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初，我在美国加州，收到人事科来信，得知我因出访逾期不归，已经被除名(开除的委婉用语)。这意味着我将近三十年的工龄被一笔勾销，今后我的一切要从头开始，但是我是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人了。这真是: 工龄三十尘与土，人生五十万事初。

人到中年还会落得这么个下场，虽说我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事到临头，还是不免有所感慨：我的下半生从此就要背井离乡了。不过感慨归感慨，我选择走这条路的决心还是坚定的，这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决定，而是事出有因的。我把这个“因”写出来并且在这里公开发表，是因为我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和49年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情势的变化有关的，写出来既可以和同代人交流，也可以给后人参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过程和记叙。

我于1963年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在中科院工作。文革的恶梦过去以后，1982年我去美国普度（Purdue）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到校那天快要过圣诞节了，指导教授Ascarelli到学校的机场来接我，身旁还站着一对中年夫妇；他和我握手、互致问候，然后转身向我介绍身旁的这对中年夫妇，原来是校长夫妇。我感到奇怪，我一个普通的博士后，怎么校长夫妇也来接机。一一握手，然后感谢他们到机场接我。校长听了略有尴尬地解释道他们是来接回家过节的儿子的。寒暄了几句，校长夫人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刚从中国访问归来，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第二天我去凯玛特（Kmart）买日用品，见校长站在手表柜台旁，像是等营业员；我正在迟疑刚才是否认错人了，他看见了我，微笑着先对我点头。我走过去问道，买手表吗，他回答说是退手表。据说普度大学有五、六万学生，校长居然如此平易近人。这让我想起了在国内和我们研究所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打江山”时如何，不得而知，想必是功勋卓着；但这“坐江山”的气势却是一目了然的。在研究所对面相逢，他们极少主动招呼别人。对此我的原则是，出于对领导的尊重，我主动打招呼，一次不见回应，可以原谅，领导嘛，重任在身，心无旁骛；但若我接连三次遇到“心无旁骛”，这人在我的大脑的数据库里就自动归为“不懂礼貌”之类。对此，朱熹老人家有教导：“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此，见到此人我也旁若无人了。在山沟沟里的时候不说，我们不知道。自从“人民共和国”以后，领导的地位高低，一定是和离开人民的距离成正比的。例如，见到小汽车的玻璃窗后面挂有黑纱，那就是告诉你，坐在里面的是领导，他不想见你，也不想让你看见他。如果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定是大领导，不仅看不得，而且还要回避。再如果，要是遇到清场和封路，那就是大得不得了的领导了，不是一般的回避，而是要把你赶到附近的小胡同里去回避。我有幸，也是不幸，在北京见识过一次这场面。当我被军警赶入小胡同里，背对车队时，似乎有时空错位的感觉，这是“人民共和国吗”？慈禧那会儿并没有摩托和奔驰车呀。我和普度校长自然是两股道上的车，此后再也没见过面，一年以后他去了德州某大学当校长。他的行为表明，在这里当校长，礼仪是很重要的，舍此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八年以后我又回到美国，在硅谷和外州都工作过。往往在公司走廊里迎面听见有人叫我名字，定神一看是老板的老板或者大老板，这些人脸上得意的笑容似乎在说：“我知道你的名字，想不到吧！”有次我到了一个新公司，上班第二天，坐在计算机前，大老板接待几位重要访客，个个衣冠楚楚。一众人马走到我身后，只听见大老板在说：“这是XXX（我的名字），他在XX项目。” 这样做的心理效果是很明显的：让你感到他认为你很重要。除了个人的文化素养，这种作风其实也是制度造成的。例如，在签订雇佣合同时总有一项指出，本合同是双向自愿，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都可要求终止合同，也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在评价部门工作业绩时，有一项称为“保留重要雇员能力”(Talent Retaining)。这样一来，公司当然要千方百计地设法留住雇员。如果公司确实需要你，你不高兴时对主管说一句“我在找工作”，就足以让他紧张。正如商品的价值是在交换中体现的，人的价值也可以在流动中体现的。可是在我们“人民共和国”里，那年头还没有听说过跳槽，领导说你一句“不安心工作”后果就很严重了。例如有一年，我们研究所给科研人员评科研津贴。我们室（三室）先让几位候选人作报告，介绍自己的工作和成果，然后由听众打分。评选结果上报给所领导，由他们决定，我没有被评上。党支部张书记连忙找我申明:“我们室评选打分你得分最多，你没有选上不是我的责任。所领导要我做做你的工作，我回答他们说没法做。你自己去问所领导吧。”于是我找到李领导，拖了六个星期才从“百忙”之中挤出了几分钟和我面谈，见面以后支支吾吾半天，挤出一句话：“你好像不安心工作。” 一听这话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想起有一次春节值班，我和这位李领导聊天时说起，想去同济大学物理系兼课。他说：“可以呀，人员流动嘛。”不料过了一年多，他不仅还记得，而且终于等到了机会跟我算账了。让我不理解的是，如果认为我的想法不对，为什么当面不讲？又为什么不能与人为善？从此这位李领导在我的大脑的数据库里又自动归为“党棍”之流。假如我早一年进大学，反右那年碰上一个党棍，等着我的不是夹边沟就是白茅岭劳改农场，很可能我早已饿死了。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 因为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我们的命运就是掌握在这帮党棍手里。你在他的手里攥着，只是一个工具，而且还要是永不生锈的、驯服的工具，敢不听话！

