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在我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 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04
山西曲沃是棉麦之乡，相当的富裕，社员们下田劳动衣服鞋袜都穿得整整齐齐。林城中间一条街，两边的房子都是砖瓦房，也都整齐。家家户户堂屋灶间都擦抹得干干净净，睡房有炕，占地宽阔，妇女们纺棉花、拧线、缝衣、做鞋、剪窗花都在炕上。摆上小方桌吃饭也在炕上。这张炕真正是当地农民家庭生活的中心。
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我们一帮知青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我只有十七岁。男女生分别住在集体宿舍。三年时间里，知青之间有点儿小内斗，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鸡毛蒜皮，与我后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语。大陆作家阎连科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来到他的家乡河南嵩县的那些知青如何地游手好闲、如何地吃派饭吃到农民叫苦连天、如何地偷鸡摸狗。这些事情在我们林城都没有发生过。
棉麦之乡，富裕是富裕，劳动却是非常苦重的。两季麦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种杂粮，种与收早已不只是春秋两季，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单是棉花种植一项就有无数活计，半点不能马虎。间苗整枝打叶杀虫除杂草还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这两项最是要命。本来，知青们的工具都是放在仓库里。很快的，大家都明白了工具利落能够省不知多少力气的真理，铁锹锄头镰刀花柴钳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头，好好看管，精心保养。我自己的铁锹镰刀都磨得飞快，夜深人静在月光下闪出刀光剑气。活儿干得漂亮的知青人人都有趁手的工具，也都绝不外借。
地里的活儿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疱，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血疱，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虽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间宿舍里，但是高喉咙大嗓子地随意聊天也是不常见的。我的“邻居”姓周，叫周毓敏，我就纳闷，世界真是那幺小吗？难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党委书记的亲戚？询问之下，她果真是周毓英的嫡亲妹妹，而且她双眼高度近视，几乎半瞎。劳动中，她根本就在摸索，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赶不上进度。很快，她就进入半劳力的行列，与生产队的老弱病残在一块儿了。她也不能帮厨，连喂猪也有困难。我一边帮她的忙，一边小心地探问，这样的病弱，怎么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语，直接地告诉我，是她姊姊让她下乡的，姊姊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政治运动，至于妹妹的死活当然就不必考虑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姊姊特别积极，我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她笑眯眯的，好像已经做过很多次垫脚石的样子。大约是我脸上的表情带着惊讶，她笑着开导我：“在火车站，你没有听到广播吗？你妈在广播里大谈送独生女儿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不是拿你当垫脚石吗？不过，大概没用，那个人离那个高门坎儿还远得很呢。”我这才有些明白。
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里人推出来的，他们都充当了家里人追求进步的垫脚石。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在我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刚下乡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期间，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林城的贫协也积极配合，召开许多的批斗会，批斗之余还有游街。成分高的家庭因此受到了许多的磨难，但这些受到磨难的家庭却是逆来顺受的，随人打骂唾弃，只是低头不语。批斗之后，照样下田劳动，照样干得彪悍，绝不落人后。奇怪的是，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劳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最可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小脚妇女，在街上蹒跚前行，小脚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来，许多农民对此都是很不忍的。好在工作组不久之后就撤回县城，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于是，我有了闲情有了逸致和村里的女青年们相处。她们真是好看，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她们的温柔与聪慧更是展露无遗。要出嫁了，媒人从男方家里拿来婆婆的鞋样，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双无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简直是艺术品，鞋底纳出花儿来，鞋帮上更是庄重地绣些吉祥的图案。托在手心里，我说：“你那未来的婆婆怎么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说道：“不嫌弃就好了。”她们静静地期盼着将来的幸福。她们不怕辛苦与操劳，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外婆的脚是半大脚，也就是缠过一下又放开的。这样的脚买不到现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请鞋店做的，前门外的好鞋店总是单鞋棉鞋预备得齐全。
“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传统被打翻在地，老顾客们的鞋样子都被一把火烧光。打那往后，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1980年代，韩秀以外交官夫人身份来华。
（以上图片皆为作者提供）
05
我喜欢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欢他们干活的潇洒与帅气，喜欢他们哼唱的晋南小调与戏曲。1964年的我也完全没有任何对于人生的计划，我以为我将终老在这里。尽管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调到县城、调到省城，甚至回北京，但我知道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想都不必去想。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白天我照样下地干活，不少知青觉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周毓敏眼睛看不清楚，织毛衣却飞快，而且花样翻新。她在与农家少女的交流当中得到很大的快乐。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课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纸供应，我连夜将纸张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画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画地在白报纸做成的册子里画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讬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
学校只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开课。农忙时节，老师和孩子们都直奔大田，老师如果干活儿不像样子是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的。讲老实话，在晋南农村，真正受到人们敬重的都是农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闲之徒无论怎样根正苗红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种经过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实了许多。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彭真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他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也随之成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
最早听到这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师卢秉文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卢秉文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当时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后来，我在新疆还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
06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
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时，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素来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经过几年的磨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对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待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当我登上西行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的险恶。我甚至无从想像，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的许多暗夜里，我常常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长逝水湮没了的如歌的日子。
写于2009年4月11日
【韩秀，中文原名赵韫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2岁时被母亲赵韫如送回中国。1964年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不久，下乡到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务农。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避难。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到美国，定居弗吉尼亚州，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迄今已发表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评论等体裁在内的三十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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