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靠农民起义起家，然而当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农民被斗、被杀，财富与权利被掠夺。在中国经济成长的近30年来，他们又沦为城市里被压榨的对象。而今“共富2.0”又将隆重登场，他们能否终结党的棋子与牺牲品的角色轮回？

贫困悲惨
农民：“问题的根源在中共”

农民之所以如此贫困悲惨，问题的根源早在中共消灭地主阶级时就已种下。当时农村较为富足的人群大都是勤奋致富的农民或世代传承的乡绅大户，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这个阶层消失了，让农业持续发展的技术没了，能排解纠纷、主持公道、令各方信服的人也没了，农村稳定朝向正面发展的动力也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中共用土改灌输农民不用辛苦耕作，只要昧着良心揪出有钱的街坊邻居来斗，就可以分到他们的土地财产，于是成天只想着举发、批斗、不劳而获的人多了，农村的社会不稳与经济萎缩，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中共用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一切劳动成果归集体所有，使自古就勤奋努力的农民丧失了积极性，却养成了敷衍、浪费、浮夸、造假等等不良的习性。后来中共又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逐渐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抽离传统的美德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等，而灌输以谎言、暴力、假恶斗等中共奉行不渝的斗争文化，以及不等中共的屠刀举起，就自动跪地求饶的奴化态度，以致于遇到冲突时，不会先以理性平和的态度解决问题，而是一味顺从忍耐到极限，然后采取激烈极端的方式反击，结果往往以悲剧收场。

1. 农民工：成为自己国家中的“二等公民”

文革结束后，农村地少人多，多余的劳动人口约有两亿人，农民极度贫困。接下来的改革开放以发展劳力密集型工业为主，加入世贸后，外资进入设立各种工厂，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需要大量工人，农村的劳动人口快速流向工厂集中的都会地带，成为所谓的“农民工”。

农民工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都市的街角路边，等待招工工头的眷顾，工资往往只用口头约定，工作的范围和时间的长短通常也没有契约明确规定。他们可以为了微薄的收入，从事城市工人不愿做的高危险或高强度的工作，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简陋的居住条件，对他们而言也不成问题，挣到的钱能养活自己和留在农村的家人，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重点。

在2021年出版的《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中，记述了来自贵州一个穷困偏乡的农民工家族的经历：莫女在1998年到沿海城市的电子工厂打工，当时工资每小时一元；她的表亲也到工厂打工，和其他10个工人挤在一间潮湿闷热、没有厕所的小宿舍里，但他认为工厂的待遇很好。

庞大且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成为出口大国的基石，但在经济起飞的同时，付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因为中共城乡二元化的户口制度，使农民工在城市无法获得的权利保障多达20多项，涵盖了就业、住房、教育、生育、医疗保险、退休养老等方面。也就是说，在雇佣关系和公共福利上，农民工是被双重剥削的弱势族群，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

中国目前的户口制度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当初中共将人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二类，是为了实施物资配给，方便计划城市和农村的人口、粮食等数量，作为发放粮票、饭票、油票等等的依据。时至今日，各种票券早已绝迹，不合时宜的户口制度使农民在持续的差别对待中，处于劣势地位。

例如农民工的子女，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资格上公立学校，而私立学校的高昂学费又令低薪的农民工无法负担，最后只能将子女送回乡下老家接受教育。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部的资料显示，全国有超过1500万的“留守儿童”；但是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来看，中国有一亿名儿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成长阶段的农民工子女被迫和父母分离，造成心理层面的伤害和教育程度的落差，使其难以翻转命运，最后不得已步上父母的后尘，成为下一代的二等公民。

2018年中美开打贸易战后，外资逐渐撤离，工厂开始迁出。2020年瘟疫爆发以来，撤资迁厂的速度加快，中国经济严重衰退，中小型企业纷纷倒闭、老板卷款逃跑，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农民工被积欠工资、讨薪无门，最后走上绝路的新闻，频繁的在中国新年前后出现，例如2021年湖北黄冈21岁的小伙子因为要不到工钱回家过年，留下一段视频后自杀；山东一个村民在大年初三为讨回6000元欠款，残忍杀死对方一家六口……。

湖北一位农民工向大纪元透露出实情：“问题的源头在中共”。他说，拖欠工资最严重的是政府主导的公共工程，官方没将钱给承建商，承建商也没钱给包工的工头，工头哪来的钱给农民工？农民工拿不到钱是很普遍的问题，有时做九个小时只拿到八小时的工钱、有时拿到的数目比当初约定的还少。“我也是农民工，到今天只要到了二分之一不到的薪水。”他表示，但凡还有生活下去的路，他们是不会走极端的，是被逼得没有活路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欠薪、讨薪问题，中共在2020年11月就展开了所谓的“欠薪清零”行动，要求和政府相关的投资案，欠薪情况要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在2021年中国新年前“动态”清零。中共宣称“欠薪清零是政府作出的一项郑重承诺”，然而上述提及的讨薪悲剧，正是发生在中共“郑重承诺”的这段期间。