应该公平地说，对于上级，头头脑脑们还是很讲礼仪的。但是对下级，特别是老百姓，他们并不在乎你的尊重，要的只是你的服从。老祖宗早有教诲：“礼不下庶人。”

在普度开始工作以后我发现，学校没有校门，物理楼从不锁门，随时可以进出，也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我有一件宽大的办公室，我还有钥匙可以开载重电梯、车间和储藏室，任何时间都可以去实验室、车间工作或者去储藏室取东西。系图书馆开到夜间十一点钟，校图书馆全天开放。有天深夜想起一件事，需要查文献，我赶到校图书馆找到了文献，复印了拿回办公室，坐下来干到快天亮了，终于告一段落。我高兴地写信给妻子和妈妈说，我这一天干了几天的活。还告诉她们，这里的安排似乎就是为了要吸引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工作。在上海，我们研究所的图书馆开放时间有限不说，也有复印机，但是专人管理。有文献要复印，总要等一两天，最快也要半天，有空也不给你马上印，管理员根本就不理解你为什么急着要看文献；找领导也没用，反而以后复印速度更慢。我们研究所也有电梯，也是专人管理。需要用电梯时，先要四处找人，几秒钟的事情往往要几十分钟才能完成。遇到管理员不在，只好“望楼兴叹”！改革开放之初，听说国外有小费，于是每逢实验室有水电问题或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请后勤组的人来干活，临走时总要嘀咕小费的事。遇到这种事往往令人哭笑不得: 研究所已经给了他们工资，这是他们份内的事，但是不给还真不行，否则以后的事就难办了。我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物质生活上，当时的中国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出国人员买回家的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是很令人羡慕的。我在普度有薪水，还有一辆旧汽车，完成博士后研究以后，找工作也不是不可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滞留美国，因为我的事业毫无疑问在中国，我的一切都在中国。回国时，除了三大件，我还带了一套音响系统和一箱70磅重的古典音乐唱片，准备退休以后安度晚年。

（二）

回国以后，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个个埋头苦干，我也收获颇丰。我的研究着眼于本所的半导体材料制备中的物理问题，在本所的刊物和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合作者有本所的研究人员，也有国内外的研究人员。感谢研究室领导的重视，替我申请了中科院成果奖，二等奖还是三等奖已经不记得了。当然，我的成果也是研究室的成果。

每次我寄论文到国外发表时，先要由室主任审批，然后还要凭研究所的介绍信送上海市公安局审批，从我们研究所到上海市公安局来回半天时间，过几天还要再去取，又是半天时间。然后还要到上海市邮政总局寄出。真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折腾，防的又是什么。写论文固然不容易，想不到寄论文也这么不容易。

