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一手制造了遍及全中国的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不仅农民普遍挨饿，饥饿也蔓延到了中国的大城市，甚至蔓延到了首都北京。 文革后，作家老鬼在《饥饿的北京：1960年代爹亲娘亲没有粮票亲》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北京那时的饥饿情形，读后令人唏嘘。=

他说，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上午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就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氛，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了，屁股扭来扭去的。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一秒钟都不拖延。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冲向食堂，兴奋地喊：“吃饭喽，吃饭喽！”

班里有位伙食委员，一个月一次专门负责统计每人每天的伙食安排，然后报到食堂管理员那里。值日生打饭时按每班每顿饭的总量打。中午有人吃三两，有人吃四两。值日生将主食分到每人碗里，再把菜分到另外一个碗里。我一般都是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我每顿吃完饭后，都要将碗里的饭粒舔得干干净净，而且刷完碗后，还要把刷碗水喝进肚子，将残剩在碗里的菜汤、油星、肉眼看不见的细微饭粒全吃光。可每逢离开饭厅时，依旧有些失落，因为肚子里还很空，半饱都谈不上。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我就无比羡慕，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可爱的场所。尽管里面总是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异常地亲切诱人。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了。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充填感，胃突然盛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所以，单位时间进食量多，对胃神经的刺激才大，因而吃得越快才越解饿、越有饱感。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最不饿？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经常切磋的问题。我试过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还试过早四两、午三两、晚三两和早三两、午三两、晚四两……甚至还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但这一斤粮食无论怎么吃也还是感觉饿。经过反复比较，我依然采用了大家普遍的吃法－－三、四、三。为解决上第三节课就饿的问题，我还尝试过早饭只喝三碗粥（一两一碗），不吃干的。这样当时会觉得挺饱，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个人都被饿得眼冒金星，粮票就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各省市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哎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十块钱还可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还能要到两分五分的；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因为，这等于是从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掏吃的啊！

记得听同学们说过：就有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豆制品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问我在家吃几顿饭？吃两顿饭给半斤粮票，吃三顿饭就给一斤粮票。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父亲在饭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吃饭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人挨饿时最渴望的是吃饭，根本无暇考虑寿命问题。只要能吃饱，活不长我也认了。

因为老挨打，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不敢向他要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离晚饭时间还很长，什么也没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钟点，脑子里总离不开与吃有关的念头。我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营养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如果这个发明成功，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还千古不朽；大饥荒到来，工厂只要多生产一点儿这样的药片即可。

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营养比真黄豆、真猪肉、真蛋白还高……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水沟里绿绿的、毛茸茸的、脏兮兮的污物顿时成了宝贝。我对小球藻也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更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还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把胃的体积勒小。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人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再用水涮涮，将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进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走读同学比我还强些，回到家可以再蹭点吃的，能回旋缓解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一斤粮食为生。早三、午四、晚三，多一口也没有。食堂铁面无情啊，馒头、米饭、窝头二两就是二两，只少不多。熬菜青汤淡水，根本别指望能吃到肉。所以我老是饥肠辘辘，被饿得晕头转向。

一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掉。学校附近的饭馆我全部吃遍了，知道了哪个饭馆二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最经常的话题也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三两好大一碗。我就专门去吃。即使已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一定要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有了饱感才行。

饿了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这样平时挨饿还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一到月底，本月粮票全都花光，就得熬到下月发粮票。中间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一碗萝卜汤喝，暖暖身体，让嘴巴能往肚子里咽下一点儿东西。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地吃米饭、嚼花卷，我无比地垂涎和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而我这时候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五斤的粮票。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我激动之余，还是忘不了饿，空肚皮没法蒙，它吃不着东西就闹，让你心慌气短。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还，我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承认怎么办？认真考虑怎么抢他一个值钱东西作为逼他还我半斤粮票的办法。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学校就能多退我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儿，留着自己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两天零一顿只交两斤粮票。但那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粮票，她会唠唠叨叨很长时间。每逢我跟保姆发生矛盾，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教育我要尊重劳动人民。

这保姆五十多岁，我们管她叫施阿姨，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爱抽烟，一身烟味，面色蜡黄。她嘴巴能说，特会当面奉承人。对着母亲赞叹：“杨同志心眼儿真好。”对着父亲夸奖：“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极宠信她，所以就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当面称赞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却为我少给了一点儿粮票，就指责我“自私自利，总剥削家里粮食”。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吃。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就做几碗米饭，一碗也不会多。菜有时还能剩下一点儿，饭则永远别指望谁能剩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父母是她的监护人）。她若不给粮票，这保姆就真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碗柜等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我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饼干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十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她解释说：因为她和父亲定量很低，家里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饭不交粮票，所以粮食老亏。

事实上，父母也确实吃不饱。多年后，我从母亲的日记中获悉，当时父亲被饿得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目眩，根本就写不了东西。因此他们指示施阿姨，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著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母亲有时候会指示施阿姨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瓶子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一两。

(大纪元: http://cn.epochtimes.com/gb/22/5/22/n13742533.htm)