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的民国，战争连绵不断，因战争造成的农田基础设施严重残旧，加上不断出现的自然灾害，把民国捣鼓的支离破碎。

军阀混战，鬼子扫荡，土匪盛行，武装割据，这些都同时在民国的大地上上演。而曾几何时，我们对民国全盘否定，那时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

陈丹青说过，“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

民国时期，文人儒士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一生不党，拒不做官，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而今天，“大到院士，小到大学教师，前有高校毕业生，后有企事业单位人员，都争先恐后跳进了‘窃门’。堂而皇之扒他人学术成果，为自己牟取功名利禄的伪知识份子大有人在……层出不穷的问题教授、‘文化妓女’得了软骨病，抛气节、丢良知，将尊严一脚踩至脚底，啐上一口浓痰，向名利把头低……”无价的学术、高尚的知识份子气节，在市场化的大潮中贱廉到这等地步。

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据统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2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虽然在当时也有记者遭到军阀迫害，但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并没有遭到所“攻击”对象的报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政客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标榜，同时追求自由的欲望很强烈，报纸是他们获取资讯的视窗，因此报纸的言论自由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国民政府不知悔改”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报纸的头版标题，试问中国有哪个朝代的报纸敢注销这样的通栏标题？“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活在清末，那样，离民国就不远了。”崔永元调侃高考作文题时如是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班线民纷纷赞同，向往回到时下大众传媒中的“美好民国”。章诒和也曾说，“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话，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国就好。这个很现实，这个可以做到，因为民国离我们不远……”

在辛亥革命中央杭州起义中，一个二十四岁的浙江青年拍下绝命照留给母亲，然后率领敢死队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抚衙门，活捉浙江巡抚曾韫。这个青年，名叫蒋志清——他就是后来的蒋中正，字介石。

当今大陆被拆迁户怨声载道，但1928年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冯玉祥就对动迁户说：“皇帝尚不能强拆，民主国家岂能违背民意……政府要拆房，如果给盖了房那就好。若没盖房，硬叫你搬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喜欢……”乃至蒋介石都不能对民众随意拆迁，至今其奉化故居钉子户还成为大陆人旅游怀念的风景。

民国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军队不是大陆教科书里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自1937年7月7号抗战爆发到1938年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将全国划为八大战区，战区共有国军117个师（不包括骑兵师和步兵旅），还有武汉卫戍14个师，西安行营12个师，军委会直属17个师，后方整训26个师，后备14个师等部队，抗战初期牺牲的血肉之躯就是出自这些部队。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歌八百壮士》歌颂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的壮举，成为激励广大爱国军民斗志的响亮号角之一。1937年10月27日，第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奉令率800官兵坚守上海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谢晋元指挥下，800官兵孤军作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毙伤日军百余人。至31日，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四行战斗受到上海人民的支援和赞誉。

1944年9月7日，第79军军长王甲本与军部手枪排正面遭遇大部日军，43岁的王及部下均战死。王甲本是抗战期间直接与日军肉搏而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中国军官。1949年，王三子一女遗于大陆。其妻于1950年代初被作为反革命家属枪毙，其子王宝光曾与杨振宁为同窗好友，文革期间亦被摧残致死。

西安事变后，闻一多怒斥张学良。清华教授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

张学良日记中说，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台湾桃园大溪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蒋介石次子，蒋纬国14年未被晋升。一次，他对蒋介石说：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直没有升迁的，其一是你，（蒋介石是五星上将，为台湾军界最高军衔），另一个是我。直到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上台，他又调侃地说：“我很高兴，因为我也升官了，我以前是蒋总统的儿子，现在是蒋总统的弟弟。”

国军将领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中回忆长春围城战：军队的缺粮情况如此，一般市民的处境就更惨了……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长春街头经常出现被遗弃的婴孩。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个饿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凡听到孩子们撕肠裂肚般啼哭的人，无不心碎。但1948年11月的上海共军进城，大批上海人在火车站自觉排队购买车票准备逃离上海。注意亮点，几乎没人插队。……

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清廉在台有口皆碑，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上述片段，都已成为我们曾经拥有的光荣民国无法抹去的记忆！

正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述说，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却有明显进步。

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民国时期的新文化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传统国学也是云蒸霞蔚，两者都让人津津乐道。当年北大如何，清华如何，西南联大又如何，这都是今天许多“民国粉”们喜欢谈的。

关于民国的进步，秦晖讲两个过去人们比较忽略的问题。一是人口模式。传统时代人口的增减是王朝兴衰的显示器，而乱世人口大减则是常规。然而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但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复旦大学人口史研究团队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中国人口史》六卷，其中后两卷就集中揭示了这一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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