又如，我们研究所有专职人员买车票和机票，但那其实是为头头脑脑们服务的。有次我有事出差，因为手头的事情实在太多，没有时间出去买车票，斗胆地请求了那位专职的大爷，被一阵官腔顶了回来。我一气之下径直找到一位付所长：“为什么他份内的事，他不做? 我当然可以自己去排队买票，但是我的工作谁来替我做？” 这位付所长听了一愣，大概是第一次遇见我这样的大胆不知深浅的人。不久，另一位分管后勤的付所长打电话给我，“垂询”了车票的事。为什么国内许多地方人浮于事还事难办？这件事就是例子。人一当上了什么“长”，他就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这个体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坚持和保证党的领导，然后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这个那个。你的科研成果固然是领导的政绩，但是领导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的工作，例如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那才是领导的更重要的政绩，领导人数少了还不行；虽说叫研究所，但是研究工作在领导心里并没有分量。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所，那些头头脑脑和科学与研究根本不沾边，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一套，到哪个单位都适用。改革开放以后提拔的头头脑脑没有了“坐江山”的本钱，自然也就少了相应的气势和派头，不少人还是懂科学的，但是一进入这体制就身不由己了。其实，这领导人的气势和派头也是体制造成的。设想上司和下属之间只是职务关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合不来就可以走人，这气势和派头还摆得起来吗？要摆也没有人买账。不幸的现实是，到处都有“党的领导”，人走到哪里背后都跟着个档案袋，你不乖乖地听话，跟上司搞好关系，哪来出路? 到了适当的时候给你来一句“你好像……”，说不定会压你一辈子。

回国以后我两次出国学术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但每次回国以后都在财务报销上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例如，1988年我去波兰参加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住在华沙大学物理系的波兰朋友家。临走时买了些礼品送给这位朋友和带给我的家人，大约一百美元左右。这是用我自己的外币买的。回国以后到中科院上海分院财务部门报销，那位会计小姐要我出示我的外币来源证明，按惯例我给了她我们所长写的证明，说明我曾经自费公派在美国工作两年，所用外币数目合理。不料被拒。以下是问答：

“为什么你不相信所长写的证明”
“所长知道什么！”
“那么你要什么证明？”
“当年你回国时，海关开具的携入外币单据。”
“连所长为我写证明时都不要求我出示这单据，你凭什么要?”
“这是我们的规定。”
“我回国已经四年了，是否还要证明我的钱还没有用完？”
“当然！”

我告诉这位小姐，办不到，太过分了，就是我爱人也没有这么查过我。言罢起身，拂袖而去。背后飞来一句话：“你这笔帐不了结，今后无法出国！”果然，两年以后，室里派我去英国，手续一办到分院财务部门就卡住了，英国之行因而未果。分院外事办公室对此进行了调查，这办公室的负责人原本是原子核所的研究人员，1964年复旦物理系毕业。调查的结果是他意想不到的，后来他见到我时告诉我：“问题解决了。”等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真是不应该呀！”对他的实事求是作风我当然心存感激，但我说不出什么，只能苦笑: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心想要是在在普度，那些系里的秘书和校里的会计敢对我这样吗？我刚到美国时不懂税法，填写预估扣税单时也稀里糊涂。过了不久发现工资单上扣了不少钱，就去问系里的秘书，她耐心地解释了扣税依据，并没有要求看我的工资单。后来我去校里的会计部门，对会计说两年以后我将回国，将来也不打算在美国退休。会计听了二话不说就改动了扣税项目，还退还了此前多扣的税款，临走时也听见一句话：“抱歉!”

