更大。如果说拒绝说谎只是减弱了谎言文化的声势，缩小了谎言文化的市场，那么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则使一切谎言原形毕露，并让说谎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给了谎言文化以致命的一击。

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揭穿中共谎言，坚持说真话的代表。因为说真话，他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一直遭到当局的排斥，但却至死立场不改。1989年4月底，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数人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个环保会议上，吴祖光当众痛批毛泽东、邓小平，他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对于邓小平，吴祖光也毫不留情：“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祖光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
其实，吴祖光先生并没有讲出什么深刻的道理，他的可贵就在于大胆地戳破了虚假，揭穿了谎言的真实面目。当今中国的知识人，有的兜售灵魂，做专制的辩护士；有的用各种理由推诿说真话的责任；还有的以建构什么“后现代、后后现代理论体系”等各种伪深刻来回避严峻的真正问题，其结果不但直接间接地维护了中共的“谎言文化”，也亵渎了作为“社会良心”的自尊。

44．“说真话”不仅是为了解体中共的谎言文化，也是为了做一个诚实的人，捍卫自己的自尊，说真话当然会付出代价，甚至生命。所以索尔仁尼琴说，“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他本人就曾因为说真话被关进集中营，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后来他又遭驱逐在海外流亡了20年。哈维尔也曾因为说真话被剥夺了剧作家的写作权利，被迫到啤酒厂打杂，后又被关进监狱四年半。七七宪章的第二个发言人、布拉格大学哲学系主任、70岁的著名哲学家简．巴参卡被抓到警察局连续审问11个小时后倒地昏厥，三天后因脑充血去世。第三个发言人基瑞．哈杰克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时任捷克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严词谴责苏联入侵，结果因为说真话，不仅被免职，还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踪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强烈刺激性液体喷入他的眼睛。

但这些智慧、勇敢的人并没有退缩。索尔仁尼琴说，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位在警察局被连续审问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学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还强调，知识份子“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当大家都开始说真话时，谎言文化的末日也就到来了！那一天也是我们龙的子孙恢复做人尊严的大喜之日！！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3/3/26/n38313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