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共党史，党内斗争年年不断，从1921年建党到毛命归西天，在半个世纪里从未停止间断过，而且一波比一波大，一次比一次烈，一年比一年酷，其根本问题在一个“权”字上。不论陈独秀路线也好，或是瞿秋白、李立三、张国涛、王明路线也罢，为争夺一个权，那一次不死上几千几万几十万的平民百姓啊！特别是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党内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日益升级飙涨，祸及千家万户。1959年彭毛之争的庐山会议而引发的“反右倾”运动，全国竟有一千多万基层干部遭到肃整，逮捕判刑、革去公职、“下放劳动”、判批斗争、直至惨死狱中。“十年文革”就不用提了，城城流血，县县械斗，真是全国山河一遍“红”啊！

统治者狗咬狗的斗争历朝历代都有，但与老百姓无关，喝香吃辣日子蛮好。可是共产党狗咬狗的斗争却硬要把老百姓卷进去，不卷进去便认为“阶级斗争”没有搞起来，人头不落地便不“赏心悦目”。

1957年毛伟人发动的右派斗争，在四川重庆揪出一个以中共重庆市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文澄为首的“五人反党小集团”，其实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张文澄是四川川东地下党的头人，也是一个行事很左的“左派份子”，迷信毛泽东，迷信马列主义，在为毛夺取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的斗争中，大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所以中共建政后才官至“七品”（行政十三级干部），是个实心实意拥毛和拥共的好干部。可是为什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共重庆市“五人反党小集团”的头头了呢？

原来四川地下党是个大党，人数有数万之众，在中共建政前几十年斗争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可悲可歌”的事情，立下汗马功劳，仅死在国民党刀下的不下几千几万人，其中有杨尚昆的大哥杨暗公，李鹏之父李硕勋，“革命光辉样板”江竹筠，以及地下党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可是中共建政后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斑子中却没有一席之地，相反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遭肃整，有的打成托派、叛徒，有的逮捕下狱治罪，冤死了不少人。其原因是执掌权力的是解放区来的山西帮老八路李井泉派。李井泉是毛派来的，他只对毛负责，故号称“西南王”。

一九五三年四川省由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四个行署合为一个省，省委书记当然是毛派鹰犬李井泉。但共产党在表面上又要打民主牌，以示自已不是独裁的党。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捏着鼻子哄眼晴”骗人的把戏。但要哄就得按党章规定办事：党的各级领导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是省党代会筹委会拿出的常委候选名单中，没有一个是地下党的党员，引起参会代表的哗然。虽然，他们按组织程序向党代会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李井泉不于采纳，任要按他决定的名单选下去。

在等额投票选举时（共产党党内选举很少有差额选举），“西南王”李井泉竟少了四票，搞得他很没有面子。会后，他指示省公安厅厅长赵苍壁，通过特技查每张投票人的指纹，很快查出这四个没有投他票的人，其中一人就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文澄（1938年参加地下党，任过四川地下党特委书记）和刘邓大军三军团的宣传部长明朗（时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以及其它两人。

李井泉亲自找他们分别谈话，勒令四人写检查，其他三人纷纷认罪写了检查交待，唯独张文澄性硬坚决不写，说：“投票选举党的领导，选谁不选谁是党章赋予我的权利，我有什么错？如果要我认错，除非修改党章。”他虽然硬过了这一关，但却硬不过1957年的“整风反右”。尽管他在反右运动中天天作报告，到处抓右派，更没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可李井泉决不放过他，指示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非得把张文澄给我打成右派。任是李的狗，当然坚持执行命令。

要把张打成右派首先得罗织罪名，于是把张所管辖的几个部门负责人全圈进来，定成“五人反党小集团”。这五人是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重庆日报》总编辑贾唯英（女）、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谢予、《四川工人日报》总编室主任汪岗。

尽管张、王、贾、谢、汪是十三、十四、十五级以上的中层或高层干部，均全部开除党藉，其中王、谢、汪三人，不但开除党藉、公职，还送沙坪农场劳动教养。他们的亲朋好友及工作部下，不少遭到株连。汪所管的报社厂矿通讯员因他关系，就有二百多人划成右派，两个弟弟也是右派。冤不冤？这叫“城门失火，殃及鱼城”。

他们五人虽然在一九六二年前后摘掉右帽，但一直委身做人，说话也不敢大声。张、贾、王、谢四人，先后屈死于“十年文革”，只有汪岗福大命大没有死，却一直浪迹社会，至今还是个无公职、无工资、无住房的“三无人员”。他常常喟然仰天长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深悔特悔当年不该追随共产党闹革命，到头来家破人亡，祸及亲友。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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