分院财务部门这事过了不久，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室主任提醒我说，你接连两次出国回来以后报销都有麻烦，别人会怎么想? 刚一听这话我很不高兴，觉得此话不辨是非。继而一想还有点道理。还有一次报销是什么麻烦我已经忘了，别人都还记得，至于什么原因，这并不重要。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不管合理还是不合理，你必须顺应它，否则你就会被认为是异数。还记得有次室主任从北京回沪，说起火车票，他说车站根本买不到，只好向黄牛买。我听了很生气，大骂车站售票处和黄牛沆瀣一气，不料室主任却心平气和地说，多亏了黄牛，要不然还回不了家。多么现实的思维方式！让我又一次感到自己不能顺应这个社会。其实分院那位财务小姐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三十年来，这个社会强调得最多的是“党的领导”，最注意的是阶级斗争。为了保证“党的领导”的恣意妄为，不要说法制和人权，就连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也被故意地忽视了，政策就是一切。既然没有明确的刚性的规则，财务小姐完全可以想当然地办事，而且因人而异，宁左勿右；至于个人隐私，对不起，她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你的一切都必须对她透明。

还有一件事让我又一次见识了“党的领导”。我们研究所有位单身在沪的已婚博士研究生，和一位单身女职工有了婚外情，已经秘密同居。被发现以后，通报全所，书面的通报还发到了我们办公室。听说由于导师的坚持，博士论文答辩过了很久终于才得以举行。也巧，过了不久，已婚的分管后勤的党员W付所长被发现也有婚外情。他和本所一位已婚的女职工在离上海不远的某个风景秀丽的近岸海岛上出双入对时，被本所一位也在度假的研究生看见。沉浸在幸福之中，年纪已经不小了的这一对恋人却没有看见这位研究生。研究生回所以后，向同事们介绍自己的假期时无意中说了一句，看见某付所长夫妇也在那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于是付所长的风流韵事就暴露了。按性质说，这件事怎么也比那位博士研究生严重。怎么处理也有先例可循。可是就是没有下文，无论群众意见多大，就是不见处理。付所长才多大一个官，这就下不了手，怎么服众？从前那样注意自己形象、讲政治、讲原则的那个组织，如今竟蜕变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吃惊和惋惜。看来“服众” 已经不是那个组织如今关注的重点了，它有强大的实力维稳，不怕你不服。

（三）

另一件事则让我对“党的领导”完全没有了信心。我们研究所有一部分科研人的住房处在偏远的田林新村，为了方便大家上下班，研究所特意安排了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途中还停一站，方便家住附近的职工，这班车被大家戏称为“幸福车”。我每星期六下班以后去看望妈妈，也搭班车，在途中下车。每星期“幸福”半次。八十年代在中国我没看见有私家车，原则上研究人员因公都可以申请用车，但主要是领导用，所以驾驶员不同于一般职工。这个不同一般的地位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就是分房。因为工作的缘故，分房的时候应该对驾驶员适当照顾，但一般认为，领导倾向于多照顾一点，以换取听话。一次在小组里聊天，我说了一句，当驾驶员有这样的好处，我也想当驾驶员。那是89年的春夏之交。过了不久这话传到了幸福车G驾驶员耳里，某星期六下班以后我照例搭班车，见G驾驶员气鼓鼓地站在车前，用手指着我：“你不准上车！” 我没有理他，照样上车。然后，他就在车下大叫：“你不是说想当驾驶员吗，今天我不开车了，你来开。” 我听了很生气，回了他一句： “你辞职，我就开！” 司机班的党员班长也赶来帮腔。

此时在车上有一正二付三位所长，还有我们室的一正一付两位主任，这五个人有四个都是党员。那位分管后勤的党员付所长也在车上，他当众不紧不慢地讲了一句：“分房的时候听说你讲过，你也想当驾驶员，所以他有意见。” 在这种场合下这样讲，倾向是明显的。司机班的党员班长有恃无恐，不断对我叫嚷:“下车，下车！”。G驾驶员威胁说，我在车上他情绪就不好，开车就会出交通事故。车子是研究所的，开车是G驾驶员的本职工作，居然车上没有一个人开腔，任凭他们胡闹。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混账逻辑居然可以在技物所大行其道！终于，付室主任走到我身旁说：“走吧，我陪你坐公交车去。” 我明白，大家急着要回家了。我谢绝了他的好意，然后提高了嗓门对着大家说：“我不耽误大家，这就下车。但是我要问：在我们研究所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还有没有道理可以讲？是不是又要搞文化革命了？” 问完以后，车里车外鸦雀无声。我下车向大门走去。

