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2月8日，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Brest）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举办的一场会议上，三名与会者本想讨论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但他们最终却签署了一项协议，推翻了一个帝国，结果震惊了世界。

这3人分别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orisYeltsin）、白俄罗斯总统舒什克维奇（StanislavStanislavavichShushkevich）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LeonidKravchuk）。

“作为地缘政治现实和国际法主体，苏联不复存在。”他们在别洛韦日协议（Belovezh Accords）中写道。

30年前的12月25日（1991年圣诞节），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正式下台并宣布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三十年里，前苏联的兄弟——世界上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国共产党，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研究至今。

澳洲广播电台（ABC，简称澳广）报导说，中国共产党（CCP）撰写了数千篇内部论文，举行了学习会议，甚至制作了一部苏联垮台的纪录片。

“他们早上醒来，晚上睡觉时都会想着（苏联解体）这件事。它影响着每一个重大决定。”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Shambaugh）告诉《华盛顿邮报》。

“为什么苏联解体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泄漏的一个讲话中向党内官员问道。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动摇了。最终，没有人是真正的男人，没有人出来反抗。”习说。

苏联解体给中共带来三大恐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腐败、开放信息，以及颜色革命与西方影响力。

1.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腐败

澳广报导说，早期苏联是美国的经济对手，拥有巨大的制造能力，但最终腐败摧毁了效率。到最后几年，由于太空成本、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以及卷入拉丁美洲、非洲和阿富汗的代理人战争，使得苏联的经济陷入困境。

苏联的计划经济是由中央控制的，具有效率低下、浪费和货物短缺等弊端。

布鲁金斯学会的戴安娜·维利尔斯・内格罗蓬特（Diana Villiers Negroponte）说：“卢布只有纸面价值，苏联公民总共持有400亿-4500亿卢布，但他们没有什么地方可花钱。商店货架上几乎没有什么消费品。”

意识到苏联的错误，北京拒绝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接受了所谓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中共试图用钱来控制民众，追求与任何成功的自由经济体类似的物质生活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拥抱西方价值观。

2. 开放信息

Glasnost在英语中大致翻译为开放，是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中期拯救苏联的最后一招。

经过数十年的审查和信息封锁，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以提高政府透明度和人民的言论自由。

被禁书籍允许放回图书馆，许多公民第一次了解到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暴行，俄罗斯人突然接触到西方民主国家相对奢华的生活方式。

新的开放政策是在切尔诺贝利发生毁灭性核事故的同一年通过的，公民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言论自由，表达了对这场灾难的愤怒。

戈尔巴乔夫后来说：“切尔诺贝利灾难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开启了苏联更大的言论自由的可能性，以至于我们所知道的制度变得站不住脚。”

北京领导层内部的许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垂死挣扎的岁月里承诺的一项名为“公开透明”的苏联政策，是个致命的错误。考虑到这一点，北京领导层在管理中国境内的信息流动方面更加专制。

中共利用法律和技术的结合，建立了所谓的中共“防火墙”，阻止或限制人们对西方网站的访问，包括Facebook、谷歌、Twitter和维基百科。

3. 颜色革命

中共将苏联解体的责任直接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受到西方的影响。

2013年，中共强制共产党官员观看一部由六部分组成的记录片《和平演变》。该记录片警告说，如果中国（中共）屈服于“和平演变”，可能会面临与苏联类似的命运。

中共领导人一直认为，美国正在缓慢且肯定在试图推翻北京的领导地位，不是用炸弹，而是用民主价值观。

专家表示，一些中共党员担心如果让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可能会在中国发生所谓的“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最初出现在前苏联的反对政府的和平起义上。

“反华势力从未放弃在这个国家煽动颜色革命的企图。”中共官员在中国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写道。

一名北京高级官员表示2019年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具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

因此，北京一直试图将周边地区——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置于其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之下。

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在他的著作《中国噩梦》中写道：“虽然中国（中共）正在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实现（其）更宏大的雄心壮志，但它也面临着深刻的内部问题和党内日益腐化的问题。”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2/27/n1346174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