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早年的背景和实力，主要体现在情报特务工作方面，以收集情报、暗杀、绑架，煽动暴乱、游行等，这一点从周恩来在上海的活动和制造的顾顺章灭门案就可以看出。

 周恩来的专长不是政治决策，不具有成为中共核心头号领袖的能力，但是周却能够在以杀戮为生存手段的中共中，身居高位，长期不倒，其根本原因是周恩来是一个杀人如麻，视人生命如草芥的屠夫。顾顺章灭门案只是周恩来的小试屠刀，而接下来周恩来在苏区进行的大屠杀，才更显周恩来的残忍。

周恩来用特科控制中共系统

周恩来是中共建立的核心人物，他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情报系统，就像人体中的神经系统，监控和操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行。1924年，26岁的周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心腹人选，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到达广州后，很快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并很快转正，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周在加入共产党后于德国滞留2年，期间受到共产国际著名特务头子季米特洛夫的训练。在广州和北伐期间，周利用国民党和苏联给的经费，在发展国民党调查科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更加秘密的共产党特务间谍组织，当时称为中共特科，其发展快速，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周掌控的组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渗透在国民党之中，二是掌控军队中指挥官和政治系统。

在中共苏区建立后，周恩来的特科系统开始牢牢控制中共系统。特科控制中共系统的方式不仅在于控制民国政府控制区的中共地下党，更重要的是控制中共苏区的军队和党务系统。特科的特点是，为了控制中共系统，周更多时候采取的方式是杀人。

更重要的是，特科系统在苏区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报和针对少数人的特务机关，而是形成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这个秘密警察队伍从邓发到闽西苏区负责开始，到周恩来亲自到苏区，通过操控博古实际领导。利用各个苏区的肃反大清洗的机会，对军队形成相对完整的控制系统。

周的秘密警察系统基于毛的党指挥枪的党务系统，也就是毛确立了中共军队中，党代表控制军官的模式。随着肃反的开始和扩大，保卫局等秘密警察机构的权力急剧扩大，对党务系统控制，周实际上牢牢控制着对军队中高级领导人的生杀大权。尤其在中共长征后，除掉了势力极大的张国焘，秘密警察系统从延安开始形成对于军队的整体控制，这就是周恩来控制的政治保卫局。

万人坑事件

周恩来一方面通过政治保卫局实施肃反屠杀，另一方面在屠杀过头后出来对当事人批评，以公正的形象收拾残局。长征开始后，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中共在出发前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安排内部事务的具体执行。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

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成杀人。更有甚者，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

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名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这一时期被整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靠红军，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

周恩来杀掉毛不杀之将

1931年，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随后大开杀禁，屠杀对象包括了红军将领。周手下的主要特工是苏维埃国家政保局局长邓发、红一方面军政保局局长李克农。

当时，任国民26路军74旅旅长的季振同被调往江西围剿共产党，而季振同的把兄弟在红军中当官。12月14号，季振同与赵博生等人一起，发动了“宁都兵变”，策动一万七千余人，携带二万多件武器，投奔共产党，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季振同在兵变前已是中将的官衔。

季振同的把兄弟黄中岳是河南信阳人，曾备受冯玉祥器重，被派往日本陆军学校留学。“济南惨案”后，黄中岳愤恨日军的暴行，回国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供职，和季振同结把为兄弟。“宁都兵变”前，黄中岳是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

1932年4月，冯玉祥派人到瑞金策反季振同，季没有答应，并把冯玉祥的信交给了政委萧劲光。4月12号，苏维埃国家政保局接到密报，称季、黄密谋反叛，告密者是潜伏在26路军中的中共党员王超。4月19号，漳州战役的前一天，一军团侦察排在荷花庄抓获一人刘佐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剿匪司令张贞签发的秘密通报。刘佐华承认，他是冯玉祥派来再次接洽季振同的代表。经严厉审讯，刘佐华又供出了季、黄的“叛乱计划”和“同谋名单”。

5月5号上午，黄中岳在漳州南靖县的天后宫主持会议，李克农带着荷枪实弹的特工，骑马冲进会场，宣布逮捕黄中岳和参谋长萧世俊。当时，全场两百多名干部，包括政委左权，全都目瞪口呆。左权问李克农：“为什么要抓黄军长？”李克农冷冷地说：“奉上级命令”，而李克农的上级就是周恩来。

5月8号，李克农同样奉周恩来之命，在长沙泰和祥店诱捕了季振同。同日，十五军副军长张少宜在瑞金被捕。到了19号，刘佐华供出的额外三名谋叛人员，也全部被抓。

8月3号，苏维埃临时最高法院审讯了所谓“季、黄反革命案件”。4号判决：对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等人执行枪决。当判决书送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批准时，毛泽东、项英认为，季、黄等人由于“宁都兵变”，让红军的人数增长了一半，因此决定：改对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关押于麻田收容所。

红军西逃前的1934年10月，在梅子山的深谷密林腹地，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分子”的刑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季、黄等人被押到瑞金石角下的梅子山，遭到处决。

上述被周恩来杀害的这些将领，都是毛泽东不敢、不想或者由于权力制衡因素不能够杀掉的人。周恩来杀掉了毛泽东不杀的红军官员。

对AB团的大屠杀

在苏区，中共从未停止过杀戮地主富农，但以前杀地富，极少殃及其子女，而周恩来主事后，杀戮的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斩草除根”成了执行者的公开口号。为杜绝阶级报复的种子，三尺小童也要杀害。

此前，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摧毁来自地方党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非嫡系的挑战，发动了残酷的内部大屠杀，用根本不存在的内奸“AB团”为由，将苏区变成一片血海。七万多名红军官兵和当地普通群众，惨遭杀害，仅红一方面军，受害者半年已达五千人，最后导致了二十军集体兵变的“富田事件”。

1931年1月，项英以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成为苏区最高领导，制止了毛泽东的屠杀，并且不同意将富田事件定为叛变，而是划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他开除了毛手下的头号刽子手李韶九的党籍，以息民愤。富田兵变的四名主要领导人，遵照项英的指示，“向党承认错误，请求教育”，并被分配了新工作。至此，一切都平静下来，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而就在苏区似乎稳定团结之时，一场新的大屠杀已经由周恩来在上海开始部署。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副局长米夫到达上海，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确定了激进恐怖路线，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一切剥削者。周恩来立即付诸行动。

周恩来迅速派出邓发打入红军总司令部，任保卫处长，再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三人团，开赴中央苏区，先夺了项英的权，再推翻“维稳”的结论，于是中共的第二轮内部大屠杀开始了。任弼时为李韶九平反又升了官，由他负责政治保卫局，杀了那几名兵变的领导人，而后又缴了参与兵变部队的械。就如大陆近代史学者顾则徐所记载，“二十军所有副排长以上的军官，近八百人，全部被杀。”

整个苏区成了漫天血雨的红色炼狱，仅死于邓发一人手下的官兵，就数以千计。一批让毛泽东没能够杀掉的高级将领，如二十军的后期军长萧大鹏、前、后两任政委曾炳春和陈东日、文官何笃才，以及江西地方党魁李文林，均死于周恩来的屠刀下。

结语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周恩来主导下，在中共内部实施的大屠杀，巩固了周恩来在中共内部的权力和权威，同时，也显示了周恩来“温情”外表下的杀手本色。这也为中共见政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周恩来能够坦然面对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非正常死亡、面对忠于自己的部下被杀身亡、甚至亲手下令杀死亲朋和部下的原因，都从以上周恩来的杀戮历史中，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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