大门外是中山北一路，南北走向，我背朝西站在路边等待过马路，背后的夕阳照着我，在我面前投下了长长的身影，横跨马路，南来北往的车辆好像就从我身影上碾过。我定了一下神看见，我的身影其实是投射在过往车辆的侧壁，此时我想到了印度的不可接触的贱民，我感到抱歉，据说高种姓的人那怕进入了贱民的身影也会倒霉。然后我看到了爸爸临终时连串的眼泪；又听见了1966年8月4日深夜，在复旦大学教工第八宿舍浴室里，物理系光学教研组毛老师在自杀前愤愤不平的叹息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逃不脱被侮辱的命运？还要过几代人的时间，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 知识分子难道不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吗，为什么会在青天白日之下当着众人和领导的面被羞辱，而“领导一切” 的那个组织到了此时非但毫无作为，而且还变相地默许。过了中山北一路，我来到公交车站，三室的朱忠全也在车站等车，见了我说：“今天这一幕我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无心接话。

过了几天，他见到我又说：“我们室的人讲，知识分子只值九厘九—一文不值！” 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无言以对，在这个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宿命就是忍气吞声，没有别的办法。这个被“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政策长期浸淫过的社会，这个有着几千年权力崇拜传统的社会，还没有进化到懂得人人生而平等，懂得尊重普通人的尊严的程度。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忙坏了党委书记。最后，司机班的党员班长向我道歉：“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原谅了他，和G驾驶员也和解了。其实，和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存在决定意识，我要是处在他们的地位，也许比他们还要恶劣。假如我有党票又是个什么“长”，他们敢那样放肆吗？要命的还是这个“存在”。在这个社会里，玫瑰花永远是献给权力的。倒是那位分管后勤的党员W付所长的态度，党委会怎么交代呢，看看党委书记脸上的难色，我就知道了，他的不当言论和风流韵事都有“刑不上大夫”这块挡箭牌护着，也是这个“存在”的一部分，对此我们是奈何不了的。

语录的老三段之一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那是在打江山的时候讲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果然，几个星期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平暴”。铁与血成了新时代的政策和策略! 那么，在这个新时代里，现在的这个组织还剩下什么？
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这个组织既不值得信赖，也不值得尊敬，它只是个集中了大量雄心勃勃的人才、控制了军队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而已。它也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一点事，但必须先保障自己小团体的利益，而且又把他们做的这点好事当作这个“存在”的理由。这个组织的革命色彩已经衰退得一点不剩了。

（四）

在那几年研究的基础上，我申请了两个中国专利。大约是1991年，中科院挑选了36个专利，委托香港某公司代为申请美国专利，该香港公司将这36个专利分送给他们自己在美国遴选的有关的专家评估，在综合了专家评估意见之后，最后选中了两个专利向美国专利局提交申请。这两个被挑中的专利之中，居然就有一个是我的专利。

1992年秋冬之交，我到美国从事学术交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讲的就是这个被挑中的专利的理论基础。听众反映都不错，认为这样实验-理论-专利的过程很有意思。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它应该结束在产品上。此外，由室主任特许，我在布发罗纽约州立大学（SUNY at Buffalo）的访问延长一周，利用这段时间，我在实验室做了实验，看到了理论预期的现象，证实了我的专利的理论基础。对此，该实验室的教授很兴奋，决定留给来年春天从德国来的研究生做系统研究。后来由于我的实验样品未获准留下，此事只得作罢。此外，一位台湾的教授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但由于此事政治上敏感，也只得作罢。

