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开始了一场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故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一直以来，中共都把 “延安整风运动” 称作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说它清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文革”后，一些敢闯党史“禁区”的学者却用全新的研究成果完全颠覆了这一定论。

高华先生所着《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便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该书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拂去了历史的尘埃，再现了被掩盖多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真实原貌。

从这本书中我们得知，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194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从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1942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全党的思想改造；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新制度的创设。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

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投诚，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

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延安整风运动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以整肃全党干部为目的的“抢救运动”，它直接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

那年冬天，毛泽东和康生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借口，1943年4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干多人。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年轻的志愿者们被逼着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随时进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进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1943年8月15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着被揪上台去，逼着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进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创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厂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1943年8月8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也被打成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年轻的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1944年6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斯诺夫人海伦对人说，1937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尖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高华先生最后的结论是：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方式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4/27/n1290817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