2. 农村与农村里的农民：人老地荒村无奈

根据统计，到2020年底，全中国的农民工总数约有2.856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农村人口约6.19亿人，占总人口的45％。同样在2020年，中共总理李克强提到，中国有“六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一千元”，这个数据和中国官方和学术机构的统计结果一致。大陆经济学者何军樵表示，这六亿人主要是农民，而月入一千元是包括农民工在外打工的收入，如果只算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数字还会更低。根据他的计算，中国的农地面积和农民人口比，是人均二亩地，而土地的产出是有限度，“每亩地一年才挣几百块钱”、“若要按农民算，一个月才二百几十块钱”。

正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实在太低，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大都是老年人、丧失工作能力的中年人和小孩。而小孩到十五六岁也会离开。

农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与此相印证的是一份针对河南、山东中两个农业大县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农村中55岁以下的人基本不种地，不想种、也不会种。因此随着老年农民的凋零，农地荒芜废耕的情况将会越趋严重。

以湖南某村为例，这个小农村在1985年有132人，其中青年约占一半；到了2015年，全村只有54人，基本以老幼为主。村里的水田插秧率不到十分之一，其他都已逐渐改为种玉米，稻米不够吃就去镇上买；旱地的耕作已经全靠农药和除草剂，连续多年使用后，土质异化地力下降，庄稼产量大减；最后只能种茶叶或油茶，用最简单的方式种植只是表示该土地是有主物。与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相反的是野生的动植物：树木肆意生长造成农田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动物则和人类争夺食物。

3.钱进工商、债留农业

从“大跃进”时期的“超英赶美”，到改革开放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大国崛起的“中国制造”，哪次不是“钱进工商、债留农业”？根据《中国农民调查》估算，光从1953到1998年的45年间，中共就藉由各种政策，光明正大的掠夺了农民至少三万亿元的财富。至于2000年加入世贸后，为了在经济上快速成长，而对农民和农村进行的各种剥削与压榨，更是难以估量。

理应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基础建设，例如农村路网、电力及通讯设备、自来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学校育乐等设施，中共统统转嫁给农民。为了开采矿产、建造水坝、电厂或工厂等大型工程而侵占农地、掠夺资源、造成污染，却不给农民合理的赔偿。种种农民应有的权利被剥夺、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却被强加，也是造成农村长期贫穷落后的因素之一。

共同富裕再次共人民的产，成为党的家产

中共在钱袋枯竭又急需用钱的情况下，理所当然会重操旧业、继续共来他人之产为己所用。只不过现在不能再叫“共产”，新时代必须换个“伟光正”的说法，才能继续迷惑外界并顺利达到目标。

于是出现了在2021年令全中国为之震动的“共同富裕”（以下简称“共富”）。这并非现任党魁的创意，早在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发展合作社的议题上即已提出这个说法。在合作社时期，为求共富而推行集体耕作，结果造成减产与饥荒，不堪回首的记忆才被接踵而来更加惨烈的悲剧所取代，新时代的“共富2.0”又将隆重登场。

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共富2.0”首发瞄准的目标是农民承包的土地。农业农村部的农地承包制改革计划，宣称要在“自愿”、“有偿”的基础上，让农民退出承包，说白了就是中共要再次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抢过去。

在篡政后的1950年，利用底层农民“斗地主”，并瓜分其土地，中共称之为第一次土地改革。1953年又利用农业集体化的合作社形式，让农民交出到手才两三年的土地成为集体所有，是为第二次土地改革。改革开放时期的土地承包制被称为第三次土地改革，意思是中共允许农民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各种自主的农业生产行为，以此作为执政的伟大政绩。

但中共却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避而不谈。当初农民拿土地入股合作社，土地成为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合作社后来改为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1982年解散。照理说，人民公社解散后，土地应该归还给原来拥有该土地的农民，但中共依然将土地视为集体所有而分包给农民。农民不仅不能拿回土地，还必须额外付出承包土地的成本，才能使用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所谓的政绩，说穿了只是将农民由人民公社时的农奴状态，改成了佃农身份，如此而已。

现在中共连这个农民付费使用自有土地的权利都要剥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也没有使用权的农民，是否再度面临被中共利用过后，被牺牲抛弃的命运？

完结

——转载自《新纪元》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13/n133741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