我向技物所领导要求，给我一点时间，留职停薪，让我在美国就地促进这个专利申请和转让。不幸我的要求被否决。于是我找到这家香港公司在美国的专利代理律师，他认可我的主意，并且立即安排了越洋电话会议，参与的人有我和他，外加技物所方面徐付所长和某研究人员。电话会议一开始，美国代理律师的开场白刚一结束，徐付所长就申明，技物所（专利所有人）决定放弃该专利申请，理由是专利发明人行踪不明。律师不解地问，专利发明人不是就在电话线上吗？但是，付所长坚持放弃立场。从此我就不再过问这事了。最近我查了一下，这个专利其实并没有真的放弃，随后就被美国专利局批准了，但一直到过期都没有转让成功。假如让我参与其事，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我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次学术访问还包括埃默瑞(Emery)大学。后来，该校物理系的 Perkowitz 教授告诉我，他收到过我们室主任发给他的电传（FAX），要求我立即回国。“党的领导”早已名声在外，他觉得这是非常之举，猜想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所以没有转告我。讲完以后他还补充道，你的上级可以打电话问我，我愿意确认此事，承担责任，你确实不知道此事。其实，和我联系办法多的是，室主任这种做法让我莫名其妙，后来一位同事告诉我，这其实是做给研究所领导看的：我已经催过了。

接下来就是本文一开头就交代的1992年初的那一幕：开除，将近三十年的工龄一笔勾销。

这次学术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加州。由于技物所L同事的推荐，他的同学C引荐了我到他所在的公司任工程师。从此，就在我的天命之年，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章，一切从头来。屈指算来，到如今已有24年了。平心而论，无论是徐付所长还是室主任跟我都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他们怕的是他们手下有人出访逾期不归，影响到自己的仕途。申称放弃该专利申请显然是为了防我，发电传给埃默瑞大学是为了逼我；除名和一笔勾销工龄更是断了我的后路（人事科有话，只要我回去，都可以恢复）。至于这些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无论后果如何，都不会落到他们头上，反倒不在他们考虑之中。他们的行为，根子还是在制度上。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一种专制思维之上的。既想留人，又不懂得尊重人，反而把人当成奴才，动辄断人后路。其实也并非真想留人，主因还是出访逾期不归损了“党的领导”的面子。当然，社会还是进步了。比起当年付傅聪和马思聪出走英、美以后的吓人的叛国帽子，开除还是客气多了，何况正式使用的还是“除名”一词。但是，说到底这还是不得已：如果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叛国”，“党的领导”又情何以堪呢？

后来得知，就在同时，一位中年党员研究人员L也被除名。在我之前和之后，还有人也被除名。此外，谁知道还有多少人想被“除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又不幸无法被“除名”! 其实，除名也不是什么错事，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出访不归必须除名，当然可以。但是，过去的将近三十年的几乎可以退休的工龄为什么不予承认呢? 没有解释。这是“党的领导”下常见的权力的傲慢，非常不近情理但又令人无可奈何。对此，老百姓只好顺应，挑战这种傲慢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这些被除名的人早已经过了做事轻率的年龄，他们在国内不仅有老有小，事业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也早已有了一定基础，为什么要自我作践放下这一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从头开始呢? 从当年许多知识分子由国统区投奔延安，到如今又有许多知识分子背井离乡投奔国外。“党的领导”是否有勇气反躬自问，到底是谁变了，谁应该反省？！

（五）

来美国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除了两件随身行李，一无所有。所幸，在美国这些年我一路走来，无论做什么，从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行贿送礼，也不需要看别人脸色，讲违心的话，更没有评级加工资时的无奈，一切都在我自己努力之中；虽然极其辛苦，内心却很坦然。我的收入无论多少，都是问心无愧、干干净净的。我感到，给人以自由选择和奋斗的机会，这正是美国的成功之处。对此，许多人 ，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对于中国政府和控制它的那个党，我没有任何亏欠，反倒是他们亏欠于中国老百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我做过计算，59-61三年间我国人口减少在四千万以上。想当初政权更迭之际，许多知识分子决定留在大陆，还有许多少海外知识分子抛弃一切投奔新政权，为的都是建设新中国。这些人中不乏国家急需的学术精英和专家。此后的三十年里，他们之中又有几人有好结局？如果死人也能投票，他们会认可自己当初的选择吗？在普度时我的指导教授虽然很赞成“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但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却极不认可，他说：“从你们国家对人才的浪费来看，你们一点也不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得起这样的浪费！” 很不幸，他说对了。

