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姚治邦才十一岁。

那年底到次年初，他家所在的南汇县掀起了搜捕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高潮。短短几个月内，全县共处决 “反革命分子”好几百人。

当时完全没有法制观念，枪毙人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也不需要上级的批准，一个县的司法部门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决、自行处决。一时间，凡是中共新政权成立的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沿海，到处张贴着一批批政府集中杀人的布告，全社会都笼罩在血腥的红色恐怖之中。

姚治邦回忆说，镇反的风声越来越紧，他家熟悉的许多人都被抓了起来，全县每个集镇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枪毙人。父亲在十年前曾当过几个月的乡长，会不会被政府抓进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他出去避避风头。他却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政府是了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产党的。再说，我有几个年纪很小的儿子，这么一大家子人，我不能走。”这年春节，母亲挺着大肚子忙着置办年货，全家过了最后一个团圆年。

农历正月二十九，姚治邦的母亲生下了他最小的弟弟。就在之后的第三天晚上，厄运降临到他家。父亲被通知去“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抓进去的当晚，母亲知道情况不妙，为了今后的生活，在隔壁本家处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来抄家，没收了店里的全部大米、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及部分家产，还查封了两间开店的房子。个别人还冒充政府人员多次来我家，把一些值钱的家具、服装、财产全部抄走。” 姚治邦回忆道。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是姚治邦一家大难临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让他觉得很奇怪。在他家南面二十米处的小桥边，放了一条长凳。两个陌生人坐在上面，一直紧盯着他家门口张望。他走过小桥回家时，他们指着他的背叽里咕噜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他实在想像不到父亲那天将要被处决，坐在长凳上的人竟是专门负责监视他家的。

这天下午，政府在周浦镇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参加的群众有数千名，包括姚治邦父亲在内的十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执行集体枪决。据参加公审大会的熟人对姚治邦讲，他父亲在被枪决前在刑场上声嘶力竭地大喊三声：“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惨叫声响彻整个刑场，引起场内一片喧哗。为此，临刑前的他挨了不少枪托。

姚治邦回忆：“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好心的乡亲帮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摇了一条船，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大的孩子去收父亲的尸体。在大操场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绑的父亲背着脸倒在血泊中。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慢慢地解散绑在他身上的绳索。父亲被翻过身来，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红了。父亲脸色蜡黄，但两个惊恐的眼睛睁开着，仿佛在向人们呐喊和倾诉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见母亲流着眼泪，一面喃喃地说‘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会带大的’，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把父亲的眼皮往下抹。父亲的双眼合上了。邻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亲背上皮肤雪白，有一个枪洞。家人用布把枪洞塞住。父亲脚上的鞋子是三弟帮助穿上的。

草草安葬了被枪毙的父亲后，姚治邦的祖母在家里摆起了香案，烧了一个星期的香。祖母对儿子的死极度悲伤，天天晚上又哭又诉，哭诉儿子的冤枉，哭诉她的过去。政府派有便衣在姚治邦家门口，监视全家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听到祖母的哭声，就会狠敲他家的门，并恶声狠气地进行恐吓。祖母听到敲门声，吓得不敢哭出声来。

姚治邦的父亲死后不久，政府派人送来一张判决书，上面写道：姚国璋，于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陈水关桥当过七个月的伪乡长，为敌伪政权服务，与人民为敌，沦为汉奸。任职期间，勾结敌伪区长郭正章、伪巡警李松文，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有一农民向地主交租时，因讹他少交两升租米，争执到乡里，被乡长姚国璋罚判补交六斗大米。姚国璋还仗势欺人，敲诈农民顾六明，后顾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几条第几款，判决姚国璋死刑，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判决书的内容看，姚治邦的父亲一无血债，二无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该杀”之列。判决书上所列出的罪错，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争执。姚治邦的母亲哭着对家人说：“绝对没有敲诈顾六明这个事。政府实在是冤狂了好人啊！老天爷呀，你太不公了！”

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历时两年多，南汇县被政府作为反革命罪而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达到八百多名。四年后，政府又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南汇县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过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发动扫荡“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全县又搜捕了五百余名“反革命分子”。通过这几次镇反运动，凡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做过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关押、处决、抄家、管制、整肃。几十年里，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

一个曾在南汇司法部门工作的人，他的儿子是姚治邦的小朋友，后来对他说：“你父亲真是冤枉的！”据说是隔壁开米店的同行恶意向政府告发了他。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11/n1301534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