然而我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我已经没有了原先的事业基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此我在这里只不过是谋生而已。留在美国是我自己的选择，当然我知道有得就必有失；但是，有时我还是会问我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我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毫不怀疑，但是三千年的历史加上十多亿人口形成的巨大惯性使得任何社会政治变革不仅缓慢，而且极其困难。偏偏我凡事要较真，许多事情都看不惯，不免时时生出不满，有时甚至犯忌讳。更不幸的是我看到过另一个世界，而且还在其中生活了两年。89年以后，失望情绪时时与我作伴。许多事情一到中国就变样。我非常清醒而且无可奈何地看到，我的性格并不适合于这个社会。我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变，但是许多变革在我有生之年怕是已经看不到了。当然，如果选择顺应这个社会，把自己交给这个“领导”，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有的人甚至还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是，如果要尝试一种新的活法，做自己的主人，路还是有的: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我下决心，安下心来，就在这里从头干起。也许有人会说，无论那个组织如何，我们的专长和学识都应该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国家，我原本也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许多我们的前辈和同辈也都曾经非常虔诚地尝试过，但是很多人的结局都令人心酸。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那个组织至今还不敢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老百姓不傻，一句“宜粗不宜细”是混不过去的。是谁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那个组织有没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

我生活在旧金山湾硅谷地区，这里气候宜人，充满活力，无论是过日子、创业、还是户外活动，都是好地方。这些年我换过不少公司，一半是跳槽，一半是被裁员。有意思的是，每换一次工作，我的收入都增加了。在“党的领导”下，“不安心工作”会受惩罚；没有了这个“领导”，“不安心工作”却给了我更多的机遇。我说的话，不管别人听了舒服还是不舒服，无人敢当众羞辱我。无论我的日子多么不容易，但都强于被羞辱，被“领导”的日子。每当我想到这里，我都觉得为此我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是值得的。

除了工作，我的业余时间用于登山、野营、游泳、钓鱼、唱歌、演出、阅读和自由写作。感谢上苍的眷顾，我过得自由自在: 自由地看，自由地想，自由地写，自由地发表。并不是说美国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但是对比我的前半生，我对我的生活已经没有抱怨了。房贷已经付清了，有吃有穿，还有医疗保险，还愁什么？

退休以后，偶而我还为一些本地的公司做项目。此外我还在筹备一个产品，专利是我自己的，合伙人都是些“不安心工作”的好朋友。这些活动都是我退休以后的“业余”活动，我把从事这些活动看成是我融入这个社会、体现我的人生价值的方式。我过去的老同学说我的工作寿命很长，我说这是因为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自己手里的缘故，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的故事，对人到中年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的回答。前面说过，我是抱着写历史的态度来写这篇文章的，我们的生命很短暂，很渺小，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我的故事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也许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总是难忘故土。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以广东农民为主的大量中国人移民美国充当劳工。现在在加州还可以看到中国营、中国湖、中国墙、中国湾、中国滩、中国村等等。但是除了在天使岛原移民局墙上的忧愁的诗句，我没有看到过他们留下的任何文字。我希望，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看了本文，可以了解到在世纪之交，有个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知识分子，转换了人生的轨道，毅然在美国重打鼓另开张的故事，包括他的悲欢离合，他对故土的眷恋，他的期盼。当年的移民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如今的移民是因为失去了什么呢？也许有读者看了本文以后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我相信我们的后代无疑将会有更加清晰和客观的答案。我还相信我们的后代中国人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法制更健全、更有个人尊严的社会。

最后想起了辛弃疾的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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